道家和道教：同义词的历史与形成

我本人认为，与分析“气”的时候一样，关于“道教是什么”这个本次会议的重要论题之一，也能够运用“比较的方法”加以阐明。

日本学界进行过长期讨论的与道教相关的重大问题是，“道家”和“道教”是相同还是不同?可以极为简略地讲述这个问题:中国和欧美视道家和道教为同义词。因而，在欧美，道家和道教都用Taoism一个词翻译。但在日本学界，认为“道家是哲学，道教是宗教”，直至十几年以前都作为不同的东西加以区分则是常识。按照日本式的区分，“道家”是指公元前的老子、庄子等哲学家团体的词语，“道教”是指公元后以张(道)陵等道士为开祖的宗教集团的词语，因而“道家和道教两者之间没有历史的关联”。

但在中国和欧美学界，则不承认日本的这种割断道家和道教的观点，认为(即使因时代而有所变化)两者之间是具有历史关联的。

我年轻时也曾毫不怀疑地信奉日本式的区分。因为被日本的前辈学者(多人)灌输了这样的观点:中国和欧美的看法，是“因为不太了解道教才会这样说的”。在10年以前，最常听到这样的批评:中国学者认为道教是迷信而对其不具有学术的关注，实在不懂得道教;欧美人“因为是外国人”，所以不太了解道教。

但是，仔细地阅读文献，逐渐就会发觉，日本前辈学者的看法是错误的。

因先入之见而导致的偏见是可怕的(关于这种偏见的来源，参照本节最后的解释)。

可以说，仅仅依据日本前辈学者的意见，即以相当“独断”的方式，欧美学者暂且不说，甚至否定了中国学者的见解，是性急的浅见。我以为，大概在以往的日本和中国(不，现在也许还是这样)，首要地重视、探究语言意义的研究不多。其证据如已述及的，直至最近，在出版的有关道教的中国词典和研究著作中，还没有历史地梳理“道教”的语义演变的研究成果。

这里我仅简明地提出结论，“道家”和“道教”的用语是如何形成的?这两个词在文献中是如何使用的?在文献上历史地考察一下这两个问题，就会发现两者显然是同义词的事实。

从几种证据文献来看，道教一般是称为“道家”的。其代表性的例子是，在公元前4世纪初的著作《抱朴子》外篇中写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于道家。”不用说，被认为是属于这个“道家”的神仙(公元前的最初用例曾写作“神僊”)、养生、延年等，是指道教的各种术。

其后的《魏书·释老志》，是公元5世纪道教概论性著作的最重要文献之一。其中也称道教为道家，说“道家之源出于老子”，(叙述了张陵以来的教义传统而)写道(文中虽有“清整道教”之语，但这个道教只是“道之教”的意思，并非宗教教团意义上的道教):“(在拜访寇谦之时的车马上)旗帜皆为青色，乃从道家之色。”

在现代，像这样把“道教”写作“道家”的例子，在中国史上不计其数。

后世最典型的例子，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关于道教的总论。在这部中国最后的王朝清朝敕命所撰书籍目录中，不使用道教一词，而是用“道家”来概括有关道教的书籍的。

“道家、道教是同义词(synonym)”，这不单是某个人的解释，而是上述文献所揭示的事实。所以，道家、道教为同义词的看法，现在是不可否定的。就是说，中国、西欧学者的传统观点是恰当的。

虽然冒昧，但我认为，日本前辈学者陷入“道家、道教是不同之物”这一错误理解，其首要原因，实际上在于从现代世界的视角来解释古代这一点。即“道家是哲学，道教是宗教”这种分析方法，是从哲学与宗教相区分的现代人观点出发的。但是公元前的汉族人，是不是区分了哲学和宗教呢?有区别的必要吗?在古代社会，今天所谓的哲学和宗教是合为一体的。只要读一读《史记》封禅书等公元前史书中有关宗教的文献，就会明白这一事实。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把道家称为道教呢?”正因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认为道家和道教不同这一日本学者的观点才会通行至今。我对这一问题作出如下解释:

属于“道家”这一团体的人，到5世纪后半期自立为“道教”，在对外(即相对于儒教和佛教，并且在比较中)自称的时候，如对抗儒教和佛教，叙述自己作为道家的优越的时候，逐步把自己的团体称为“道教”。

这个解释是有证据支持的，所以稍加说明，即公元前已有“道教”一词，但那不过是“指某种道之教”，是可以加在任何教义之上的普通名词。如“道教”一词最早出现于公元前的《墨子·非儒篇》，但其意义不过是指当时流行的儒家的“道之教”而已。

而在道教作为一个宗教集团与佛教和儒教形成对立时，就公认地被称为“道教”了。其最早的例子，是5世纪后半期顾欢(约402—约483)所著《夷夏论》的下述说法:

佛教文而博，道教质而精。——《南齐书》卷五四

这句话分明是道、佛二教的比较论，将道教与佛教并列对置。在这种场合，是不称为道家，而称为“道教”的。(www.xing528.com)

