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中道教的重要性及影响力

今天，承蒙中村璋八教授和“林原”协会各位的关照，得以参加这个研讨会(1997年10月，冈山市)，与国内外许多研究者同仁相会，再次对主办者和有关方面致以谢意。中村先生希望我“对欧洲中国研究的现状，特别是法国的道教研究、法国与日本在研究上的差异做一个演讲”。因此，请允许我首先从欧洲的亚洲宗教研究史，特别是法国道教研究的倾向开始谈起。然后谈谈法国和日本在研究上的差异，最后围绕本次研讨会的主题“道教”，略述本人管见。

我向文部省报告的专业是“汉字文化圈的思想和宗教”，但按照日本学界历来的惯例，这就是“三教交涉史”。这个三教，是指中国传统的三大宗教，即儒教、中国佛教和道教。此三者在历史上同时出现，是在公元2世纪。

随后，三教作为各自独立的教团形成鼎足之势，道教教团开始具有“道教”这一公认的称谓，是从5世纪开始的。经过汉代、六朝、7—9世纪的唐代，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三教争夺主导权的斗争没有停止过。但是，到了14世纪初，汉民族推翻了一直统治中国的异民族蒙古族的元朝，建立了汉民族的明朝。从这个王朝开始，三教走向并立、共存，直至今日。

这样，儒教、中国佛教和道教的所谓“儒、佛、道三教”，自14世纪起，就在大体平稳中形成鼎足而立之势，直至现代。这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面貌。这种鼎立的格局，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宗教的特征，进而是近、现代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特征。对这种看法，即使不是专家，只要读过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会认同的。

实际上，18世纪时的皇帝、清朝的雍正帝在敕谕中就说: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就是说，政府明确地规定了三大宗教各自承担的职能，三教就这样逐渐在和平中并存而一直到现代。

三教共存这一现实，只要走入台湾和东南亚的汉族人社会中，就能很容易地看到。在中国大陆，1949年后直到最近的长时期内，是思想、宗教压制的时代，传统祭祀断绝了。还听到这样的说法:在道教中，台湾的道士进入大陆，反向输入了绝迹的祭祀。

虽然经历了种种迂回曲折，现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三教共存的局面也得到共产党的认可。

中国社会是这样的传统性的三教共存，因而要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哲学、宗教，就必定要研究三教共存的状况，即研究者应当尽量中立地看待儒、佛、道三大思想、宗教，客观地考察、思考三者的相互关系，这种三教研究应当构成近、现代中国宗教的研究。

但是，日本学界的现实却并非如此。日本人的研究方法，长期以来，实际上直到近20多年前，未必是将三教同时纳入视野的研究。对大多数日本当时的中国哲学研究者来说，只有对儒教的研究才是学术性的。在日本，长期以来，儒教的伦理占有很重要的社会地位，因而对中国学学者来说，对儒教的学习和研究才是有价值的工作，佛教和道教不是研究的对象。

因为儒教是中国的国教，所以教授儒教的日本公务教员，也只关心作为“人伦”的儒教。儒教是作为宣扬引导人成为圣人之道的教义，即是作为“伦理”被尊崇的，因而，儒教所具有的作为“宗教”的一面，例如正史中的郊祀志、释奠、祭祀孔子及其高徒仪式的意义和历史，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一说到“中国学学者”，在日本，实际是指“儒者”。

相对于儒教，在中国人看来，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并非中国文化的正统，而是“异端”，因而不被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正统的研究对象。道教作为迷惑普通大众的低级的迷信，也不是研究的对象。

我年轻的时候，曾写了关于中国佛教的论文，呈给国立某大学的儒学教授，以求批评指正。但我记得，那位先生只是回复说:“佛教只是繁琐之物。”在开始学习道教时，也有国立大学的教授亲自来提出“不要研究那样的迷信”的忠告。说“亲自”，决不是说那位先生要阻挡我前进的道路，是由衷地担忧年轻人走上佛教、道教等“宗教的邪道”。

以上举出的两种反应，现在看来大概是不能想象的。但在大约40年前的日本，这倒是自然的反应。在中国存在着佛教和道教，中、日两国的知识分子也都是承认的，但认为“值得研究的只有儒教”的想法，直到最近仍然没有改变。

