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情节剧：沟口健二的世界

日本情节剧的历史与背景

女性情节剧在今天的电视节目中极为盛行。以家庭主妇为主要收视群体的女性情节剧，热衷于美化三四十年代的中年妇女，使男士们拜倒在她们面前。美貌的女性，不只是作为性的象征展现在男人们的眼前，而是要使男人们从人格上和精神上对她们表示尊重。那些收看这些情节剧的中年妇女，大概都有从男性那里获得这种尊敬的愿望。然而，现实情况往往与此相距甚远。不过，相差的程度，确实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大不相同。尽管现实中的日本男子还是经常对女性表露出蛮横态度，但是，一般说来，青年一代的蛮横程度要低一些。在近年来男女之间能够极其自然地结交朋友的世态下，有些女性情节剧对女主人公给了特别敬重的描写，这反而使人感到可笑。男性对女性的赞美，那只不过是掩饰他们对女性蛮横的一种表现而已，想借此造成男女平等的印象，那也是徒劳的，因为人们早已感到这是多么不真实。但是，这种创作风潮的出现，确实与社会的男女平等观念有着很大关系。一方面，这种观念带动了这种创作风潮，而风潮反过来又为观念的传播推波助澜。

在今天，收看女性情节剧的主要是女性，那是因为女性情节剧主要是通过电视播映。在电影曾经是主要媒介的时代，男性，特别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们，也都热心观看女性情节剧。他们在电影院里亲身体验到从精神上郑重地对待女性的那种愉悦的情感。也许在进步的妇女解放论者看来，大部分女性情节剧简直是不可救药的废品，内容空泛无聊，无非是使那些无知妇女沉浸在伤感的自我陶醉之中。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这类作品对于处在封建的男性蛮横社会的青年们来说，确实能帮助他们认识到尊敬女性也能为他们带来的快乐。

很难从江户时代和明治初期的大众文化中寻找到尊敬女性的感觉。歌舞伎中高贵的将军之女确实受到尊敬，然而，那是对身份地位的尊敬，而不是女性的心灵本身受到赞美。

明治初期报纸登载的犯罪事件，多是有关通奸之类。诸如，养母控告养父与养女私通（1872，东京）；被父亲奸污的女儿，在父亲的情妇的启发下，自己出面控告父亲（1873，东京）；丈夫控告妻子有外遇，而妻子则控告他与继母私通，结果双方都受到处罚（1873，东京）；妻子控告丈夫与人私通，丈夫被判刑三年，而妻子则以控诉丈夫的罪名被罚款七元五角（1873，鸟取县），等等。这些都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臭名昭著的乱伦犯罪，受到世人的唾骂。比如，1873年（明治六年），东京本所柳岛街发生一桩父亲趁妻子不在强奸女儿的事件，女儿受辱后逃到一家饭店躲避，后因父亲生病被召回服侍，又被奸污。最后当女儿得知自己将被卖为人妾，便出面告发，而父亲在审判中病死。这个女儿“以背逆人伦之罪，本应判处无期徒刑，姑念其年幼，允其交付赎罪金三十五元，以赎罪愆”。（东京《每日新闻》，1873年10月30日）这里所说的赎罪金，实际上就是罚款，当时的三十五元是一笔相当巨额的款项，她能否付得出，结局如何，已无从查考。如果付不出，那将会像当时某些贫困的姑娘那样，因生活所逼卖身秦楼楚馆。

从这些犯罪的报道中可以看出，明治初期很多平民妇女在受到男人虐待后不是忍气吞声，而是主动投诉试图反击。但是，法庭却认为她们的反击本身就是有罪的。控告丈夫与人私通，丈夫受到处罚，而妻子也被判有罪。女儿受到父亲强奸后还要被卖给人家做妾，于是告到法庭，结果自己反而被罚款，法庭还威胁说“本应判处无期徒刑，念你年轻才给予宽大处理”。与其说妇女们缺乏人权意识，毋宁说法庭是在强行扼杀妇女的人权。当时的民众是否接受法庭的这种办案逻辑，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从没有留下群众对此加以指责的呼声来看，可以认为，尽管有部分妇女进行了穷鼠啮猫的反击，但大多数人却认为法庭的判决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这是男性支配一切合情合理的那种封建意识的反映，但还应看到，佛教和儒教歧视妇女的理论，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是说，女人生来罪孽深重，佛虽慈悲为怀也难以对其拯救；或者是，女人应无条件地服从男人；这些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以至形成明明女的是受害者，也要对女的进行惩罚的怪现象。