像这样，作为与其他宗教相对时使用道教一词而代替道家的证据，6世纪《灭惑论》(大正藏五二，第49页下)中的下列文字可谓最佳:

三破论云，道家之教之妙者，在于精思而得一，无死而入圣。……灭惑论云，三教真伪焕然易辨。其佛法练神，道教练形。

上文中，假托齐道士张融所著的《三破论》使用道家一词，而刘勰则使用道教一词加以反驳。仔细阅读就会发现，与张融不同，刘勰不局限于道家，而是把视野投向儒教、佛教、道教的“三教”，在与“佛法”比较讨论时使用了道教一词。

就是说，“道教”一词，在与儒教、佛教比较谈论时，就代替“道家”而被使用。支持我这一推理的，是紧接着上引文字的如下一段话:

按道家立法，其品有三。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以太上为宗。——同上第51页中

这里与上文不同而使用了道家一词，但与现代的道教意思相同。

就这样在与儒教、佛教比较的时候，或意识到儒、佛二教的存在而讨论的时候，就代替道家而使用“道教”一词。《道教义枢》、唐末的《道教灵验记》等书籍的名称，也无疑是这种情况下的命名。

道家和道教的差异，只是“使用上的差异”，而没有至今以来许多日本学者所认为的那种意义上的差异。

以上所说“道家”、“道教”相区别的问题，是日本与欧美道教研究的最大差异，故这里先用英文阐述我的观点，然后通过简明易懂的图示来说明。

As is evidenced by related original texts quoted above，the two terms daojia(道家)and daojiao(道教)differ not in meaning，but in usage．daojia is a commonly used expression to indicate Taoismas a whole，while daojiao，an expression synonymous with daojia，has been used for demonstrating the unique features of Taoism(quite frequently with sense of superiority to other religions) since the fifth century A．D．when a religio(n)us group calling themselves Taoists was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a state cult．These terms are similar to the expressions of rujia(儒家)and rujiao(儒教)，and of fojia(佛家)and fojiao(佛教)．

详见《什么是道教》(收入平河出版社1983年2月初版《道教Ⅰ》和雄山阁1996年初版《选集·道教与日本》1)。同时希望能参照国书刊行会1977年3月出版的酒井忠夫编《道教的综合研究》、本书所收拙文《“道家”和“道教”的系谱和异同点》、以及1994年3月出版的《道教辞典》中的“道教”条等相关文章。

道家和道教两个词的差异，是“使用上的差异”，这也可以通过与“佛教”、“儒教”两词用法的比较而得到说明。中国的历史学家称佛教为佛家、儒教为儒家，这样称呼因不同情况而定，“佛教”和“佛家”在意义、内涵上是没有差异的。

从以上所举事项中明显可见，日本学者中流行的、区别“道家”和“道教”的观点，终究是难以通用的。而我认为，如果至此再三阐述的我的解释是正确的，道教研究史上有关“道教”一词的悬而未决或仍然被误解的几个问题，是能得到合理解决的。

反过来说，如果遵循认为道家和道教存在质的差异而严格区别的日本式解释，就必须把道家和道教看作各自不同的集团。这样的话，就必然在文献上遇到种种矛盾，不得不作出勉强的解释，结果，或迟或早会在学术上留下破绽。

描述道家(道教)从老子发端直到公元5世纪的传统的历史的，是《魏书·释老志》，是《隋书·经籍志》。是否将其作为史实来相信这一历史，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不能否定这一事实:对于两书把“道家(道教)的来源上溯到老子”的记述，当时的汉族人是相信的。

因而，现在，不把“道家”的语义纳入视野的道教史，是偏颇的、非学术的(虽然区别道家和道教的旧观点，至今在日本还存在)是落后于时代的，至少是在世界学术界不能通行的看法。

顺便说一下，在日本的江户时代，也有许多以道家指称道教的情况。在丛书类的注中可以看到其例子。把道家、道教作为不同种类加以区分的观点，实际上是日本道教学会首届会长福井康顺发表的(参见平河出版社《道教Ⅰ》的《什么是道教——诸学者的考虑》之［9］)，仅仅是日本学界的区别。福井康顺最先在“如果勉强区别的话”的附加条件下，把道家解释为“哲学的道教”，把道教解释为“宗教的道教”。但其他日本人在使用这一解释时，不知不觉就脱离了条件，而仅仅记住了“道家是哲学，道教是宗教”的区别，说出条件的本人自己也忘记了条件，晚年毋宁说是固执于区分了。

即使有“如果勉强区别的话”的条件，如本文所述，因为附加了错误的条件，所以福井康顺的观点本来就是错误的。但在国外青年研究者中，最近也有人就如同是自己的观点那样谈论已成为过去的这种区分。希望他们不要停留在摆弄道理的巧辩上，而要在大量并且正确地阅读汉文资料上作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