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山地缘政治经济研究的现状及价值分析

保山地缘政治经济研究现状与价值探讨

吴臣辉

摘　要:对地缘的研究在国外开始于20世纪初，最初的研究目的是服务于国家军事战略，为本国的扩张寻找理论支撑，而后逐渐演变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方面，地缘研究经历了开始、发展和繁荣三个阶段。而国内对地缘的研究要比国外晚得多，20世纪80年代开始之时，重点介绍西方地缘学说，目前，国内地缘学说研究正处于发展阶段，从地缘安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多视角加强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加强地缘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地缘理论，而且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地缘理论研究现状价值探讨保山

一、地缘基本理论

地缘政治学说把疆域、气候、资源、地理位置、人口分布、文化属性、经济活动等现象综合起来，分析、解释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态势和国家的政治决策，主要表现为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海权论”、“陆权论”、“边缘地带论”和“空权论”等理论。

美国海军军事理论家、海军历史学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中阐述了其“海权论”思想，不仅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海军力量”、“制海权”、“海上实力”、“海洋国家”等观念，还指出“影响一个国家海上实力的主要因素有地理位置、自然形态构成、领土范围、人口数量、国民性格和政府特征这些客观的自然条件，这六大要素，是一个国家制定发展海权战略的基础”。

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1861—1947)在“海权论”的基础上创立了“陆权论”。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4年)一书中提出了“枢纽地带”概念。同时，他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一书中发出了真知灼见的警告: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

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朱利奥·杜黑(Giulio Douhet，1869—1930)在其著作《制空权》(参见刘庆《西方军事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利用类似“陆权论”和“海权论”的分析框架，提出“空权论”，认为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没有制空权，就注定要失败。制空权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

这三位“地缘政治学之父”所奠定的所谓“陆权论”、“海权论”和“空权论”是地缘政治研究的最基础流派，此后的学者大多是沿着他们指引的道路向前探索。

二、地缘理论研究现状

(一)国外地缘理论研究概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地缘政治研究出现法西斯化趋势，以卡尔·豪斯霍弗尔(K. Haushofer，1869—1946)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用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国家有机体”、“生存空间”、“自给自足经济”、“泛区域”及“海陆争霸”等学说，进一步发展拉采尔的理论——把国家看成为“空间有机体”，并认定“对于健全的‘空间有机体’来说，通过领土扩张增加它的力量是自然而合理的”，认为德国就像自然界中的生物一样享有对所需的生存空间的自然权利，这个生存空间包括整个欧亚大陆，并且还要统治海洋国家。这迅速成为德国和日本侵略扩张政策的理论基础之一，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使“地缘政治学说”背上了一个坏名声。二战后，地缘政治研究处于低谷，直到20世纪60年代，地缘政治研究才走上复苏之路，美国基辛格博士在《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一书中指出“尼克松总统要以坚定的外交政策，长期支持国家的利益。我们不因为已有的承诺而介入;我们有承诺是因为我们已介入”。

20世纪80年代英国地理学家帕克的《二十世纪西方政治地缘思想》一书，叙述了地缘政治在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发展，用哲学思想模式对地缘政治学说中的几种主要学术流派进行总结归纳。这一时期，英国经济学家、地理学家皮·奥沙利文在《地缘政治学》一书中，利用经济学中的博弈论、空间模型、距离模型等探讨国家之间的竞争、冲突、领土扩张，应用地理学中的要素综合方法，讨论政治、经济、军事等各要素对地缘政治行为的作用，开创了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研究的先例。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体制的消除和世界格局的大变化，西方的地缘政治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各国学者十分注重世界热点地区和国家的地缘政治研究，呈现出研究视角的新颖性、研究深度的拓展性以及研究范围的发散性，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当代著名战略理论家、地缘政治学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美国的霸主地位与它的地缘战略》一书指出美国要在法、德、俄、中、印这五个地缘战略国家和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伊朗这五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之间纵横捭阖，以在欧亚大棋局中保持主动，实现领导。要依靠西头的大欧洲民主桥头堡和东头“必将成为地区主导大国的”大中华，以保持并尽量延长美国在欧亚亦即在世界的主导地位。

(二)国内地缘理论研究概况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受思想意识形态影响，国内把西方的地缘政治学说列为“禁区”，认为地缘政治学说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对这方面的研究鲜有人涉足，我国的学术期刊上鲜见“地缘政治、经济”等词，文献资料也只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等少数学者的几本代表性著作。

