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的渊源及士阶层的崛起
刘蜀子 何国正
摘 要:士人阶层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本文从对士的含义的探讨入手，分析了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来源渠道和士人阶层崛起的原因。
关键词:士人世官世禄贵族庶人崛起
关于“士”的初义的讨论，很多学者都是使用甲骨文或金文材料，以文字训诂的方式，把时间推往远古时代，用以揣测古人是如何看待“士”，然而多为臆想揣测，难以证实，所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很多学者都从许慎的《说文解字》入手。《说文解字》说:“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十一。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段玉裁注曰:引申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按照许慎的说法，“士”泛指一切之事，显然，我们无法明确知道“士”到底是做什么的。至于“通古今，辨然否”，也应该是汉代时的说法，而并不是“士”的原初意义。因为刘向《说苑》也说:“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
余英时先生对此说得很明确，“无论是‘通古今，辨然否’也好，或‘推十合一’也好，都可以说是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性格方面的一种描写。但是我们必须记得，这些描写仅适用于已发展至定型阶段的士，而不是士的原始义。”
王国维说:“说文:‘牡，畜父也。从牛，土声。’案牡古音在尤部，与土声远隔。卜辞中牡字都从⊥，⊥古士字，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字正丨(古文十字)一之合矣。古者士在之部，牡在尤部，之尤二部音最近，牡从土声，形声兼会意也，士者男子之称，古者多以士女连言。”
郭沫若说:“士、且、王、土同系牡字之象形。以阳物象征男性。”
徐中舒谓:“士、王、皇三字均象人端拱而坐之形，其不同者:王字所象之人，较之士字，其首特巨，而皇字则更于首上著冠形。”
杨树达释“士”引吴承仕言:“士，古以称男子，事谓耕作也。……士事菑古音并同，男字从力，依形得义，士以声得义也。事今为职事事业之义者，人生莫大于食，事莫重于耕，故插物地中之事引申为一切之事也。”并据甲骨文加补充，言:“士字甲文作⊥，一象地，丨象苗插入地之形，检斋之说与古文字形亦相吻合也。”
吴其昌说:“考诸字形，以为士、工、王、皇数字字形近，均为斧钺之形，又证诸文献，指出斧钺既为战士的武器，又为王权的象征，故可用以表示士、王。”
总而言之，“士”的初义是“成年男子”为共同看法。除了前面所举郭沫若、徐中舒、杨树达、吴其昌等人的看法都有士是成年男子之意。国学大师饶宗颐也说“证以《易》象以士大与女妻对言。士与女相对，《诗》言‘穀我士女’，《孟子》言‘绥厥士女’，《师袁殷》‘殴孚(俘)士女羊牛’;士女即男女，故知士有男性一义”。
至于诸多引申的说法，如郭沫若主张象牡器(男子生殖器)的说法，徐中舒所谓象人端拱而坐之形，杨树达以为象插苗田中之形，吴其昌认为象斧钺之形;等等，多为臆想，未成定论，也无须再作争论。
从先秦典籍来看，士的含义相当广泛。有的说是成年男子的通称。如《诗经》里面有“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召南·野有死麕》);“士如归妻，迨冰未泮”(《邶风·匏有苦叶》)等。如阎步克即主张此为“士”的基本含义。
有的说是武士的通称。如《左传·文公十二年》:“两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请相见也。”《左传·宣公十二年》:“知庄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军之士多从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国语·吴语》:“令秣马食士。”《荀子·王霸篇》:“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张荫麟就主张这种看法，他说“有一班受贵族禄养着专门替贵族打仗的人，也是战场上斗争的主力，那就叫做‘士’，即武士”。
有的认为是贵族的统称。如《诗经》通称周贵族为周士。《大雅·文王》:“凡周之士，不显亦世。……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周颂·桓》:“桓桓武王，保有厥士。”还有通称殷贵族为殷士，如《大雅·文王》:“殷士肤敏，课将于京。”段志洪在《周代卿大夫研究》中有所阐述，他说士作为周天子之下贵族成员的总体称呼不再具有族类的意义。
而一般意义上认为，士是贵族中的最低阶层。其实，士在不同时期、不同空间都有不同的含义。
春秋之后，礼崩乐坏，士也随之开始有所转变，新士人的出现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了不一样的气象。
如前所述，部分学者，如吴承仕、杨树达等认为士最初是农夫。但更多学者认为，士最初是武士。如阎步克就认为士最初可能是首领之下的亲兵组织，最后才变成贵族阶级。张荫麟也认为士原初是指执干(盾)、戈，佩弓、矢的武士。顾颉刚先生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变》一文中认为:“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谓之君子与都君子者，犹曰国士，所以表示其贵族之身份，为当时一般人所仰望者也。”顾颉刚、张荫麟虽以为士最初为武士，但顾颉刚从孔子及其弟子来看，说文武人才最初未尝分为二，但战国儒侠对立，已有文武分立的现象:
儒家以孔子为宗主，今试就孔子家庭及其门弟子言之，……足见其时士皆有勇，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
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寖假而羞言戎兵，寖假而惟尚外表。……以与春秋之士较，画然自成一格局，是可以觇士风之丕变矣。……
讲内心之修养者不能以其修养解决生计，故大部分人皆趋重知识、能力之获得，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知识既丰，更加以无碍之辩才，则白衣可以立取公卿。公卿纵难得，显者之门客必可期也……宁越不务农，苏秦不务工、商，而惟以读书为专业，揣摩手腕，以取尊荣为目标，有此等人出，其名曰‘士’，与昔人同;其事在口舌，与昔人异，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
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武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
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迄西汉殆历五百年。……及汉代统一既久，政府之力日强，儒者久已尽其润色鸿业之任务，而游侠犹不驯难制，则惟有执而戮之耳，故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晔作史，不作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
张荫麟在《中国史纲》中认为士是指受过特别教育的人，从武士向文士的转化是因为教育内容的改变。他说:
士字原初指执干(盾)、戈，佩弓、矢的武士，其后却渐渐变成专指读书、议论的文人。为什么同一个字其先后的意义恰恰对极地相反?懂得此中的原因，便懂得春秋以前和以后的社会一大差别。在前一个时代所谓教育就是武士的教育，而且唯有武士是最受教育的人;在后一个时代，所谓教育，就是文士的教育，而且唯有文士是最受教育的人。士字始终是指特别受教育的人，但因为教育的内容改变，它的涵义也就改变了。
但是早期的贵族教育是文武双修的，若说前一个时代的教育是武士的教育，后一个时代的教育是文士的教育，似乎有违史实。
战国时出现的文士与武士两大集团，受到多位学者的关注。许倬云认为:“战国官僚制度的背景，是一群职业性文士和武士的出现。在孔子的时代以前，虽然平民的幸运者，也未尝不可能有若干机会进入统治阶层的较低层位，绝大多数的学者和武士是贵族，而贵族通常必须是文武兼资的，随着春秋社会的变迁，许多世卿大族失去了地位，原本附属于这些世族的士，失去了固有的职务，只好待雇于新的主人，他们的子孙，也许也从家庭教育获得了士的训练，然而不能像以前一般有所谓定主，于是构成一个近于游离的职业人士。最初，这一集团中的分子，大约以武士为多数。晋国的贵族栾氏，在政争中失败了，他家的武士知起、中行喜、州绰、邢蒯都逃到齐国去，变成了齐君的帐下勇士。这一个例证，不仅说明了士在春秋晚期的转移，由他们的氏名，还可以看出他们本来出自晋国其他贵族，如知氏、中行氏，这也恰可表示，庶孽子弟受雇于别的贵族，已是很普通的事。战国的官僚制度，须有一群有能力而缺乏本身社会地位的人士，这一群挟技以糊口于四方的人，自然正是各种政府职位的候选人。”
钱穆在《释侠》中说:“百家兴起而成的学术集团，因儒家最先起，韩非以儒家为以文乱法的代表;而孔子、墨翟聚养弟子数千，国君、公子养贤，也养士数千，若言侠者有所养，即指此者，则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谓卿相之侠，朱家郭解之流谓闾巷布衣之侠;而平民社会势力日增，游侠、任侠之称号也不再只用于养客之侠，也有用于受养的客之中;但侠出于儒墨都有可能，而不专指墨为侠，侠乃战国中晚期新起一流品。”
文士并非武士转化而成，文士和武士也不一定可以清楚地分别为二，侠或出于儒或出于墨，也仍属于士，士的分化不仅有文士和武士而已。春秋战国以来的士之所以崛起，其关键在礼崩乐坏。“礼”原来是贵族的种种生活方式和习惯，却因为贵族僭越奢侈和对礼的不重视而“渐不知礼”，使得下层知礼的学者逐渐崭露头角。而士也因拥有一定的才智学识，懂得封建礼法，擅长治国之道，成为其晋身之阶。孔子之后的私人讲学风气陶冶，使他们拥有“成谋略”以“游四方”的利器，再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即有可能成就高官厚禄，苏秦、张仪之辈即是明证。
在礼贤养士的风气下，只要自称身负一艺，即使是鸡鸣狗盗之徒或是滥竽充数之流都可能有其栖身之处。因此早期文武双修的士，因社会剧烈变动，为求立竿见影，快速晋升，变成了“务求一艺”，除了自高“抱德怀义”或甘心躬耕田野不求仕进的隐士，似乎谁也没有更多的时间、财力物力去兼修文武，进而“讲礼修乐”了。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由氏族封建制向国家集权制过渡的变革时期。这种变革，在政治上，是所谓‘王纲解钮’;在文化上，是所谓‘礼崩乐坏’;在学术上，是所谓‘道术为天下裂’。在这个急遽变革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群体，士人一方面以自身的不断蜕变与分化回应着社会历史变革大潮的冲击，另一方面又极大地发挥其自身的文化功能，不断地为深化这个伟大的历史变革而推波助澜。”(www.xing528.com)
殷商西周时代，中国社会的文化政策是所谓“学在官府”，也就是教育文化完全被官府所垄断，平民百姓是无缘问津的。正如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所说:
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
