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口健二的写实主义世界

写实主义的探讨与“沦落女”——《恰巧他们也去了》

沟口由于姐姐的关系寄居在子爵家，从而摆脱了贫困，同时也养成随心所欲的习惯，工作稍不顺心便辞去不干，回到姐姐身边。他与子爵的关系不错，通过姐姐得到很多照顾。但是，住在一起的父亲似乎被看做不争气的人，受到轻视。这种轻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沟口的情绪。他毕竟是在贫困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对富人有一种天生的反感，对处于底层的娼妓深表同情。总之，凡是有志气的青年，都不会对这种生活感到愉快，心里总会有些疙瘩。既然有疙瘩，就不会愿意去表现华族的生活，要描写也完全变成了私小说。而电影是不适于使个人的感慨形象化的。个人的感情必须糅进群众性的故事模式中去体现。沟口虽然对华族中妾的生活非常熟悉，但不去直接表现它，而是将类似的情境移植到更加哀戚的“沦落女”的故事中去。这样一来，它的主题就更具有普遍意义和说服力。

沟口素以熟悉“沦落女”而闻名。大概经常与妓女接触，而且据说对各类妓女都有所接触，诸如娼妓、私娼、临时雇用者、以外国人为对象的神户娼妓等，这后来引起其夫人精神失常的悲剧，沟口为此而感到内疚。

沟口从寄居在浅草的姐姐家的青年时代开始，就常去附近吉原妓院街游狎。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红线地带》，就是描写这个吉原妓院街由于禁止卖淫法的颁布，不得不停止营业的情况。由此也可以看出，沟口的人生与妓院是难解难分的。

当然，当时的日本青年逛妓院是很普通的事。沟口由于姐姐的关系，从小就很熟悉花柳界的妖冶氛围，这恐怕也是促使他性早熟的原因。所以，他过早地抛弃童贞，与妓女们厮混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沟口对正经的女人决不染指，与一起共事的女演员们从未有过丑闻。晚年对田中绢代的单相思早有传闻，但接近他们的人说，沟口简直就像一个童男，只要一提到田中绢代，他的脸就红了。正因为如此，他从未向田中绢代表达过自己的爱慕之情。后来，田中绢代也证实了这点。

对娼妓胆大无比，对正经的妇女彬彬有礼，这也是在旧式的日本男子中常出现的情况，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我有一些证据，证明沟口原本就不是好色之徒，不是以征服女性作为生活价值的人。沟口的生活价值不是去征服女人，而是要在社会上站住脚，以期功成名就。出人头地是明治时代所有人的向往，出生于这个时代的没落士族⁽⁵⁾之家的沟口，从小就受到这种思想的熏陶，少年气盛，立志要重振家业，不料小学刚一毕业就走入社会，几经挣扎才好不容易抓住了做电影导演这个发迹的当口。凡是认识晚年沟口的人，都会滔滔不绝地说出他们亲眼目睹的事情，认为沟口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奋发图强、努力学习的人，对于不能像自己一样努力的人，要求之苛刻，更是令人难以想象。依田义贤所著《沟口健二其人及其艺术》一书，以及新藤兼人拍摄的影片《一位电影导演的生平》，都是集这方面插曲之大成的作品。异乎寻常的奋发图强和努力学习的沟口，当他决定以描写“沦落女”作为自己的作品的主题时，为了学习，不可能不去涉猎娼妓的生活。况且当时在文学青年之间流行着一种说法：要想当一名小说家，理所当然地要去与艺伎幽会。尽管这是不足为训的世俗之说，但是，以赶超文学为目标的兴盛时期电影界的朝气蓬勃的青年们，哪能不受此说的影响呢。处于大正末期、昭和初期的沟口这位新进导演，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与其他年富力强的导演和编剧一起，去探访“沦落女”。

继《洋妾阿吉》之后摄制的《恰巧他们也去了》，恐怕是沟口名副其实地倾注了自己亲身经历的有关“沦落女”的全部知识的一部有力作品，这部作品基本上确立了沟口对这类妇女的看法。当时正值无产阶级文学鼎盛时期，这部小说的作者下村千秋，以通俗的笔调勇于道出流氓无产者的无政府状态的反抗。

《恰巧他们也去了》是一部不足八万字的中篇小说。它的情节无须削减或增添就可以恰好拍成一部电影。不过，由于结构很不自然，拍成电影需要进行较大的改写。但是，主要人物的性格、思想，以及整个作品的主题，完全没有必要改动。

