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口健二的世界-残菊物语：意志之光

《残菊物语》

《残菊物语》的故事情节如下：

那是十九世纪末日本戏剧界，也就是歌舞伎演员社会的故事。歌舞伎社会是由少数名门家族统治的封建社会。主要的角色世世代代都被名门家族出身的演员所垄断。第五代尾上菊五郎是十九世纪末支配东京歌舞伎界的演员之一，有着巨大的声望和超群的实力。他的养子菊之助将作为第五代的接班人继承师名，并被寄予成为第六代菊五郎的厚望，尽管他演技并不成熟，却已大受赞扬。就在这一片赞扬声中，菊之助忘乎所以，沉湎于游狎艺伎，荒废了学业。但是，人们慑于他的地位，谁也不愿提出忠告。倒是尾上家雇来照管婴幼儿的女佣人阿德，出于对菊之助的爱护，直言不讳地批评他演技不求上进的缺憾，要他更加努力钻研技艺。菊之助鉴于她敢于提出谁也不敢向他提出的问题而深为感动，并进而爱上了她。两人的相爱招致人们的闲言碎语，菊五郎夫人解雇了阿德，菊五郎更是禁止菊之助与她相会，因为他们认为，是身份低下的阿德想当菊之助的妻子而对他进行诱惑的。

菊之助反抗养父母去找阿德，为此被逐出尾上家门。此后，菊之助在东京歌舞伎界再也没找到工作。他跑到大阪去找那里的歌舞伎界的权势人物尾上多见藏，请求在他的舞台上演出。但由于技艺不成熟，经常遭到观众嘲笑。他只是在尾上多见藏的庇护下才勉强能够登台。这时，阿德从东京跑来，与菊之助过起贫困的同居生活。不久，尾上多见藏病故。失去保护伞的菊之助，在大阪的舞台上也难以立足了。万般无奈，他只好参加去乡间巡回演出的剧团。情绪低落的菊之助，在阿德不断鼓励下，技艺有了很大提高。

巡回剧团在旅行途中因破产不得不宣告解散。这时，听说东京的歌舞伎剧团来到附近的城市名古屋演出，阿德便去活动，让菊之助到该团演出。菊之助的技艺终于受到人们的青睐。剧团的演员们向菊五郎提出让菊之助回归东京舞台的要求。菊五郎的条件是，他必须与阿德分手。这项条件只有阿德知道。当菊之助兴高采烈地搭乘开往东京的火车时，阿德悄悄地离开他回到大阪，住进曾经与菊之助一起生活过的那所简陋的公寓。

菊之助得知与阿德分离的真相后甚为恼怒，然而，他不久却在东京的舞台上成为极受欢迎的演员。

几年后，东京歌舞伎剧团来到大阪公演，菊之助作为最负盛名的演员，在演出前夜，乘坐张灯结彩的游舫在大阪的护城河上巡回，接受群众的欢呼。这时，菊之助从前住过的那所公寓的管理人跑来告诉他，阿德病危。菊五郎从旁听到这一消息后慨然地说：“快去与你的夫人见一面。”菊之助急忙跑到阿德的病榻前将菊五郎已正式承认他俩的婚姻的消息告诉她，鼓励她战胜病魔，然后又回到船上。阿德在听到群众对菊之助一行发出的欢呼声中与世长辞。

沟口健二在拍摄这部作品时，无意中安排了一场足以引起强烈思考的戏，而且是原著和舞台剧中所没有的。那就是，阿德主动与菊之助分手，悄悄回到大阪，来到过去与菊之助共同生活过的公寓式的简陋住处的一场戏。当她默默地走进那间光线极暗的房屋时，房主的女儿惊奇地问道：“你怎么啦！菊之助呢？”阿德回答说：“跟那样的男人在一起，实在没有意思。”

这句回答按照通常的解释，可以理解为一种表示不服输，毅然决定分手的表达。但是，结合问答的形式来看，这句话却含有更为深层的愤懑情绪，绝不仅仅是一句伤感的自认倒霉的话语。

阿德由于为人正直，对菊之助的技艺提出了批评，目的在于激发他的上进心，没想到却遭到第五代的一家人的辱骂，把她看做是一个引诱青年菊之助的坏女人，妄图挤进名门占据主妇的宝座。这对于一位虽然贫穷而心地却很坦率的女人来说，乃是最大的人格侮辱。在那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基本人权的时代，要想消除这种侮辱，最好的办法就是表明自己毫无私心，只不过是希望菊之助的表演技巧有所提高而已。所以，到了离别的关键时刻，她一滴眼泪也不轻弹，采取这样断然的态度，似乎是在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她无须用语言来说明问题。但是，她的这种心情正是促使她吐露出那句“跟那样的男人在一起有什么意思”的话语的矛盾基础。这部作品看来似乎只不过是一部赞美自我牺牲的恋爱悲剧，其实它是一首以假装失恋来确保人的尊严的歌颂女性胜利的凯歌。

