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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恢复友情:女人不宽恕男人的故事

时间:2024-03-2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不宽恕的女人和不认罪的男人——《无法恢复的友情》1949年,沟口健二又拍了一部典型的战后启蒙民主的电影。那就是明治时代自由民权运动的女战士福田英子的传记片《无法恢复的友情》。不管《无法恢复的友情》显得多么幼稚,但一看就让人清楚地意识到,那是沟口健二的作品,因为它具有彻底不信任男性和揭发男性的思想。这与同年的《无法恢复的友情》同属最感动人的作品。

无法恢复友情:女人不宽恕男人的故事

不宽恕的女人和不认罪的男人——《无法恢复的友情》

1949年,沟口健二又拍了一部典型的战后启蒙民主的电影。那就是明治时代自由民权运动的女战士福田英子的传记片《无法恢复的友情》。这部影片也是我看了以后深受感动的作品之一,而当时社会对它的评论却很是不佳,我担心二十几年后再来看这部影片时,究竟有多大程度值得铭记。不过,与《女性的胜利》不同,战争已经过去四年,沟口已有较充裕的时间来思考一些问题,所以,这部影片还不失为耐看的作品。而且它是属于沟口自己药箱中的表现明治社会的作品,这点也该算做一项有利条件。但是,无论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都得由少数知识分子来考虑,无知的群众只能接受教诲的这一基调,依然如故。

也是由田中绢代扮演的平山(福田)英子,于明治17年从冈山来到东京,投身于自由民权运动。她先是投奔一位同乡的青年同志早濑,不久,她发现他是政府的暗探,便与他分道扬镳。接着她又和运动的领导者重井(大井)宪太郎在一起,支援秩父纺纱工厂的罢工斗争,结果两人均被关进监牢。在牢房里,英子遇见了曾经是她家佃户的女工千代(水户光子扮演)。出狱后,英子与重井组成了家庭,并雇用千代当保姆。不久,重井参加竞选,当上了帝国议会的议员。这时,英子发现重井与千代私通,而重井对此毫无悔过之意,千代也表示宁愿当妾。英子一气之下离开重井返回冈山。影片以千代景仰英子,随她乘火车离去而告结束。这部影片的弱点在于,既然涉及政治运动,却对政治及反体制运动本身毫无描写。对于自由民权运动,只是单纯地把它作为一种好事来描写,至于它的主义主张、组织情况和人的关系所存在的弱点,除了早濑的间谍行为和重井的好色以外,都不成其为问题。这样一来,给人的印象是,无知的群众极为糟糕,民主主义者那样竭力号召,可他们就是无动于衷。少年时代的我,完全出于对女主人公的崇敬而动了感情,而当时的人们则认为,这是一部缺乏人物刻画只是空喊口号的作品,所以难以接受。今天看来,这种理由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对自由民权运动的研究难免比较浅薄,到了六十年代,以政治运动为素材的作品,例如,大岛渚的《日本的夜与雾》、福田善之的戏曲《奥沛凯佩》、花田清辉的戏曲《炸弹记》等,水平都大有提高。看了这些作品再来看那以前的作品,当然会感到非常幼稚。

不管《无法恢复的友情》显得多么幼稚,但一看就让人清楚地意识到,那是沟口健二的作品,因为它具有彻底不信任男性和揭发男性的思想。女主人公热情关怀的那些男性,其实都是一些小人,对他再好也是白搭。当对男性抱有的幻想破灭以后,女主人公的态度就变得非常严厉,似乎非把这样的人制服不可。这在沟口以前的杰出作品《浪花悲歌》中已有体现,可以说是沟口终生的主题之一。作为政治电影,这部作品确实很幼稚,但是,这一点却使它显得气魄非凡。沟口不善于将民主作为政治意识形态来进行深入的探讨,所以,他后来干脆就不拍这种政治电影了。但是,由于男人而身心受到损伤、饱尝幻灭和绝望之苦的女性,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她们最后终于成为一种圣女般的女性岿然而立。这样的旋律,在他以后的作品中更加鲜明。

《无法恢复的友情》创作于1949年。当时还是新进导演的今井正则拍出了《青青的山脉》,并获得声望。这与同年的《无法恢复的友情》同属最感动人的作品。今天再重新想一想,这两部作品在民主和男女间的问题上,如出一辙。