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经济理论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对地缘政治的研究主要倾向于系统翻译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学说，开始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地缘政治的文章，涌现了一批各有建树的学者，如王正毅的《现代地理政治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叶自成的《论当代中国的地缘态势和三线地缘战略体系》(《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4期)一文中论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地缘态势和三线地缘战略体系以及在《试析中国地缘政治理论和实践的特色》(《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11期)一文中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理论体系，冯绍雷的《国际关系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一书中对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的地缘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开始对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进行地缘政治、经济分析，中、日、俄、美等大国关系是研究的重点，欧洲、东盟和印度也是研究的热点。随着印度的崛起，中国关注印度与中国之间地缘因素的研究越来越多，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和地缘战略的角度去研究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主要有:方永刚、唐复生的《大国逐鹿——新地缘政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阐述了地缘政治的新景观;楼耀亮的《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战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一书中提出从地缘政治这一特殊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国防战略问题;王国梁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地缘战略构想》(《世界地理研究》2003年第2期)一文中从政治地理角度把我国的边界分为三条地缘线——北—西北线、西南线、东南线，认为东南线将是影响我国安全的热线地缘;王玮的《地缘政治与中国国家安全》(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一书中分析了印度的大国战略与南亚地缘政治格局，促进了我国地缘政治学说的进一步发展;陆俊元的《地缘政治的本质与规律》(时事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探讨了地缘政治的本质、规律、形态、格局等核心问题，为地缘政治研究提供了新方法。陈安勇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现实地缘战略研究》(信息工程大学，2006年)中系统提出了中国现实地缘战略的总构想:稳北、和南、西进、东御;睦邻周边，巩固陆权;发展海权，突破东南;经略西南，拓展战略空间;内图自强——富国与强兵并重，外御美日——合作与防范两手并用。

对云南地缘政治经济的研究，较多表现为研究性论文。宋晓松、穆洛在《云南国际大通道建设面临的挑战及问题浅析》(《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云南与周边国家有着天然的区位优势，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在建设云南国际大通道的过程中，应注意立体交通、管道运输、信息网络通道建设问题。王士录在《对云南面向缅甸开放意义的再认识》(《东南亚》2008年第3～4期)一文中指出:由于与缅甸的地缘因素——地理、人文的关系，云南省与缅甸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经贸、社会、文化关系，基于此，云南应积极探索经由缅甸走向南亚、走向世界的路子。何跃在《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地缘关系分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一文中根据地缘理论指出中南半岛是中国西南建立国际大通道的重要支点，是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泛北部湾合作的重要地缘板块，是中国打通通往波斯湾最短石油运输线的战略要地。李燕、黄正多在《对中国西南部地区与南亚国家间开展旅游合作的探讨》(《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11期)一文中认为中国西南部地区与南亚由于地缘上的近便，文化上的融通，更有可能开展与南亚国家之间的旅游合作。蔡定昆、骆华松在《中国云南与印度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初探》(《南亚研究季刊》2010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地缘政治已经成为中印区域经济合作最关键的影响因素，论证了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化的必要性、原则、目标及其合作的动力机制等问题，从而提出了构建地缘政治关系下云南与印度区域经济合作的机制。董国斌在《地缘政治视野下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甘肃高师学报》2010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维护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是我国中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地缘政治战略顺利实施的基础，当务之急是更新思路，健全制度，完善机制以及采取恰当的外交策略。余芳琼在《试析印度东向政策》(《思想战线》2010年第4期)一文中，从地缘政治视角出发分析了印度东向政策提出的背景、进展以及前景，认为印度东向政策的实施必然对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的国际关系产生一定影响，甚至对整个亚太也将产生影响，中国应从整体上把握亚太形势和明智地处理中印关系以及中国—东盟关系，从而为我国的和平崛起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

何光文、吴臣辉在《云南保山通向南亚地缘经济战略探析与对策》(《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4期)和《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保山面向南亚优势探析》(《保山师专学报》2008年第6期)中以及王国强在《发挥地缘优势拓展云南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学术论丛》2008年第52期)和《保山通向南亚的地缘经济优势探析》(《保山师专学报》2009年第4期)中分别阐述了保山通往南亚的地缘政治、经济区位优势、表现，制约保山通向南亚地缘经济优势的因素以及对策措施。杨杰在《构建中国通向印度洋的国际大通道》(《社会主义论坛》2010年第4期)一文中分析了中国通向印度洋国际大通道建设的基础现状，提出了建设中国通向印度洋国际大通道的规划以及共同推进中国通向印度洋国际大通道建设的战略措施。在《保山参与桥头堡建设的设想和建议》(《社会主义论坛》2010年第9期)一文中，分析了保山积极参与桥头堡建设的基本原则、主要目标以及建设布局，同时，提出了加快推进保山参与桥头堡建设的若干积极性建议。

三、研究价值(www.xing528.com)

保山是云南西部的一座边疆城市，与东南亚国家缅甸相邻又与南亚国家印度相近，极具地缘优势。因此，加强保山通往南亚的地缘政治经济研究，不仅彰显重要的现实作用，而且蕴涵着特殊的学术价值。

