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夏时期：战争破坏与恢复，两度三国鼎立

第一节　宋　西夏时期

一、战争的破坏与恢复

1.宋代兴起

960年，后周军事将领赵匡胤，通过发动“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逼年仅7岁的后周皇帝柴宗训让位，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并逐步统一了中原和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但是，北方幽蓟以北广大地区仍在契丹族所建辽国的统治下；西北塞外山河也被党项族所建西夏地方政权所控制。1125年，辽亡后又出现了金国，所以两宋期间，国家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处于北宋、辽、西夏和南宋、金、西夏两度三国鼎立的局部统一形势中。

北宋的行政建制基本上继承了唐、五代的管理形式，全国分为路、州、县三级。宁夏中北部由西夏人占领，西夏实行设立军城的战时特殊管理体制。北部初为灵州辖地，始领回乐、温池、鸣沙、灵武、弘静、怀远六县，后管回乐一县和清远、昌化、保安、保静、临河、怀远、定远、灵武等八镇。1002年以后，党项人占领地区为今宁夏平原各市县地区。

2.西夏兴起

西夏是由党项族建立的，党项是古羌的后裔，是原生活在今四川省、甘肃省、青海省交界地区的一支游牧民族。隋末唐初，开始东迁。唐玄宗在位期间，将党项人安置在庆州(今甘肃省庆阳市境内)，后党项人乘“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之机，出兵助唐平叛，一再受封，渐渐成为唐末、五代至宋初时期实际控制银、夏地区(今陕西省北部)的军事集团。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党项头人李继迁叛宋，不断以银、夏地区为根据地而向西发展。雍熙三年(986年)，李继迁采用倚辽抗宋策略，派遣使者向辽称臣请婚，辽圣宗以宗室女义成公主嫁之，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都督夏州诸军事。淳化元年(990年)，册封李继迁为夏国王。至道二年(996年)，李继迁在浦洛河(今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南的山水河)截击宋军运往灵州的粮草40万，继而又进围灵州。灵州是西北边疆著名重镇，且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李继迁向有必争之意。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赵匡义驾崩，子赵恒即位。李继迁遣使求和，宋廷任命他为定难军(治夏州)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5州复归李氏。李继迁于咸平四年(1001年)攻占怀远镇，咸平五年(1002年)，终于攻占了塞上重镇灵州，同时也把党项的首府从夏州迁到灵州，改灵州为西平府。李继迁去世后，其子李德明又于天禧四年(1020年)把首府从灵州迁到兴州(今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李德明以兴州、灵州为基地向河西走廊拓展，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天圣六年(1028年)以后，他先后攻克甘州(今甘肃张掖)、瓜州(今甘肃敦煌县)、凉州，天圣九年(1031年)，李德明病逝，终年51岁。

宝元元年(1038年)，李德明子李元昊正式称帝，改兴州为兴庆府，定为国都，国号大夏(史称西夏)。

3.西夏农田水利事务

西夏十分重视农田水利事务。西夏所辖的兴、灵中心地区，是著名的引黄灌溉传统农垦区，具有发展农牧业生产的条件，而且西夏居民中的汉人一般都是农业、水利劳动者，有丰富的耕作经验。

李元昊及其后继者，为保证贵族集团生活需要和支持庞大的战争机器运转，在对中心地区的农业开发上，采用了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牛耕作业也得到了普遍使用。为了保证农业丰收，李元昊及其后继者十分重视发展水利灌溉，还在中央机构设“农田司”，专管农田水利事务。

先后对汉延渠、唐徕渠等古渠进行疏浚，并兴修一条长达300余里的昊王渠，以资灌溉。天盛年间(1149～1169年)，制定《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这是一部珍稀法典，共二十卷。其中《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十五》主要讲水利，对唐徕渠、汉延渠等干渠的修治、使用和管理，都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对违犯规定的行为，也作了明确而严格的处罚。

汪一鸣先生在《宁夏人地关系演化研究》一书中指出：银川平原引黄灌区的地域范围，史书并无直接记录，而有关的最重要证据是《西夏天盛律令》中的一句话：“催促水浇地租法：自鸣沙、大都督府，京师外内等所届郡、县及转运司大人，承旨等，每年当派一人……”这里指明，管水浇地收租的有鸣沙郡、京师界内所属郡县，还有大都督府及其下属机构转运司。由《西夏天盛律令》卷十五、十六、十七可知，大都督府转运司是统管平原引黄灌区各郡县地租、财税收缴和粮草储运供给的主要机构，权力很大。由此可见，西夏中期(1149～1169年)，灵武郡、顺州，同其他地区一样，已具有严格的管水法令。