明治初期最畅销的一本书，是描写所谓狠毒女人高桥小传的凶杀事件的纪实小说。高桥小传原本是一位值得同情的妇女，却被称之为狠毒女人，这显然是和这样一种思潮有关。女人本身就是罪孽深重的，所以应该不露本性地夹着尾巴做人，表现为贞洁而贤淑。自己不应有主见，对事物的判断应以男人的判断为转移。自己即使被奸污，也不应归咎于男人的恶行，而应首先自责，认为是自己妖娆萌动，诱发了对方的犯罪。如果根据自己的自由判断而采取行动，那无异于妖冶全面爆发，其后果不堪设想。诸如此类的想法在一般人的头脑中还固执地存在着，高桥小传被塑造成恶妇的形象，并被夸张地称为狠毒的女人，就是最好的佐证。

如果将假名垣鲁文1879年所著《高桥小传夜叉记》看做是日本近代女性情节剧前史的最后一部作品的话，那么，1898年，德富芦花⁽¹⁾创作的报刊小说《不如归》，当可算做近代女性情节剧正史的第一部作品。从它描写女性高尚的心灵美，而且将奉献纯真的爱情作为男性的理想加以讴歌这点来看，堪称划时代的作品。这部作品是以婆婆虐待儿媳的悲剧来打动人们的心，这是来自封建时代的传统主题。作者正是用这种传统主题来抓住具有保守思想的读者和观众（其中也含有否定、蔑视女性的人），并进而打出崇拜女性的新旗帜，使《不如归》成为新时代大众文化的一部开创性作品。

众所周知，这部作品的女主人公浪子，是以大山严元帅的女儿为原型。也就是说，是属于贵族社会的小姐，在歌舞伎中则是类似公主的人物。因此，对其采取尊而敬之的表现方法，是由于她的地位高贵，是与以前的封建身份观念一脉相承的。事实上，这部作品获得成功以后，报刊上不断发表了被称做家庭小说的恋爱悲剧小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大正时代，它的主人公也多是贵族小姐或近似的人物，再不就是受到贵族青年垂爱而与之结合的世家之女。由此可见，尊重女性的这种思想意识，是建立在对贵族的公主小姐顶礼膜拜的身份意识的基础之上。

德富芦花在这部小说里，攻击了婆婆虐待媳妇的行为，维护了媳妇的人权。这是他受到基督教思想强烈影响的表现。基督教是当时的新思想，也是深受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青年们欢迎的一种时髦的洋风俗。基督教本身究竟有多少尊重女性的思想值得怀疑。总之，基督教是绝对服从我父上帝支配的宗教，而在天主教则称神父为父亲。尊重父亲，尊重男性这个基本教义俨然存在。但是，基督教不仅作为宗教，而且作为西方的新风俗，一股脑地输入到日本。这种新风俗当中含有崇拜女性的因素。

什么是崇拜女性？它在西方的思想中之所以占有显著的地位，是与基督教中崇拜圣母玛利亚，以及中世纪骑士的精神风尚有关。从基督教的原本教义来说，崇拜圣母玛利亚不应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然而，不知为什么，在天主教圈内对玛利亚的信仰极为强烈，尤其是在母亲拥有极大家庭权力的意大利，那就更加强烈了。至于本来就是母系家族传统的菲律宾，在西班牙统治下实行基督教化以后，产生了一种与其说是信仰基督教，莫如说是崇拜玛利亚的特殊基督教。这大概是因为基督教的父权至高无上的一贯想法，与这个国家长期的民族感情不一致，所以采取以崇拜玛利亚来与崇拜父权保持一种心理上的平衡。(www.xing528.com)

骑士的精神风尚，不外乎是骑士们为基督教的信仰而冒险，但是，实际上，骑士憧憬的是向君主的王妃或者前辈骑士的夫人献殷勤，甚至妄图私通。基督教是禁止私通的，但为基督教而冒险的骑士却妄图私通，这岂不是矛盾，我想此说一定是对绝对服从我父上帝的基督教的男性中心思想和权威主义暗中反抗所产生的一种异端思想的表露。在描写骑士精神的故事中，给人的印象是，男人的荣誉与其说是上帝赐予的，毋宁说是从妇女那里获得的。而且，骑士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为了维护自己所崇拜的贵夫人的荣誉，不惜同她的丈夫展开斗争，哪怕这个人是自己的君主。