(一)学术价值

20世纪初，西方学者开始了对地缘政治经济的研究，在三四十年代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应用于军事战略，一战、二战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给地缘政治经济研究蒙上阴云，直到80年代，地缘政治经济研究才重新恢复和走向繁荣。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我国对地缘政治经济研究鲜有涉足，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专家、学者开始涉足地缘政治经济研究领域，主要是翻译介绍西方地缘政治学说及从宏观、军事战略方面研究地缘政治，而此研究主要是通过梳理地缘政治理论、发展过程以及从微观视角分析保山通往东南亚、南亚的地缘因素，凸现保山与东南亚、南亚之间的政治经济地缘优势，为我国的地缘研究提供一个个案，丰富我国的地缘政治学说，弥补学术界从地缘角度出发对保山在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关系史中研究的不足。

(二)现实意义

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由于有山水相连的地缘优势，自古以来，双方友好交往，互派使者，商旅往来，民间交流不断，并肩作战反抗西方列强的入侵，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各国都面临着发展经济、民族复兴的任务，双方只有加强合作、维持周边稳定才能创造共赢局面，只有通过以“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投入来进一步密切双边关系，才能使各自的理想得到实现。因此，保山地缘政治经济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通过对保山通往南亚地缘政治经济的研究，在实践上为解决边疆存在的问题提供建设性对策，从而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与统一，维护周边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不仅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与融合，实现各民族与各地区的共同发展，还可以构建繁荣和谐的边疆与社会。

(2)通过对保山通往南亚地缘政治经济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国家西部大开发第二轮战略的实施，而且还有利于云南省委提出的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两强一堡战略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科教兴滇、城镇化和全方位开放”四大战略的落实。

(3)通过对保山通往南亚地缘政治经济的研究，有利于消除障碍，推动云南“兴边富民”战略的顺利实施，加速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同时，有利于宣传我国倡导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有利于为边界及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范式。

(4)通过对保山通往南亚地缘政治经济的研究，有利于认清南亚对中国的地缘战略意义。南亚是印度洋北岸的战略要地，它南濒印度洋，地理上与中国、东南亚、中亚相连，十分靠近世界油气资源的中心地带中东、中亚和波斯湾地区，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政治安全意义。

(5)通过对保山通往南亚地缘政治经济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提升云南，尤其是保山对外开放、开发水平，有利于将其建设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

四、研究依据

(一)理论依据

地缘政治经济学说是一种新兴的理论学说，处在不断丰富和发展过程之中，地缘因素是地缘政治的核心，公路、铁路、管道、海运、航运是地缘政治的主题，地缘经济是地缘政治的目标。各国地缘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保护国家利益，包括确保经济繁荣，确保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威望。在推行内外政策时，根据具体的地缘政治环境而采取相应的步骤。对保山通向南亚的地缘政治经济研究有助于丰富地缘政治经济学说。

(二)现实依据

(1)对印度来说:印度处于亚洲、非洲和欧洲之间海陆交通枢纽之地位，扼东南亚到中东陆上交通的要冲，控制着素有“海上生命线”之称的印度洋战略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欧洲、日本、俄罗斯都对印度这种非常重要的地缘因素感兴趣，并对印度采取了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策略，进行拉拢。由于中国与南亚国家相邻，尤其是南亚大国印度与中国共有边界长约2 000公里，这是双方都无法改变的地缘政治现实，为此，考虑到双方面临的历史任务，中国与印度能够携手共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世界朝着多极格局方向发展。

(2)对中国来说: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对石油的需求正日益增加，中东地区就是中国进口石油的主要来源地。从中国的长远发展来看，“海上生命线”是否畅通，关系到中国石油供应的稳定和安全，也关系到中国长远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避开“马六甲困境”，铺设一条新的输油管道成为中国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3)对云南、保山来说:云南、保山与南亚国家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古代的“蜀身毒道”，近代的“史迪威公路”，现在的“大保高速”，正在修建的“大瑞铁路”构成了我国通向东南亚、南亚的陆上大通道、重要物资集散地、商贸交流平台。通向南亚的桥头堡建设，能够促进云南、保山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凸显保山在云南国际贸易中的桥头堡地位。

(三)政策依据

2009年是西部大开发的第10年，西部大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了加大西部开发的力度，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2009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云南考察工作时指出，要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2009年12月召开的云南省委八届八次全委会，确定将“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作为2010年云南省的重要工作之一。2010年6月温家宝总理访问缅甸，中缅两国增进“胞波”情谊，保山与密支那结为友好城市，这为云南乃至保山的对外开放战略、水平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四)战略依据

保山在中国向西南开放桥头堡建设战略中，总体定位为:“努力把保山建成中国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重要前沿、重要基地、重要窗口和重要门户”，突破钢铁、通道以及中缅石油管道建设项目;积极推进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保山小商品加工基地建设;构建交流合作平台，打造猴桥口岸和水长工业园区;深化国际国内区域合作，促进对外市场连接和区域经济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