它的故事情节大致是：

本川顺一是一个知识分子小市民，在官厅里从事翻译工作，妻子故去后情绪低落，经常去咖啡馆、舞厅与侍女及舞女鬼混，还到旅馆去宿私娼。他的这种自甘堕落的生活终于被官厅开除。木川认识了一个名叫笃子的女子。她在一家小出版社当打字员兼事务员，长得很像木川死去的妻子。两人由相爱进而发生了肉体关系，相约不久结婚。然而，笃子在未与木川商量的情况下辞去出版社工作，到一家咖啡馆当女招待，而这家咖啡馆实际上是卖淫的场所。木川得知后责问笃子，她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当事务员不够糊口嘛”，并告诉木川，她在横滨时为了养活母亲，曾经当过女招待。木川带着朋友来到笃子当女招待的咖啡馆，恰逢一个流氓分子以暴力威逼笃子同他去住旅馆，木川便与流氓分子大打出手，结果三人都被带到警察署。流氓分子因有前科被关进监狱，木川当场释放，而笃子以卖淫行为被拘留二十九天。后来笃子更加自暴自弃，木川深感对她负有责任。

木川将期满释放的笃子送到她母亲的家。母亲在横滨为非法酒馆充当拉皮条的角色。木川一度回到东京，不久，笃子又来找他，向他借五百元，原因是母亲借了高利贷无力偿还，高利贷者提出，还不起钱就把女儿笃子给他。母亲也不是好惹的，她并未因此而懊丧，反而想借此机会将女儿卖给高利贷者，敲他一笔竹杠。如果笃子不同意，那就要求她去向维持着恋爱关系的木川求援，让他给筹款还债。

对于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母亲，木川企图说服笃子不该言听计从。他晓之以理说“现今社会的金钱万能制度造就出这样的母亲，并由此而产生了弱肉强食的不道德行为”。

“我没有想过这种明确的道理。只隐隐约约地看到，这个社会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它使母亲干出那样违背人伦的行为，向我提出如此难以解决的问题。”

“那个怪物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和人的那种毒辣的不道德的行为。你不想与这个怪物展开斗争，将它击毙吗？”

“明知斗不过，斗又有啥用。一想到这些我就发怵。结果只有牺牲自己，听天由命好了。自从受了流氓分子的威胁，受到投入黑暗拘留所的处分以后，我的性格整个变了，变得胆小怕事……”

针对这样怯懦的笃子，木川向她宣传马克思主义，用在德国革命中牺牲的女战士罗莎·卢森堡的事迹鼓励她。这部小说描写的木川似乎不是那种整天吊儿郎当度日的所谓“白面书生”式的人，他的这种言论当时是很流行的。木川就是这样昂然地指责笃子。

“你正在迈向最后一个关口。只要再向前迈出一步，就会进入充满光明和希望的世界。但是，就在这关键的一步上你气馁了。我不能看着你这样混下去。我背也要把你背进那个世界。你大概不会不同意吧？”

木川提出要结婚，而笃子表示不可能。她把一直隐瞒的身世说了出来：自己生过孩子。

笃子和母亲在关东大地震后，除身上穿的一套衣服外，一无所有。笃子去向过去在横滨的咖啡馆当女招待时的常客南条医生求援。这个南条是一名玩弄女性不负责任的好色之徒，他设置圈套进行诱惑，等笃子生了孩子后又把她抛弃。孩子给了南条，他将孩子送往农村寄养。这是四年前的事。

笃子对木川说，她准备要回孩子自己抚养，木川表示支持后便离去了。

笃子不久就去找南条，准备要回孩子阿弘。阿弘先是被送到农村一家栽培花卉的夫妇那里寄养，后因南条未寄抚养费，又被送到住在贫民区的一位朋友处寄养。笃子从那里领回了孩子，开始一起生活。但是，为了领回孩子，需要向贫民区的养父养母付一笔巨款，同时，母亲借的高利贷也需要偿还，加上阿弘因食物中毒急诊住院，更需花钱。在这种情况下，笃子横下一条心，混迹于横滨本牧地区以外国人为对象的私娼旅馆和黑酒馆。在那里再一次遇见木川。(www.xing528.com)

木川责问笃子，为什么不向他求援。笃子回答说：

“这之前，我一切都不了解。我曾经考虑过向你求援，但我又想那等于是溺水者去缠溺水者，结果只能同归于尽。我认为现在还没到那种时候，所以没去找你。”

笃子满不在乎地将来到这里之前的经过和心情叙述了一番。她认为现在尚未到绝望的境地。她说她不是因为绝望才去当妓女，而是为了自立，为了积攒些钱开创新事业才这样做的。她断言：

“谁都会认为，女人出卖身体无异于末日的来临。但我的情况不同，我自始至终把它看做唯一的职业。所以，我对这种职业毫无畏惧，也决不会屈服于这种职业。我完全有这种信心。”

她认定那种职业能够积攒资金达到自立的目的，那时就可以创造出像木川所说的那种世界。她说，“为了创造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劳动和平等生活的世界，不再出现像母亲那样牺牲者的世界，也不再出现女人须依靠像我们这样的职业才能生存的世界”，她打算借助木川的知识劳动一辈子。