昊王渠遗址

从《西夏天盛律令》可知，有名的仅唐徕渠、汉延渠，是最大的“大渠”“干渠”“官渠”。此外尚有“诸大渠”(其他大渠)“诸干渠”“诸小渠”“诸供水细渠”(见《西夏天盛律令》366～368页)。关于唐徕渠(唐来、唐粱)、汉延渠(汉源)两渠情况，有这样的描述：“黄河……过鸣沙河，应里州，北绕灵武，由怀远县入夏州(应为兴州)，向有古渠二：曰汉源，长袤二百五十里；曰唐梁，长袤三百二十里”。

西夏除了恢复发展唐宋旧渠外，还在贺兰山东麓渠线较高之处，及北魏艾山渠废渠基础上，扩建了南北长三百余里的李王渠(昊王渠)。至今遗迹尚存。但因渠道地理位置较高，很难从黄河顺利引水，加之山洪破坏等因素，该渠使用时间不长。但这些做法反映了西夏统治者对灌区开发的不遗余力。

由于引黄灌区对西夏的战争经济具有关键性的支撑作用，因此，西夏统治者非常重视灌区水利工程的维护与灌溉管理制度的确立。

一是岁修。《西夏天盛律令》专有一节对“春开渠事”作出规定：每年春季岁修的施工方案要报告中书(宰相)；每条干渠按农户地亩数确定出工天数，春修总工期规定不得超过四十日；笨工每二十人抽派一和众、一支头等基层管理人员。对笨工不按时到位、期满不遣返、开渠拖延时日、未达到渠道修治宽深标准等均有处罚规定。

二是划界监管。《西夏天盛律令》用划界监管的办法令官私人等都参与工程监护，规定沿唐徕渠、汉延渠、诸大渠等至千步，确定地界，埋设土堆、石碑，上书监者姓名。两边附近租户、官私家主地方所应至处当遣之。无附近家主者，所见地处家主中当遣之，令其各自记名，自相为续。由渠水巡检、渠主负责监督检查，令他们好好审视所属渠干、渠背、土闸、用草等，不许使诸人断抽之。若有断抽者时，当捕而告管事处，罪依律令判断。疏于监视、粗心而致渠断时，向监管者问罪。

三是新开渠工程的审批。《西夏天盛律令》规定：有人需新开地并新开渠道时，必须报告转运司，在审查确定新开渠对官私熟地无不利影响，且新渠位置、走向合理者，才能获准实施，否则将问罪。

四是桥道维护。《西夏天盛律令》规定：沿诸渠干的大小各桥不许人为损坏。唐徕渠、汉延渠等渠的大道、大桥修治由转运司核准依官修治，诸小渠的道桥由附近家主指挥修治。应建桥不建、不牢而不修，以及大小道断毁、毁道为田、道内放水等时，向渠水巡检、渠主问罪。

五是护渠林建设。《西夏天盛律令》规定：诸官渠的租户、官私家主应在所属渠段栽植柳树、柏树、杨树、榆树及其他树木令其成材，与原林木一同监护，除按时剪枝和轮伐补植外，不准随意采伐，不准牲畜入食，不许剥皮、斫刻，违者问罪。

西夏对灌溉管理特别严格和详细。在灌渠行水期间，即从春季开渠到冬季结冰，《西夏天盛律令》对灌渠的维护、管理作了一系列具体规定：每年于宰相面前议定能胜任渠道管护的责任人，诸渠确定渠水巡检、渠主共一百五十人，负责指挥开渠，按时节派遣灌水人、排水人令依番灌水。应予水处不予水或不应予水处予水时，处罚。大渠水落时，附近官私家主当上报、管护和协助修治，违者处罚。

每条干渠由官员、租户家主、诸寺庙所属及官农主中每年轮流派遣察水渠头，会同渠主、渠水巡检、夫事小监等，于所属地界沿线巡行，无论昼夜，检查渠口、闸口有需修治者须依次立即修治。值班渠头如因放弃职责而发生渠破水断时，损失的房舍、地苗、粮食、寺庙、场路、笨工等一并计价，按损失价判罪。有导致死人者，按射箭、投掷致死人之法判罪，并按渠主、渠水巡检、夫事小监所负不同责任确定从犯罪责。