《青青的山脉》描写某乡村女子学校发生的一桩无聊的情书事件而引起风波,一位进步的女教师指责一部分专爱搬弄是非的女学生,结果遭到当地反动头目的围攻。这时,该校的校医联合同村高级中学的进步同学,向反动头目们展开斗争,使女教师免遭厄运。

这里,想使这所女子学校走向民主化的力量,不是来自当事人的女学生、教师和家长们,而是来自东京的知识分子女教师(原节子扮演)、当地的知识分子校医,以及立志想当知识分子的高中学生。影片依然没有打破由进步的文化人联合在一起,向当地反动头目进行反击,以启发那些无知的女学生这样一种公式。如果说有什么进展的话,那就是,这次的民主斗争,是把自命不凡的女教师推到前面,并且这一斗争是在自己承认有庸俗思想的校医以及不惜玩弄欺骗手段的青年们的支持下展开的。这里所说的支持,实际上是让以俗人自居的男性公民们弄脏双手,而正义的控诉和名誉的获得则由女性独占。当这种任务分配巧妙地产生出喜剧效果时,对于民主的印象,就这样在战后日本民众中固定下来了。也就是说,所谓民主就是要为弱者撑腰的思想已与日本传统的民众感觉融为一体。如此看来,在日本的民众中之所以常常出现尊母、爱子、宁愿让妻子掌权这样一些现象,都是由于自古以来的传统的思想意识在起作用。

沟口健二也曾极力想在战后民主启蒙电影时代的作品中树立女性的威信。他确实也树立了,但并不成功,原因在于,尽管非常想为妇女树立威望,但对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依然存在这一事实,岂能视而不见呢?

民主要由女性来承担这一主题思想,在美军占领时期,特别是在1946年至1950年的日本电影中,曾经反复出现过。作为已有定评的战后日本电影最早的佳作,木下惠介导演的《大曾根家的早晨》和黑泽明导演的《无愧于我们的青春》(均拍于1946年)就是例证。《大曾根家的早晨》表现战争时期被军国主义搞得家破人亡的一位寡妇,战后向过去一贯在这个家族中专横跋扈的身为高级将领的小叔子提出强烈的抗议,此举使戏达到了高潮。《无愧于我们的青春》描写一位妻子,她的丈夫在战争中因从事反战活动被作为间谍处死,她在农村也在受迫害的环境中挣扎着生活。战后,她成为领导农村走向民主化的闪光人物。这两部作品都是赞美女主人公敢于向代表权力的男性展开斗争,最后使恶势力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从而提高了女性的政治觉悟的精神。

但是,当初公映时有一点没有意识到,那就是,这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都是出身于上流家庭。《大曾根家的早晨》的寡妇,因系贸易商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过的是西方的摩登生活,而大曾根家则是地地道道的军人家族。因此,作为高级将领的小叔子,指责她使得丈夫和孩子们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把矛头指向她的家庭。《无愧于我们的青春》的女主人公,也是著名的一流大学的自由主义者教授的女儿,她的反抗思想的基础,是由她的家庭引以为荣的资产阶级风气培养出来的。就是说,战后日本的电影工作者们,每当考虑到日本也会有民主风气的时候,首先在脑子里出现的,是像贸易商那样的资产阶级,或者像大学教授那样的家庭,这样的阶层最可能具有民主风气。而观众也认为实际就是如此。这意味着我们当时多么单纯,以为思想斗争与一般群众毫无关系,是在其他地方进行着的。(www.xing528.com)

对民主的理解,认为最符合群众标准的,就是让男性向女性检讨自己粗暴的态度。很多影片都是这样来表现的。在黑泽明的《美好的星期天》里,有一个因被卷入种种纠纷而陷入绝望的贫穷青年,有一天他约他的已订婚的对象见面,向她提出性爱要求,遭到拒绝后,便向她做了深刻的检讨。小津安二郎的《风中的母鸡》,描写一位复员军人了解到他的妻子在他复员之前曾因生活困难出卖过一次肉体后,心里非常痛苦,但最后还是原谅了她,而且反倒对她进行安慰。这从形式上来看,始终是采取丈夫原谅犯过错误的妻子,但从心态上来说,对于自己过去片面地指责妻子应该表示忏悔的心情占据了上风。吉村公三郎的《我的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描写战后加入暴力团犯了破坏罢工等罪行的原青年军官,遇见了曾经被他杀害的大臣的女儿,她现在是酒馆的歌女。他向她表示悔过,决心重新做人。