不，在不同场合，即使现在还是有人这样认为。

但是，儒教、中国佛教、道教的“三教”共存于中国社会，在客观上是事实。而且，有人认为“中国人外面是儒教，里面是道教”等，三教在中国社会中各自具有巨大的作用，也是事实。因而，不能无视道教和佛教的存在及其对大众社会的影响力。

因而，从现代学术的立场来看，自然就产生了在儒教以外研究道教和佛教的必要性。当然就要排除喜好或厌恶的情绪，或抛弃“儒教为正统”而不顾其他的教义，客观地、有时是批判地考究中国的本来状况。

与中国人和日本人不同、不为传统所束缚的西欧人认为，“把佛教和道教定为异端或迷信加以排斥、不进行研究，就不能正确理解中国历史的变迁和中国社会的现状”。特别是西欧的传教士们也逐渐认为:“如果这样，传布和使基督教渗透的方法就不起作用”，这些也都是自然的。(www.xing528.com)

他们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对中国佛教和道教的研究。最初是以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教为目的的。但到了19世纪初，在法国(特别是巴黎)的最高教育机关，亚洲研究的讲座开始脱离基督教系统单独设立了。在这种情况下，对“何为中国”问题的研究，不是基督教传教的手段，而是作为近代学术的对象兴盛起来了。

这以后的中国研究史，请参见拙著《欧美的东方学和比较论》(隆文馆，1991年)，不再作更多说明。总之，中国研究在欧洲逐渐兴盛起来了。我们称这种欧洲的中国研究为“中国学(法语为sinologie，其他语言与此大同小异)”。说起日本的中国思想研究，很多人认为只是对儒学或孔子、孟子的研究，至多是对朱子学、阳明学的研究。所以，需要附加说明，这个中国学中也包括对中国佛教和道教的研究。就是说，使用汉字资料的研究都归入中国学。

韩国和东南亚的古代史留下了汉文文献，所以，有时关于这些国家的研究也属于“中国学”的范围。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法国、英国、德国和俄国，这种中国学的优秀学者不断涌现。美国、日本等也致力于“中国学”，也出现了许多为得到法国学者们的认可而留学的年轻人。

即使说巴黎成了“东方学的发源地”，也不为过。

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原美国驻日大使。哈佛大学教授，专长为日本宗教史)教授作为学生在巴黎留学，也就是这一时期。后面还要论及，赖肖尔的指导教授是保罗·多米埃韦尔(Paul Demieville)。

不过，应当考虑到这一情况:亚洲研究在欧洲以巴黎为中心兴盛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各国在亚洲各地拥有殖民地。如果缺少这一有利条件，就不会出现那样东方学的兴旺。我认为，失去殖民地以后欧洲的亚州研究骤然低落，就是证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也产生了卓越的东方学者。大约40年前我在巴黎留学，幸运的是战前的硕学依然在世。如印度学的简·费利奥泽(Jean Filliozat)、梵文的路易·卢努(Louis Renou)、东南亚史的乔尔吉·赛德斯(GeorgesCoedes)、印度尼西亚史的路易-夏尔·达迈(Louis-Charles Damais)、藏学的马尔塞尔·劳尔女士(Marcelle Lalou)、中国学的保罗·多米埃韦尔、藏学和道教学的劳尔夫·斯坦因(Rolf Stein)、中国宗教史的马克西姆·卡尔坦马克(Maxime Kaltenmark)等，世界学术界无人不知的响当当的东方学者，立于巴黎的教坛之上。但遗憾的是，以遗著《道教》著名的亨利·马伯乐(Henri Maspero)在德国的集中营中去世。如果他还活着，定会进一步推动世界的中国学研究。

关于佛教，上述学者中的费利奥泽、卢努任主编，得到多米埃韦尔(以下三人为塞维昂·列维(Sylvain Levi)的弟子。列维教授是印度学的世界性学者。在日本学界也有巨大影响)、奥利维埃·拉孔布(Olivier Lacombe)、皮埃尔·梅勒(Pierre Meile)和安纳-玛莉·埃努尔(Anne-Marie Esnoul)、莉莉安娜·希尔本(Liliane Silburn)两位女士的协助，出版了《古典印度》(L'Inde classique，1947-1953)两卷。这在印度学、佛教学者中间是必读的名著，但遗憾的是第三卷(应相当于东南亚和日本佛教部分)以后就没有再出版(日译本为1981年9月金花舍刊行的山本智教译《印度学大事典》)。

