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日本与道教的关系：关于思想与宗教的连载讨论

道教是否影响了古代日本?对此及相关问题的争论，日本道教学会机关刊物《东方宗教》第60号(1982年10月)、61号(1983年6月)、62号(1983年10月)前后三次在期刊上展开了热烈讨论。争论者是当时的京都大学教授福永光司和我。

上述争论，在当时道教学会之外也为人周知，甚至出现了学会刊物《东方宗教》的相关几期因此而脱销的传闻。我这里收到了很多从报社和出版社发来的“写作争论续编”的邀请，但我回复说“问题仅在学会内部讨论就可以了”，始终保持了沉默。

但是自此以后的15年，随着道教和古代日本的关系讨论的热烈，也就不能只是静观事态了。当时甚至被说成是“福福争论”或“F·F争论”的那场争论，经过一定的时间，不了解的人渐渐多起来，不知是否以为这是好事，竟然有人把很久以前理应已经解决的问题，就像是自己的新发现一样提出来。

实在令人遗憾的是，甚至有人明知有过“F·F争论”，却在公开的场合故装不知。而且，福永教授也在上述争论结束四年后，在1987年12月的《津田左右吉全集》(第二版)第16卷月报中，又发表了题为《津田左右吉博士与道教》的文章。尽管是与上面的《东方宗教》第61号刊载的文章同名且内容相同的文章，但他却全然未言及以上期刊连载讨论。

我已在上述期刊连载讨论中指出了，福永氏的立论无论在资料方面，还是在方法、逻辑上，在基本的问题上错误很多。福永氏从未提出过反论，但是福永氏在四年后的上述月报上又发表了同样的文章，就连我所指出的明显错误也全然没有更正。这样，因为我把争论限制在学界内部，不向外公开而保持沉默，“福福争论”或“F·F争论”变得似乎未曾发生过，争论者福永也被看作好像原本是不存在的了。

因而，虽非出于本意，但还是陷入不得不把争论的始末向学界之外披露的无奈境地。出版社向福永氏提出了转载其反论的请求，福永氏却在回信中回答说“完全不记得在道教学会刊物上写过那样的反论”。就是说，对福永氏来说，《东方宗教》61号刊载的他的反论的“研究笔记”是不存在的，似乎想说“福福争论”原本是不存在的。倘若如此，究竟又为什么会有我所写的再反驳呢?

因而，我虽感不快，但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将连载讨论向学术界以外公开了。本章的第二、三节即是那次争论的三篇文章的忠实的再记录。

首先，必须说说福永教授针对酒井忠夫主编《道教的综合性研究》(国书刊行会，1977年3月刊)所写的长篇书评。这是此次争论5年前的事情。(www.xing528.com)

这篇书评，实际上后来与本文的争论相关。此义已在第60号的拙评中有所言及，因为与此次连载讨论有关，为引起注意，将福永氏的上述书评的开始和结尾部分再次转录于下。

如编者序文中所说，本书是“以1972年(昭和47年)9月在长野县蓼科举行的第二届国际道教学研究会上发表和讨论的各国学者的论考为中心，作为该次会议的日语版研究报告编辑刊行的”。

关于此次会议在日本举办的原委等，序文中有详细的说明，关于为期5天的学术会议的具体日程、学术报告人、列席者等，也有“日程”、“参加者名簿”作为一览表附于书后。首先向承担许多困难和辛苦、花费许多经费的国际学术会议的策划、运作乃至研究报告(论文集)制作的各位先生深表敬意。

学术会议的共同课题，集中于“从与中国社会的关联中看道教研究”。各研究报告，也是按这一观点采用、集结，成为本书核心的研究报告论文共12篇。另外，还在最后添加了《日本的道教研究》，以及为应会议期间欧美方面组织委员的希望和建议而编成的总体介绍日本道教研究者观点的《何谓道教——道教、道家、道士》这两篇。(中略)

本书最后所附的《日本的道教研究》和《何谓道教》两篇报告中，前者以1931年(昭和6年)满洲事变爆发前为第一阶段，以其后至1941年(昭和1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第二阶段，以大战结束至现在为第三阶段，对日本的道教研究动向进行了扼要总结，具有明快的特征。后者从“在中国民族的思想、信仰、文化的历史中，道教这一词语是经过怎样的过程产生、形成的”这一观点出发，揭示了“道教”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道家”、“道术”、“方术”、“道士”等汉语词汇使用方法的历史推移，在讨论的基础上，尝试着接近“何谓道教”的问题。此处，作者说:“本来，在思想和文化中，偏离标志某一概念的词语的讨论，就有动辄陷入无限制的随意议论的弊端”，笔者完全同意这一见解。而且，对细密地检验和整理出的、作者沿着这一方向的努力和成果表示敬意。不过，如果反过来考虑，词语不用说并不是只作为词语孤立存在的，说到底是在作为文章(书籍)的构成要素，在文章(书籍)中占据有机位置的时候，才具有作为语词的完整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词语终归只是“指月之指”，借词语所指代的“月”，是事实、是真实、是人类的思想、情感。笔者为什么要小题大做地讨论这种自明的事情呢?那是因为，该报告作者关于“道教”一词的用例仅仅是说:“文献中出现的最早用例，是《墨子》非儒篇下‘儒者以为道教’的记述。这个道教(一词)，是儒家之教、圣人、先王之道的教义、宣扬圣人之道的教义的意思”，笔者对这种解释抱有疑问。即是这样一个疑问:当把“道教”这一词语放回《墨子》原文乃至全书整体中考虑它的意义时，对《墨子》所使用的“道教”一词，单纯作为“儒家之教”处理，这是否妥当呢(详见拙文《墨子的思想和道教》)?6世纪时道教的伟大天师陶弘景，据说是“读书万余卷，一事如不知，则深以为耻”(《南史》本传)。“何谓道教”这一问题，应该由道教研究者不断地提出，其前提，如《茅山的启示》的作者M.斯特里克先生所说，是“负责任的道教研究，必须从原初的道教史料开始”。《墨子》也被收入《道藏》，能够看作是原始道教史料之一。对“何谓道教”的完满回答，用一事不知则深以为耻的精神，尽可能虚心、正确地阅读《道藏》中收录的万余卷书，不就自然会结出果实吗?有一句俗谚说:“越没有钱越想尽早得到钱包。”(福永光司)

参加长野县蓼科举行的第二届国际道教学研究会，是在我38岁的时候，福永教授发表上述书评时，我42岁。对这条俗谚的回答，是在书评发表后5年。受日本道教学会编辑委员会委托，针对福永教授著作撰写了下列书评，于是便形成了后续的“F·F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