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之传布，有各种方式。例如，有站在大路边向路过的众人讲说的街头讲道，有把教义写成通俗易懂的文章来讲说，有通过绘画、雕刻、诗歌唤起宗教的灵感等。在现代，甚至出现了通过电视、收音机的电波，以新的媒介广泛传布的传教的方式。
在种种传教方式，即所谓“说教”之中，有一种“讲经”或“说经”的方法，它或许说不上为佛教所独有，但至少与其他宗教比较而言，可视为佛教特有的。这种特殊的传教形式，产生于印度，在中国、日本尤其得到发展。简单地说，这是依照一定的程序对佛教经典进行讨论、解释，试图向人们宣讲教理的方式。在中国，面向信徒之外的俗人的说经活动，称为“俗讲”，[1]僧侣之间的教学、讲习称为“僧讲”。[2]后世还由此产生了被称为说经祭文、说经净琉璃等的表演艺术形式。
讲经之被重视，可考虑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佛教经典本是原原本本地记录佛陀的直接言说的书籍。无论在讲者一方还是听者一方，都牢固地抱有这一信仰。当然，也必须考虑到以此为题材的、讲经者的巧妙的语言技巧的介入。但是，说经之所以获得权威和效果，无疑仍然是由于默然以这种信仰为前提。
第二个原因，是由讲经而来的“现世利益”的方面。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通过《仁王经》的讲论来祈祷国家太平一类例子是非常多的。[3]
这样，在佛教中说经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似乎被认为是早期佛教的一个特色。如公元5世纪前后的中国文献所记载的:“布教之时，道教以护身符和咒文的记录为要，佛教则以讲导(即通过讲经而教导)为首。”[4]
但是，关于如此兴盛和重要的讲经、说经活动，它是以何种的程序、何种方式解释经典的?对这些具体状况，至今基本是不了解的。事实上，对佛教教理的哲学、文献学的研究，已经历了几个世纪，留下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对讲经的研究却几乎没有进行，甚至可以说是空白。尤其是，虽然做了一些有关讲经时使用经典种类的调查，但涉及讲经仪式本身状况的研究成果却难得一见。(www.xing528.com)
另外，佛教学自身，总的来说也不重视礼仪的研究。佛教学既然也是宗教学的一个分支，礼仪研究在特定条件下就应当被赋予比教理研究更大的价值，但它几乎未受到关注。
对讲经仪式的实际状况的研究基本没有开展，也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对于每天重复着包括讲经仪式在内的各种佛教仪礼的佛教徒来说，那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反而对其宗教的重要性无所察觉。因此，没有人去仔细地记录仪式的程序等。由此产生出第二个原因，那就是礼仪研究的相关资料绝对的缺乏。宗教仪式正如同舞台艺术，一旦仪式结束，主持者和观众离开现场，就不会留下任何具体的痕迹。即使留有反映仪式进行过程的记录和备忘录，也没有记载重要的动作，而且对动作难以有具体、正确的记录。因此，在宗教仪礼中，关于最重要之处，一般只作为秘密(就如同“奥义”)，记为“后可从师而知”，不能得其要领。所以，探究其实情更加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上面讲到近乎空白的礼仪研究中，就连因名著《唐代的佛教礼仪》(1937)而博得好评的大谷光照也在其书中感叹:“在唐代，讲经的法会无疑也非常盛行。但遗憾的是，因为资料贫乏，不能从事实上加以证明。”
不过，上述关于礼仪研究的状况，近年来发生着迅速的改变。其第一个原因是，相当程度上在外国学者的影响下，礼仪研究的重要性逐渐得到承认。第二，由于合计约达3万件的敦煌文献的发现，唐代中国的讲经及其他仪式的记载资料、原文和经典大量公之于世。根据对这些文献的解读，历来无法解决的资料欠缺问题，相当程度上得到弥补。[5]
其后，特别以唐代为中心的多种新的研究陆续出版。主要倚重国内外前辈学者的苦心研究，尽可能地再现讲经仪式，特别是作为其一部分的“论义”的实际状况，追溯探究其源流，考究“论义”所包含的意义，往后推移，寻觅其传来日本并在日本文化中留下的遗迹。本文即试图做这样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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