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双重结构与美男子的命运——《浪花悲歌》
《浪花悲歌》是沟口使日本电影的现实主义大大向前迈进的一部值得纪念的作品。这部作品由山田五十铃主演。导演通过对绫子这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女子的生动描写,使作品拥有了不朽的价值。
绫子是大阪的一家药材批发公司的电话接线员。她的父亲是个意志薄弱的人,由于动用公司的公款,将被送去受审,而他每天还是悠然地去钓鱼,并不时发发牢骚。绫子为了使父亲免遭坐牢之苦,不得不想方设法弄钱偿还公款。她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给她所爱的青年同事西村,求他帮忙,但是,这位青年一贫如洗,无力相助。
就在这时,公司老板麻居想纳她为妾。绫子提出条件要麻居替父亲偿还侵占的公款,才同意嫁给他。她终于辞去公司的工作,成为麻居的侧室,过起了豪华的生活。一天,她偶然遇见了西村,西村提出与她结婚的要求。她虽然很想同他结婚,但又不便将自己目前的处境告诉他,只好匆匆离去。
麻居是一个对妻子不敢违拗的男人,当妻子得知他纳妾之事后,便逼迫他与绫子分手。获得自由的绫子,兴高采烈地准备去找西村。途中,她遇见了妹妹,妹妹告诉说,在东京读大学的哥哥因交不起学费,已辍学回家。
绫子为了给哥哥筹措学费,将以前曾对她挤眉弄眼不怀好意的股票商藤野叫到自己的公寓里来,同时也把西村叫来。藤野来了以后就对绫子动手动脚,就在这当口西村出现了。绫子告诉藤野,西村是她的丈夫,对一个有夫之妇妄图强奸该当何罪,逼他拿出一笔钱了结此事。藤野回去后将事情的经过告到警察署,绫子和西村终于被逮捕。肚量本来就很小的西村,一再强调自己是受骗,被绫子所利用,并骂绫子是一个可怕的女人。待在隔壁审讯室里的绫子,听到西村的这一番辩解,不禁大失所望。
绫子还是由父亲负责领回。但是一进家门,哥哥便大逞威风,说什么不应让一个女阿飞待在家里。父亲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自己侵占的公款是由绫子偿还的,绫子也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这次的恐吓事件是为了替哥哥筹措学费。绫子总以为,即使不加辩明,至亲骨肉也会热情地接纳自己。但是,始料不及的是,哥哥竟然骂她为女流氓,怯懦的父亲也没有替她说明,她是为家庭而犯罪。至于妹妹,更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地指责她。
当绫子看到全家人都对她冷眼相待后,不加辩解地离家出走了。最后一场戏是在桥上。绫子伫立在桥的栏杆旁,俯首凝视夜晚污秽的水面,这时,一位熟识的医生从身旁走过,看到她那副无精打采的神情,便问道:“是生病了吗?”绫子回答说:“对,是生病了。我患的是一种很出色的病,叫做女阿飞症。”说完,像是下了决心似的,毅然走下大桥。
从这个故事即可看出,绫子的恋人西村,是一个扩大了美男子弱点的人物。他虽是善良的青年,可是,当绫子采取颇欠思考的行动时,他没有加以制止,一旦自己被作为共犯遭到逮捕后,又无意去保护她,并且一味为自己开脱,装出一副呜咽而泣的可怜相,做了不利于她的证言。
扮演西村的原健作,不能说纯粹是美男子型的演员,他兼演正角和反角,不过,美男子型的角色确实演过不少。但是,演这样毫无男子气概的卑劣人物,恐怕只有这部影片。他在面向儿童的历史片中演的英雄人物,是那样飒爽英姿,而在《浪花悲歌》中演起胆小怕事又不可靠的人物,又是那样具有真实感,委实令人惊叹不已。尤其是当绫子威胁藤野的时候,他听从她的安排,背向大家、萎靡不振地坐在房间角落里的那种姿态,既可怜而又滑稽可笑。他似乎在想,怎么顷刻之间自己成为心爱女人施展计谋的工具了,这种可怕的时间尽快地逝去吧。观众看了也会感到,可千万别成为这样丑态的男人。
一般的美男子角色经常是虽软弱却值得同情。但是,沟口在这里对美男子的弱点和轻浮丝毫不表同情。通过这件事意识到自己的恋人毫无自尊心的女主人公,后来也遭到父兄们的冷漠对待,最后下定决心不再依靠男人们的帮助,于是,抱着一种挑战的姿态,毅然走上街头。这部影片完全以长镜头为主,不用特写镜头,只有最后表现女主人公的表情时才用了一个特写,那时正处于年轻时期的山田五十铃用复杂而真切的表情,活生生地体现出她那只有依靠自己,决不能再寄希望于男人的决心。(www.xing528.com)