但是，这种形式的自我表现，其结果反而为竭力替那压制她、以污蔑性的身份歧视来伤害她的主人一家效劳，成为对男子主义社会、阶级歧视社会的肯定，甚至成为使这种社会进一步得到加强的一种努力。这真是悲剧性的讽刺。《残菊物语》是一部悲剧，它之所以成为悲剧，不在于美男美女的恋爱未获成功，而在于企图反抗身份歧视的女方的意志未能成为气候，而且反倒对的敌方有利。而这种悲剧性的讽刺，正是存在歧视的社会、执行身份歧视的社会得以牢固地维持下去的心理基础。在存在歧视的社会里，最受歧视的人往往最易表现出对于这种体制的忠实。这种啼笑皆非的真理是一种四大皆空的表现。但是，只要人的意志持续不变，这种讽刺性的关系总有一天将会颠倒过来。总之，为意志而献身不能与简单的顺从画等号。(www.xing528.com)

不描写爱情而描写意志这点，在沟口的思想里占有何种地位，无从知晓。但是，据我所知，《残菊物语》既搬上过舞台，也由其他摄制组搬上过银幕，都没有超越爱情悲剧的范围。只有沟口的《残菊物语》闪耀出激发意志的光辉。

当看到女主人公迸发出那样的光辉时，对于靠着她不惜牺牲一切才得以崭露头角的男子汉来说，难道会感到幸福吗？应该说那还是一种幸福。不过，这种幸福只能称之为具有讽刺意义的傻福。

在沟口的作品中，靠女人的献身而发迹的男子，往往是沉浸在幸福的温馨中，流露出一种幸运地享有傻福的神情。比起那献身，甚至丢掉了生命的女主人公来，男主人公的这种幸福就显得多么不相称，多么不公平。由于沟口着重表现了男子的利己主义，所以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是在歌颂大男子主义的社会。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例如，《日本桥》的主人公，为了敬仰牺牲生命的姐姐，决心抛弃自己的优越前途；《瀑布般的白系》的主人公，对那为他而犯罪的女人舍身自杀；《折纸鹤的阿千》的主人公，在那因效力于他而成为残废者的女人面前感到坐卧不安。但是，在《玛利亚的阿雪》、《武藏野夫人》、《西鹤一代女》、《雨月物语》、《街谈巷议的女人》、《杨贵妃》等作品中，确也出现过一些依靠女人自我牺牲而享受幸福的男性，其中以《残菊物语》的菊之助最为突出。

沟口是否对男性过于宽容呢？的确有些宽容。但是，这些看上去很幸福的男性，其实享的只是一种傻福，结果难免要受到惩罚。因为当你看到女主人公们采取的生活方式是如此清澈、透明、熠熠发光后，再来看一看那些男士们，他们宛如一群傻瓜在那坐享清福。沟口经常在自己作品里公然批判男性的自私自利的思想。《浪花悲歌》、《祇园姐妹》、《夜晚的女人们》、《无法恢复的友情》、《西鹤一代女》等作品在这一点上最为明显。在另一系列表现男主人公安于依赖女性的作品中，沟口对他们同样也是采取批判态度的。

明治以后，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的追求冒尖的热潮。平头百姓也都希望通过努力和学习求得出人头地，这已成为明治、大正以来推进日本发展的巨大动力。然而，事实上能够出人头地的只有男性，而且需要付出无理的代价。因此，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要想冒尖，就得由家中的妇女们来承受那种无理的代价。像姐姐卖身供弟弟读大学这样的情节在泉镜花的小说中出现，固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也恰好反映了日本现代化的一个侧面。沟口健二将这点加以扩大深化，使其几乎成为现代日本的罪恶根源。而这是需要经过几个发展阶段的。那就是：

女性的献身与男性的赎罪的对比阶段；

觉醒了的女性对男性的自私自利进行抨击的阶段；

愚蠢的男性沉湎于女性的献身的阶段。

沟口孜孜以求的，可能是这样的阶段：经过苦难的磨炼成为圣善的女人，忘掉过去的一切，对男人给予宽恕。《西鹤一代女》中最后那宗教式的形象，《雨月物语》中已成为亡灵的妻子迎接丈夫和儿子，《山椒大夫》中紧紧拥抱儿子的双目失明的母亲，《近松物语》中女主人公最后面带微笑与情侣同赴刑场等，都体现了沟口晚年的这种意向，他大概想对那受到女性宽容而感到非常幸福的心情瞥上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