西夏牛耕图

《西夏天盛律令》还专设一节“园地苗圃灌溉法门”，下分“于屋地旁建园地苗圃”“违章灌溉”“不依序灌溉”“渠头监与上司被殴”“供水人被殴”五小节，可惜条文佚失。在“灌渠门”一节中，明文规定保护渠道监管人员之权益：皇亲贵族、宰相及其他有钱有势之富贵人等，若以权势恐吓或殴打渠头，令其不依次放水或导致渠断破者，按损失计价，并按前述渠头渎职同等判罪。若贿赂渠头，未轮到灌水即索水致渠断时，主罪由渠头承担，索水行贿者以从犯判罪。渠头睡觉或远行不在，有人放水断破者，当日主罪由放水者承担，渠头以从犯判罪，若逾日则主罪由渠头承担。

对最易引起灌水纠纷的细渠(斗渠)放水，《西夏天盛律令》规定：租户家主沿诸供水细渠田地中灌水时，未毕，此方当好好监察，不许诸人地中放水。若违律无心失误致渠破培口断，舍院、田地中进水时，放水者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种时未过，则当偿牛工、种子等而再种之。种时已过，则当以所损失苗、粮食、果木等计价而偿之。舍院进水损毁者，当计价而予之一半。若无主贫儿实无力偿还工价，则依作错法判断。若人死者，与遮障中向有人处射箭、投掷等而致人死之罪相同。

总之，《西夏天盛律令》有关水利的规定，奠定了国家大法重视水利工程维护和灌溉管理之先河。

二、西夏文化

1.创制西夏文字

李元昊创制西夏文字，颁布境内。设立番字和汉字两院，“汉字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番书并列；番字掌西番、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西夏纪》卷六)。在京城设置番学，选番、汉贵族子弟入学。以“唐宋的缛节繁音不适合于本族”为由，令全境对唐宋礼仪音乐制度加以简化。

西夏文字是如何产生的呢？据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五载：“未几，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创造番书，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宋史·夏国传上》载：“元昊自制番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就此两处资料来看，可能遇乞先“创造番书”，李元昊初步采纳，并“自制”若干原则，由野利仁荣“演绎”，得以最后完成。西夏文和汉字一样，有部首和偏旁，把若干书写符号构成方块，它由点、横、竖、撇、捺、折、提等基本笔画组成；西夏字一个字表示一个音节；行文书写也和汉字同样是从上而下，字数在5800多个。

西夏字和汉字一样，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之分，流传至今的以楷书居多。其构字方法除吸收汉字“六书”的某些原则外，还有独特的构字方式。西夏字的构造主要采用类似于汉字“六书”之一的会意方式。此外，也间或用形声、转注法构字，类似拼音构字法的反切上下字，成为西夏字特有的构字法。西夏字构成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的表意性，一个字的创造，基本上是从意念出发，以若干表示特定意义的符号汇合起来造成一个表示新的意义的字。所以，西夏字是一种纯粹的表意文字。

正如汉字和汉语一样，党项族的语言和文字，也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和形成的。在归唐以前，党项族曾一度为吐蕃族所统治，曾借用藏文的字母拼写语言。西夏语言和藏语比较接近，属于汉藏语系，与彝族、傈僳族、纳西族等同属一种语族。(www.xing528.com)

2.西夏文学艺术

西夏国历经十代皇帝。在银川市西30公里的贺兰山东麓，排列着九座高如山丘的帝王墓冢和354座陪葬墓，占地50余平方公里。考古工作者发掘出的闪耀着历史异彩的西夏碑文等众多西夏文物，使西夏文化遗迹成为宁夏“唯我独有”的旅游资源。贺兰山滚钟口在西夏时期就是皇家的避暑行宫，这里钟灵毓秀，依山而建的寺庙古刹，毗邻的古代岩画，云遮雾罩的苏峪口幻景，更增添了滚钟口的旅游情趣。有珍藏西夏文物的西夏博物馆，还有与西夏文化紧密相连的银川承天寺塔等建筑，以其精巧的工艺、瑰丽的建筑风格，显示了历史上灿烂的文化和建筑成就。

