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语言学的重要流派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

第一节　传统语言学

语言学有三个重要的传统:古印度传统，古希腊传统，阿拉伯传统。

为了传播和阅读古代印度的宗教颂歌《吠陀经》，古印度的语言学家们用经验的方法，对于梵语语法作过相当精细的描述。著名语言学家巴尼尼(Pānini，生于公元前4世纪)的《梵语语法》，由3996条诗歌体的规则所组成。这些规则分成章节段落，讲解梵语的形态现象和主意现象。

古印度语法学家把词分为四类:静词、动词、介词、小品词。表示实体意义的词叫静词;表示动作的词叫动词;介词的功能是限制静词和动词的意义;小品词包括比较小品词、连接小品词以及诗歌中作形式成分的小品词。代词和副词不算独立的词类，分别归入静词和动词中。

古印度语法学家还研究构词法，他们把词分为词干和词尾两部分。词干是不变部分，词尾是变化部分。他们把静词分成七种变格形式，分别叫做第一格、第二格等。

古印度的语音学也很发达，提出了发音器官、发音部位、塞音、擦音、元音、半元音等语音学上的概念。他们把元音看做独立的语音成分，把辅音看做从属成分，因为没有辅音也可以构成音节。

由此可见，古印度语言学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如果说古印度语言学是采用经验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现象，那么，古希腊的语言学则是从哲学方面来研究语言问题，而且，语言研究也主要是由哲学家来进行的。

词与物的关系是古希腊哲学家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有的主张“按性质”(phúsei)，即语言是出于天然的，是合乎逻辑的;有的主张“按规定”(thései)，即语言是由人们规定的，它的结构有许多是不合逻辑的。这两派各持理据，互不相让，争论了几个世纪。

斯多噶学派从理论的角度，确定了语法范畴，提出了格的名称。这些名称后来在希腊语和拉丁语语法中巩固了下来。

直到公元前2世纪，形成了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古希腊的学者们才开始从语言的角度出发，用批评的眼光来研究语言。他们研究语言学，把语音分为元音和辅音，又从辅音中分出半元音，但他们的研究水平远远赶不上古代的印度人。他们研究词类和形态学，把词分为八类:静词、动词、形动词⁽¹⁾、代词、介词、副词、连词和成分词⁽²⁾。他们指出，静词有格和数的变化，动词有时间、人称和数的变化，动词可以分出五种式(直陈式、命令式、能愿式、从属式和不变式)，三种态(主动态、被动态和中态)，三种数(单数、复数和双数)，三种人称(谁说话、对谁说、说及谁)，三种时(现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www.xing528.com)

古罗马人对语言研究的贡献并不很大。瓦罗(M.T.Varro，前116－前27)把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语法体系运用于拉丁语，著成《拉丁语研究》(De Lingua Latina)一书，共24卷，是拉丁语汉的专著。传统语法的术语便是用拉丁语形式书写的，这些术语，至今大部分还在通用着。

阿拉伯人自很早的时候起就研究哲学、天文学、数学、化学和医学，著作众多，水平很高，他们创造了世界文化史上灿烂辉煌的阿拉伯文化。阿拉伯语言学是阿拉伯文化的一部分，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阿拉伯语有着丰富的词汇和严密的句法，阿拉伯学者们吸收了古印度语言学和古希腊语言学的经验，建立了阿拉伯语的语法体系。著名语言学家巴维希(Sibawaisi)写出了第一部阿拉伯语的语法著作《书》(A1－kitab)，这部权威性著作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使后代学者惊讶不已，赞叹不止。

阿拉伯学者们明确地把字母和语音区别开来，指出了书写和音的不一致。他们提出了阿拉伯语所特有的三辅音词根的概念，认为每个阿拉伯语的词都由三个辅音表示词汇意义，元音和其他辅音表示语法意义。如Kataba(他从前写)、Katabat(她从前写)、Katib(著作家)、Kitab(书)的词根k-t-b，中间分别插入a-a-a、a-a-at、a-i、i-a来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欧洲人后来懂得用“词根”这一术语来表示一个词的中心部分，还是从阿拉伯语的语法学者那里学来的。

中世纪欧洲在语言学理论上停滞不前。这个时期，拉丁语成为科学上的通用语，只有掌握了拉丁语才能打开教会教育和世俗教育的通路，因此，拉丁语成了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学者们特别强调“规范性”，认为“语法就是使说话说得好，写作写得好的技术”。

拉丁语这时已是一种死的语言，主要用于书面交际，因此，这个时期，语音学的研究完全被忽视了，学者们研究的是字母，而不是语音。

由于学者们主要研究拉丁语法，拉丁语法与一般语法便被混为一谈。当他们研究其他语言的时候，往往机械地把拉丁语法的规范硬套在这些语言上面，结果弄得削足适履。

17世纪，法国出现了一个唯理语法学派，其代表人物是法国波尔·洛瓦雅尔(Port－Royal)教派的阿尔诺(A.Arnaud，1612－1694)和兰斯诺(C.Lancelot，1615－1695)。1664年，他们出版了《唯理普通语法》(Grammaire générale raisonnée)一书，用逻辑的方法来研究语法，力图找出“语言艺术的自然基础”和“适用于一切语言的一般原则”。唯理语法是以法国哲学家笛卡儿(R.Descartes，1596－1650)对于良知和理性的理解为出发点的。他们认为，人类的心理、人类的概念是处处相同的，是不可变易的，语言是思想的表现，语言和思想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语法和逻辑之间也必然有着内在的联系，语法应该依赖于逻辑，逻辑的标准应该是确定语法现象正确性的标准。

德国政治家和语言学家洪堡德(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探讨了语言的本质和功能、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的文化内涵等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为现代语言学思想奠定了基础。他在未竟之作《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über die Kawisprache auf der Insel Jawa)的导论《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ü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menschlichen Sprachbaues und ihren Einfluss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是第一部关于普通语言学的著作，被后人誉为“语言哲学的教科书”。洪堡德认为“语言绝不是产品(Ergon)，而是一种创造活动(Energeria)”，语言能力是人类大脑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语言是大脑的一种能力，说话人才能运用有限的语言手段创造出无限的语言行为。他认为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思维是不可分割的，声称“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它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语言的不同，对于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解释也不同。洪堡德还根据语音、语法和词汇上的相似性，把世界的语言区分为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黏着语(agglutinative language)和曲折语(inflectional language)三种类型，他认为，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梵语是典型的曲折语，而包括黏着语在内的其他语言则处于这两种极端类型之间。

15世纪由意大利兴起、16世纪逐渐发展到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大大地促进了研究古典文学遗产的语言学(philology)工作的开展，地理上的新发展，殖民地扩张的开始，对新民族宣传基督教教义的要求，扩大了欧洲学者们的语言学视野，他们积累了大量的语言学素材。西班牙学者赫尔伐士(L.Hervas Panduro)于1800年出版了《语言目录》(Catalogo de las Lenguas)一书，共分六卷，包含300多种语言材料，这些材料不仅限于词汇，而且对某些语言(约40种)的语法也作了简短的说明。德国语言学家阿德隆(J.C.Adelung)于1806－1817年间出版了四卷本的《米特里达脱斯或普通语言学》(Mitridates oder allgemeine Sprachenkunde)，援引了差不多500多种语言的材料。这些，都为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