《爱怨峡谷》(1937)也是如此。山路文子在这部影片中演的女主人公的性格,前半部与后半部迥然不同。前半部,她在乡间一家大旅馆里当服务员,爱上了店主的儿子,并怀了孕,但是,店主不允许他俩结婚。于是,店主的儿子带着她出走到城市。不料,这位店主的儿子——“丧失了金钱和权力的好色之徒”的典型,来到城市依然游手好闲。由于生活发生了困难,结果他抛弃了她,又回到乡间父亲的旅馆。这完全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美男子。在此之前,她也和通常面向女性的情节剧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当得知难以信赖的男子向自己求爱时,心里紧张得很,当被问到是否愿意同他一起吃苦时,她是那样顺从地回答说,什么苦都能吃。可是,一旦被抛弃,她的性格就完全改变了。她把孩子送出去寄养,为了筹付寄养费,自己去咖啡馆当招待,还跑到一个巡回剧团当相声演员,变成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难以对付的女光棍。她随同剧团赴各地演出,来到那家旅馆所在的乡间,在那里遇见了往日的恋人,他现在已成为老板。他提出愿意同她正式结婚,并接回孩子,但她冷酷地拒绝了。当时,她这样做不是仅仅是由于过去的仇恨而采取的一种报复,主要是因为她自己已经变得坚强起来,充满信心,无须依赖那样意志薄弱的男人的帮助。过去,只是在通俗的伤感的女性情节剧中扮演女主人公的山路文子,在这部影片里,第一次接受沟口健二的指导,把一个下层社会的妇女演得那样威风堂堂,光彩夺目,博得众口称赞。担任这部影片美术助理的新藤兼人,看到山路文子演技的骤变,不禁为之吃惊,为此,他决心拜沟口为师。
正角与美男子这两种男明星类型,产生于封建时代日本人置身于男性文化和女性文化的双重结构中,并在群众性的戏剧中得以确立。日本电影在近代化和西方化过程中,经常试图将上述类型的人物性格转化为西方大众文化业已确立的具有骑士精神(坚强可靠又懂爱情)的英雄人物,但留给人的印象往往令人厌恶,很难得到认同。沟口开始着手摄制一些将可怜的妇女与软弱的美男子组合在一起的这种最传统、最通俗,也最大众化的面向女性的影片。不久,其作品又朝着赋予可怜的妇女以坚强、对软弱的美男子不再同情,甚至对那种卑劣的行径彻底加以批判的方向发展。但是,沟口在这里为什么大大地改变了从来对新派情节剧中美男子所采取的宽容态度呢?原因是很多的。
首先,从《浪花悲歌》开始,依田义贤担负着剧本的编写。在这之前几乎无名的依田义贤,在沟口彻底训练之下,写出了《浪花悲歌》,以后沟口的大部分作品几乎都由他编写,可以称之为沟口的专属编剧。对美男子型人物不再表示同情,成为继这部作品之后沟口作品的一个特征,这是与依田义贤的个性和态度分不开的。
但是,依田义贤并非只为沟口作编剧,他也为其他导演工作。而且,在给井上金太郎导演所写的《月夜乌鸦》(1939)的剧本中,他是以十分的宽容和同情来描写新派剧中不可靠的美男子型的主人公。
在《浪花悲歌》问世的前一年,亦即1935年,伊丹万作的《忠次出名》、山中贞雄的《街头的文身者》、五所平之助的《人生的负担》、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的旅店》等作品相继问世,这一年成为日本有才华的年轻电影工作者一起朝着现实主义的方向迈进的一年。这些影片虽然不像五年前盛行的倾向电影那样,是以左翼思想进行社会批判的影片,然而,却是一批以锐利的目光审视社会的令人感叹的作品。性格倔强从不服输的沟口,看到比自己还年轻的导演们拍出如此名声大噪的现实主义作品时,不会不考虑要拍出超过他们的更具有现实主义格调的作品来。
在探索现实主义的过程中,沟口很可能对自己的男性身份进行了一定的批判。后来,在拍摄《夜晚的女人们》(1948)的时候,沟口为了调查吉普女郎的生活状态,走访了收容那些患有性病的吉普女郎的吉原医院。医院院长向沟口详细介绍了她们得病的情况后说:“说到底,不应把一切都归罪于她们,应该归罪于男人们。”沟口听了以后流着泪说:“说得对,是我的罪过。”这是听同去走访的制片人丝屋寿雄说的。
其实,沟口有很多对不起女性的地方。拍《浪花悲歌》时,他的夫人尚未精神失常,但是,已经发生了因与他十年前同居过的女人争风吃醋而引起争吵,结果背上被剃刀刺伤的事件。后来,夫人的发疯,看来是和沟口混乱的男女关系有关,至少沟口是这样痛恨过自己。沟口或许通过自身的经验,对于新派格调的情节剧把受到女性宠爱的男子无条件地塑造成为诚实可靠的人这种老一套方法,实在感到难以忍受。
尽管如此,沟口以后对美男子型角色并非完全采取冷酷的态度。的确,此后他的作品对男子的懦弱、胆小、狡猾、暴力行为和歧视女性给予严厉批评的比重有所增加,但偶尔也有对美男子采取同情的态度。
1939年摄制的《残菊物语》尤其如此。这是根据当时在戏剧新派方面获得好评的作品搬上银幕的,由在这方面最有声誉的男扮女装的明星花柳章太郎出演美男子角色。这位主人公完全符合美男子的定义,长得漂亮却极不可靠,他依靠女主人公自我牺牲的爱情才勉强站得住脚。这个美男子主人公身份高贵,而为他牺牲的女主人公则是地位低贱的女人,因此,有人怀疑沟口是一位保守主义者,说他肯定了身份低者对身份高者做出自我牺牲的忠诚。其实,花柳章太郎在这部作品里无论演得多么出色,美男子这个人物对观众来说也毫无魅力,倒是他把人物那心安理得地接受女方牺牲的利己主义面貌刻画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森赫子演的女主人公,却极富魅力,使人感到她的行为具有超越封建忠诚的更高尚的品格。换言之,美男子只不过是用来衬托女主人公的光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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