我的老师保罗·多米埃韦尔教授(中国学家、法国学士院会员、日本学士院客座会员)在此书中担任“汉译大藏经梗概”及其他部分(上书第三卷第79—132页)的撰写，涉及近代佛典汉译史的问题，成为非常有益的文章。但是，除先生之外，我不知道在日本当时有充分地研究该问题的学者。

如上面已略作介绍的，先生40岁时做了赖肖尔的指导教授。赖肖尔的博士论文，是日本天台宗僧侣圆仁所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研究和英文译注Ennin's Diary。即使是今天，谁都承认这部书的学术价值，称赞它是世界三大游记之一等。但赖肖尔发表他的研究成果之前，即使在日本也几乎没有承认该书价值的人，这是实情。

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是游记。在以前的日本学术界，游记不是学术研究的对象。但是40岁的多米埃韦尔教授把这部游记作为学位论文的资料送给了学生。我在留学期间直接从教授那里听说了这件事，直至今天，还铭记着深受感动的那一天。

先生当然是精通梵文和藏文的，而且还擅长越南语等其他亚洲语言，对欧美各国语言也熟练掌握。年轻时用意大利语写作中国文学史，是大家知道的Toung Pao(《通报》杂志。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东方学——特别是中国学——的西语学术杂志)的主编，能够单独承担俄文著作的书评。不过，他自己至多只是以“中国学学者”自称。

先生在敦煌文书的写本中发掘和重建了现在已被遗忘的、唐代跨越印度、中国、西藏的佛教关系史，集结成Le Concile de Lhasa．Une controverse sur le quiétisme entre bouddhistes de I'Inde et de la Chine au VIII siecle de L'ère chrétienne．I，1952，PUF(《萨拉的宗教会议八世纪中印佛教徒间围绕寂静主义的争论》)这部巨著(后改名为Le Concile du Tibet《西藏宗教会议》)。在该书中，他能驾驭汉文、梵文、藏文等语言的敦煌写本。而且除此名著之外，教授还有中国汉诗的研究、《临济录》及其他禅语录的研究。

总之，先生是一位视野遍及亚洲各地区的广大范围，而且(如上所述)精通20多种语言的人。先生退职以后，法国的昂多列·巴洛(AndréBareau)、杰奎·杰尔耐(Jacques Gernet)、伊佛·埃尔维埃德(Yves Hervouet)、德国的黑尔拜德·弗朗克(Herbert Franke)、荷兰的修尔斯维埃(A.F.P.Hulsewé)、澳大利亚的德·荣格(de Jong)、不列颠哥伦比亚的艾德温·普里布朗克(Edwin Pulleyblank)等从当时起就享誉世界的高徒们组织编写其著作，汇编为Choix d'études sinologiques(《中国学论文选集》。从1921—1970年间发表的80篇论文和追悼文、40篇书评等中选录了《中国哲学语汇考》、《中国的伪经》、《谢灵运的生涯和作品》、《敦煌变文中所见异民族习俗考》、《中国文学中的山》等)和Choix d'études bouddhiques(《佛教学论文选集》。从1929—1970年间发表的90篇论著和介绍文、40篇书评等中，选录了《大乘起信伦的真伪问题》、《菩萨善戒经的考察》、《进入中国哲学传统的佛教》、拉莫德译注《大智度论》书评等等)两册，于1973年作为寿辰纪念呈献给先生。除此之外，先生还有百余篇短评。

应日本政府的邀请，先生于1966年1月31日至4月7日来日本访问，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做了演讲，还出席了东洋文库、日法会馆、早稻田大学、大正大学、驹泽大学和比睿山等的欢迎会。

从以上叙述大概可以了解多米埃韦尔教授的“泰斗”形象了。实际上，除教授之外，在上面列举的教授们当中有很多在亚洲文化上有很深造诣的“泰斗”。我在巴黎留学期间，诸先生尚健在和活跃着。

当然，我不可能学习他们所有人的课程——曾经这样尝试过，但预习、复习任务十分繁重，不能长期坚持——但我现在想起来，能够真实目睹那种“泰斗”的形象，并相互交谈，是我终身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