这点与常用来跟骑士精神相比的日本武士道精神有着根本性不同。当骑士在对贵夫人的爱与对君主的忠诚之间产生矛盾时，根据骑士的精神，他将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对贵夫人的爱。武士道精神则不然，遇到这种情况，武士将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对君主的忠诚，牺牲对女性的爱。如果不能做到这点的人，即使不是武士的普通商人，也会与女方一同自杀，以表示对女方的爱心，同时也借以向君主谢罪。

我的解释也许超出了范围，但我认为，正是这种为了求得对女性的爱不惜与君主争斗的西方传说，形成近代的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根源，尽管这些传说产生于封建时代。

表现骑士精神的故事长期在中世纪的欧洲大为流行，后来终因过于荒诞不经而衰亡。然而，西方的情节剧往往表现男主人公历经艰险而与女主人公喜结良缘的这种套路通过小说、戏剧和电影传入明治以后的日本。使日本人大为吃惊的是，这些作品中的女人个个威风堂堂，男人以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为荣，并认为这是自己的精神境界的提高。

1911年出生的剧作家秋元松代，幼年时期常跟随酷爱戏剧的母亲去观剧，他写了一篇回忆当年情况的文章摘录如下：

当时的戏剧主要是歌舞伎，我看到的都是一些残酷无情的恐怖世界：杀人、剖腹、男女情死、临终的痛苦、妇女们的呻吟、奇形怪状的男女舞蹈。

我也常去观看新派戏，印象也基本相同。大人们的话语虽然听不太懂，但映入眼帘的是女人的哀怨，没有丝毫的幸福可言。

在这些戏剧中，我只有一次看到了优美的形象，那就是由松井须磨子在《复活》中扮演的卡秋莎。我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那是卡秋莎，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西方的“阿姨”对来访的衣着华贵的男子，也就是聂赫留道夫痛骂一顿后哄然大笑的姿态。那大概是在监狱里的场面。我为西方有那样优秀的女性感到惊异。但是，有这样“阿姨”出场的戏也只看过这么一次，后来看到的不是表现日本妇女的悲哀，就是描写妇女被杀的戏。（秋元松代著《岁月中的母亲》，收入平凡社出版的《戏剧与现实生活》一书）

这里所说的《复活》无疑是根据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改编的新剧。松井须磨子后来在沟口健二导演的《女演员须磨子之恋》（1947）中，是被作为日本女性解放的先行者来描写的，是日本新剧领域的最早的大明星。秋元松代看到这出戏估计在1910年代末，当时，女性以威风堂堂的姿态出现，男性则以一种赎罪的心情对其崇拜，这种具有惊人的新鲜感和近代意识的舞台形象，任何人看了，都会留下很深的印象。日本不存在这种骑士精神的故事传说，相反，视女性为不洁的佛教思想和歧视女性的儒教思想却相当普遍。因此，无论是歌舞伎，还是新剧，都必须表现女性或悲叹或被杀的情节。

将恋爱视为引以为豪的理想的西方思想，是明治以后由西欧传入日本的，它与在妓院里被称做小生的那些美男子热恋妓女而导致自杀的所谓情死故事的思想有所不同。它是作为先进国家的高度文明传进来的，所以首先被上流社会极小部分有文化的知识阶层所接受。士族出身的一流知识分子德富芦花就是如此，他写出了深受西方情节剧影响的《不如归》。西方的恋爱思想是崇拜贵夫人思想的典型化，所以《不如归》的女主人公也必须是上流社会的女性。但是，日本上流社会的女性没有受过像西方贵夫人那样的训练，即要求崇拜她的男性需和迫害她的人进行斗争，所以，《不如归》的女主人公浪子，虽然愉快地接受丈夫的爱，但对婆婆的迫害却毫无抵抗，最后终于抑郁而死。这种将恋爱的赞美与封建迫害的故事融为一体而炮制出来的日本式情节剧，在报刊上连载后，使中产阶级的妇女颇为感动。这部小说不久又被改编成戏剧和电影，一般观众看了也很感动。这次的成功诱发了更多的恋爱情节剧的诞生。如《己之罪》、《痛不欲生的朋友》、《漩涡》等，就是明治后期到大正时代广为流行的家庭小说。所谓家庭小说，顾名思义是家庭妇女们爱读的小说，同时也是一种恋爱情节剧，它提醒那些不谙世事的良家姑娘们说，社会上还有很多引诱你们走向堕落的好色之徒，要保持对他们的警惕。看来这种家庭小说与今天的家庭剧还是有所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