那时候，职掌文化大权的是“巫”、“祝”、“史”、“宗”等官员，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知识人与思想者，大凡卜筮、祭祀、书史、星历、教育、医药、音乐歌舞、婚庆丧葬等诸般文化活动，均由他们操纵。
然而，殷商西周时代的“巫”、“祝”、“史”、“宗”处于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下，他们“思不出其位”，不过是天子的附庸，得不到适宜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机会，缺乏自由从事文化创造活动的身份和能力，因而他们还算不上真正的、成熟的知识阶层、士阶层，他们的知识和学问还糅杂着相当浓厚的虚妄色彩，覆盖在官方文化的层层纱幕之下。
周初建国，以军事扩张封建亲族为手段，不断扩张势力。《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大夫富辰论述周初封建文武周公诸子二十六人“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说“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周初，以“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的局势，使“民服其上，而下无觊觎”。(《左传·桓公二年》)
春秋时期，因周室东迁，封建宗法受到冲击而逐渐不受重视，社会各阶层也随之而大幅变动，再加上诸侯争盟争霸，结果造成了封建体系的严重破坏。影响最大的，一是贵族“失位”;二是士被破格拔擢。
《左传·昭公三年》叔向说晋国“公室卑”，贵族“失位”而沦落民间，是因为政治权力又落入家臣手中:
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疲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栾、郄、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宫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而公室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
从叔向所说，可以看到晋国“公室卑”，造成“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贵族已经衰败，大夫、士已经“失位”，“降在皂隶”。这或许是夸张的说法，但当时贵族确实有下降为士、庶人的情形，再加上士、庶的界限也不再像以前一般分明，使得士的人数激增。
贵族衰败，“自古以然”。朝代兴替之际常有贵族沦为庶人，并不限于某一特殊时代。但是古代封建阶级制度的根本崩坏则显然发生在春秋的晚期。这是十分值得注目的现象。
士被破格拔擢，这是各国招贤纳士的结果。一方面是因为在世卿、大族中不见得能产生优秀人才;另一方面是因为各国内部因争位引起的内乱，造成了“出奔”、“去群公子”、“杀大夫”的结果。也就是说，原来辅国理政的公族、大夫没有了，只好从士之中拔擢，甚至假以外求，希望广纳贤士以图王霸。如齐桓公用管仲言“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国语·齐语》)当然，也有招士来扩张势力，进而谋取权位的，如齐桓公之子公子商人“骤施于国，而多聚士，尽其家，贷于公有司以继之”(《左传·文公十四年》)，遂杀新即位之君(齐昭公子舍)而为齐懿公。
在孔子的时代，传统的封建秩序已经到了解体的阶段了。士阶层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起于当时社会阶级的流动，即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由于士阶层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士的人数遂不免随之大增。这就导致士阶层在社会性格上发生了基本的改变。”
战国以后，养士之风日盛，宾客游士更是四处游走，整个社会就像市场般热闹，这时纵有“委质为臣”的仪式，也不再有从一而终的忠贞，大多各就其利，各取所需。如廉颇的宾客就说:“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就说明了当时士人们追名逐利的普遍现象。
所以，一般所讨论士的来源并不能概括春秋战国日益兴盛的士阶层。一般讨论士来源分为三个渠道:一是王、诸侯、卿大夫的庶裔;二是士的嫡长子;三是庶人中的优秀分子。士阶层除了原来拥有士身份的人之外，还包括了“失位”的贵族和受了教育的优秀庶人。这样的背景也促使士有就仕的凭借和积极追求仕禄的内在原因。士除了任职于王宫、诸侯王国外，更多的是担任大夫家臣。在士阶层蜕变过程中，“允文允武”的家宰应该是其中的主要来源。后来士人们到各国求仕，也有不少先成为王公大臣的宾客，再找机会晋身为君王的客卿，或担任重要官职。如李斯即是如此，他先做了吕不韦的宾客舍人，进而才成为秦王的左膀右臂。
同时，整个社会环境和政治体系的变革，也使政治上的职事由简趋繁。周王室无法驾驭诸侯，诸侯为争霸争雄，必须扩大内政组织，这种新局面需要大量的“士”才能应付得了，因此士阶层在这个时期迅速扩大。
士崛起的重要关键在于掌握知识。各国的传统教育是士人才识的基础，而民间私学的兴起更使士得到知识而有了作为入仕的有利凭借。士到各国求仕，形成了游士流动现象。然而仕禄并非士人们唯一的出路，也有不少士人不仕而游走各地，或为治国理想，如孔子、墨子、孟子;或为个人志节，如鲁仲连;或是经商往来各地、躬耕田园、隐居山林;等等。此外，聚徒讲学也是士人一种普遍的“职业”。总之，士以各种形态活跃于春秋战国社会中，是当时最活泼的新兴的阶层，不仅名显于当时，更影响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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