小说是以木川在黑酒馆倾听笃子的叙述后深为感动，凭窗眺望大海而结束。

影片《恰巧他们也去了》不可能完全按照原著的这种台词来表现。有些地方确实未经提炼，显得生硬和概念化。在《人物日本电影史一卷》（大卫社出版）的“沟口健二”的条目中，岸松雄对这部作品作了如下的评述：

到了1931年，倾向电影已完全退潮。沟口着手拍摄下村千秋的《恰巧他们也去了》，影片极力避免幼稚的表白，描写了毫无气魄的流氓无产者的生活。

这部影片一开始就表现一对私奔的男女。男的被遣散，只剩下女的孤独一人。人们对这位可怜的女人冷眼相看。这也许只是单纯的场面，然而，对于一位孤独的女人竟投以如此冷淡的目光，说明沟口是一个高深莫测的人。

从“避免幼稚的表白”这点来看，原著的过激的观念大概被大大地削弱了。但是，依田义贤的文章中曾经提到，这部影片在审查时被剪得面目全非，那么，过激的部分很可能是由于被剪掉，才使得左倾幼稚因素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总之，对于这样一部既未留下拷贝又未存有剧本的作品，议论就到此为止，再多议论也只能是臆测。而重要的是，沟口选择这样一部小说拍成电影，正如后来成为沟口最主要的合作者依田义贤所说的那样，沟口是通过这部作品抓住了写实主义的本质。也就是说，这部作品获得的具体成果在于，沟口抓住了从内部突破新派悲剧的剧作方法的线索。

依田义贤及岸松雄都曾经写道，沟口从这部作品开始，极力推行他的一场戏一个镜头的拍摄方法；对于人物则采取无情的、开放式的、集中注意力的客观描写。迁久一在看了《洋妾阿吉》后也表示说，这是第一部排除伤感描写的作品，其严厉的程度实在令人惊讶。这大概是由于方法的改变使然。同时，就掌握出场人物的性格及其任务的方法这点来看，那是女人越过不可靠的男人向前迈进的理想的实现。女人不再是男人的牺牲品，而是超过了男人。不过，假如一味强调这样的主题，那就会像岸松雄所说的那样，必将形成幼稚表白。从这部作品以后，沟口的作品避免表现女人成为男人的牺牲品，而是表现与男人进行相互肉搏的斗争。

沟口在拍摄《西鹤一代女》时，岸松雄对他进行过采访（据岸松雄所著《我的电影史》，1955年出版）。其中谈到，岸松雄曾经问沟口：“你是否准备探讨女性的历史？”沟口做了如下的回答。这段回答不仅体现了他当时的想法，他日后在谈到自己的主题时还经常重复这种想法，所以这一想法已是人所共知的了。

沟口：……我很早就认为，阶级问题可以通过共产主义来解决，后来觉得剩下的就是男女问题了。所以，我特别关心处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问题。我在日活工作时，公司要村田实拍摄以男性为主的作品，我出于一种对抗的情绪，要拍摄以女性为主的作品。因此，我在处理男女之间的问题时，多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而且，我这个人性情急躁，很容易跟人吵起架来。所以跟男演员往往发生扭打，但是，对女演员总不能去打她吧……跟田中绢代还从来没吵过架。（大笑）

阶级问题可以通过共产主义来解决，后来剩下的就是男女问题了。果真是如此吗？解决妇女问题，共产主义比起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彻底，而阶级问题获得真正解决，也并非易事。但是，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想法，栩栩如生地反映出沟口的男女同权主义者的面貌。

【注释】

(1)与谢野晶子（1878—1942）：咏唱诗人，新诗社社员，曾经编辑《明星》杂志。其作品格调清新，内容大胆奔放。著作有《乱发》、《佐保姬》、《春泥集》及《新译源氏物语》等。其夫与谢野宽，也是著名诗人。——译注。

(2)室生犀星（1889—1962）：日本诗人、小说家，本名照道。17岁即开始习作俳句和诗歌，后转而创作小说。作品有《爱的诗集》、《幼年时代》、《兄妹》、《杏子》等。他的小说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译注

(3)日本大正时期流行的一种小说样式，由作者自述个人的生活体验及当时的心境，故亦称心境小说。——译注

(4)谷崎润一郎（1886—1965）：日本小说家。东京帝国大学肄业，曾与同学合办《新思潮》杂志，并发表唯美主义小说《刺青》、《麒麟》。他的创作倾向颓废，追求强烈的刺激，但有的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问题，代表作有《春琴抄》、《细雪》、《小小王国》、《鬼面》等。——译注

(5)明治维新后授予武士阶级的族称之一，在华族之下，平民之上。——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