“一亿人口总忏悔”,这是战败时官方创造的企图强加给国民的一个奴隶性的口号,当时就受到国民大众的抵制,认为这是莫名其妙的口号。但是,企图通过看这些电影使得某些人低头认罪、重新做人的想法,却非常普遍。这便是为什么当时在一段时期内,日本电影中描写男性向女性表示由衷忏悔的充满真实感的作品充斥银幕的原因;而且这类影片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1953年获得巨大成功的表现佐田启二站在岸惠子面前低头认罪的通俗情节剧《你的名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妨称之为清算战后电影在情感上的某一侧面的作品。

但是,这一时期,日本电影只是热衷于拍摄日本男性向日本女性忏悔自己过去蛮横的作品,而这当中几乎没有一部是向真正应该表示忏悔的对象低头认罪的作品。只有1953年由八住利雄编剧、佐伯清导演的母亲题材的作品《暴风雨中的母亲》是个例外。这部影片描写一名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年轻军官回到日本后,由于担心一旦承认自己的罪行就会被处死,所以又返回中国。母亲经受住了这样的痛苦。但是,这部影片对于忏悔的描写仅止于此,它的后面不是还清楚地留有忏悔不等于万事大吉这样一个问题吗?

至于其他大多数男性向女性忏悔的所谓具有民主情感的电影则表现为,接受忏悔的妇女们,都有着一颗善良的心,男人的眼泪触动了她那宽大为怀的情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也许是上面规定的民主在家庭这一领域里的贯彻。

从这种潮流来看,沟口的《女性的胜利》和《无法恢复的友情》这两部作品,尽管属于观念上生硬的失败之作,但仍不失为颇有特色的作品,尤其是后者。因为这两部作品都非常鲜明地表现出男性决不忏悔、女性决不宽容的姿态。在《女性的胜利》中,代表男性权力统治的检察官,不仅毫无歉疚之意,反而采取更加庄严肃穆的态度;在《无法恢复的友情》中,男人们虽然受到揭露,却毫无反省之意。女性只能依靠战斗。对沟口来说,那是战前沿袭下来的主题,但是,战前采取的方式,只是表现可怜的女子竭力进行抵抗,而这两部在占领下拍出的作品,则表现为毫不含糊地采取斗争的方式。这作为占领下的电影是很珍贵的。后来,沟口在拍现实主义电影时,常常描写女性的悲惨处境;在拍唯美主义电影时,则会使女性圣贤化。就是说,沿着直观现实和希求愿望这样两股道走下去。

1946年拍摄的《歌磨周围的五妇女》一片,是把江户时代风俗画大师歌磨作为民众艺术家来描写,表现他抗拒权势的镇压,从事色情美女画的创作历程。这类题材很符合沟口的趣味,不过,当时的日本电影界尚未恢复到能够拿出足够的资金来拍摄描写江户时代风俗的作品,所以这部影片虽然很有趣,却也难免显得平淡无奇。

《女演员须磨子之恋》(1947)也是属于以女性解放为主题的战后民主启蒙电影。作品表现了从明治末期到大正时代,一直是日本新剧运动的最初的大明星的松井须磨子(田中绢代扮演),在导演岛村抱月的指导下,如何从一个完全的外行,变成能够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娜拉的女演员。然后,还描写她本人怎样从类似娜拉那样的旧家庭中摆脱出来,走向自由的生活道路。

像我们这些对电影开始着迷的少年,是抱着一种期望的心情去看这部作品的,结果发现影片的格调很阴暗,缺乏鼓舞力量,所以很失望。同一时期,衣笠贞之助导演了一部由山田五十铃主演的同样题材的影片《女演员》。这部影片生动地体现出女主人公的奔放的魅力,显然比《女演员须磨子之恋》更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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