西夏文本《大般若波罗蜜多》插图

西夏文学与艺术，既有党项民族的特色，而更主要的还是受到以汉文化为主体而形成的一种边塞文化影响下的地域文化特点。西夏文学艺术的发轫，主要是李继迁、李德明统治时期，李谅祚诸代开始兴盛。到乾顺、仁孝两人统治的百年时间里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不少西夏人由于爱好先进的汉族文化，他们在学习、运用方面，有着精湛的造诣，比内地汉族学者毫不逊色。诸如儒学渊深的斡道冲，诗才超妙的濮王仁忠，编修《西夏实录》的焦景颜和王佥，编纂《番汉合时掌中珠》的骨勒茂才，撰写《夏国谱》的罗世昌等，都是善于汲取汉族文化来浇灌西夏社会文化的代表人物。

3.西夏印刷业

西夏书籍的内容十分丰富，一方面从宋、辽、金等引进各种书籍，另一方面，以这些书籍作为蓝本，翻译成西夏文在境内传播、使用。同时，西夏人还自己编写各种书籍，内容涉及政治、法律、历史、文学、语言文字、医药、占卜、历算等各个方面。西夏建国初，书籍以手抄为主。后来，西夏也创立了自己的雕版印书业。目前已发现的西夏雕版印刷品，年代较早的是刻印于惠宗秉常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的汉文佛经《夹颂心经》；较早的西夏文刻本，是刊印于惠宗秉常大安十一年(1085年)的《佛说阿弥陀经》。至仁宗仁孝时期，西夏的印刷业已步入繁盛时期，贺兰山拜寺口方塔中发现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西夏中末期的木活字印刷版本。现存西夏书籍约有四五百种，有数千卷之多。

据文献记载，西夏设有刻字司、造纸司等，这是与印刷业有直接关系的官设机构或作坊。西夏文辞书《同音》、唐《类林》西夏文译本及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等就是由刻字司刻印的。除官办的印刷机构外，西夏的一些佛教寺院也从事刻印活动。印刷佛经的寺院有名可考者，即有大延寿寺、京师周家寺、兰山慈恩寺、大度民寺、温家寺、北五台山大清凉寺、众圣普化寺等，它们很可能就在西夏都城的周围。近年来，在宁夏宏佛塔(在今宁夏贺兰县境内)出土了大量西夏文佛经雕版残块，说明这里可能也是一处印经场所。寺院印经是西夏印刷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西夏还有一些私人刻印坊，《同音·跋》中指出，私人刻印坊往往因贪小利，肆开文场，另为雕刻。西夏书籍印刷数量很大，质量也较高。

三、西夏宗教建筑——一百零八塔

青铜峡内最著名的景点是西夏的一百零八塔，位于黄河青铜峡内西岸一处陡峭的山坡上。

一百零八塔，坐西朝东，背山面河，塔数自上而下，按1、3、3、5、5、7、9、11、13、15、17、19的奇数排列成12列，构成一个斜边长均为61.48米，底边长54米的等腰三角形的大型实心喇嘛塔群，是我国古塔中仅有的一例。始建于西夏，元、明、清数次维修。塔体形制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覆钵式、八角鼓腹尖锥状、葫芦状和宝瓶状。第一排一座为覆钵式；第二至第四排为八角鼓腹尖锥式；第五、六排为葫芦式；第七至十二排为宝瓶式。

维修后的一百零八塔(局部)

一百零八塔塔体结构分为实心和空心有龛两种，空心塔仅最上面的一座，面东辟券门，门高1.56米，进深1.5米，宽1米，塔高4.5米，塔心室高2.07米。更为重要的是塔心室内原雕塑有坐式女像1座且怀抱婴儿，待有志之士研究。

青铜峡一百零八塔的排列，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西夏时期藏传佛教对宁夏地区的影响。

西夏国民为什么会在青铜古峡的山河之间，修造数量如此之多的佛塔呢？党项民族笃信佛教，西夏朝廷也将佛教定为国教，无论是大乘教、小乘教，还是喇嘛教，但凡是佛教，不分教派都倍加崇奉，深信不疑，所以才会有这群佛塔圣迹的形成。但为什么又要造108座塔呢？“108”是佛教惯用的数字。佛教徒认为，人生有烦恼与苦难108种，为消除这些烦恼与苦难，规定贯珠要108颗，念佛要108遍，敲钟要108声。

一百零八塔应是那些捐资造塔的“功德主”为消除人生烦恼与苦难而建造的。也有人认为是“功德主”崇仰《金刚顶经昆卢遮那一百零八尊法身契印》而造。

1998年，塔群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一百零八塔群之外，原来还有三座小塔。据雷润泽、于存海先生《一零八塔维修与考古发现》载：一是塔群沟北的残塔。此塔上部坍塌，仅存高30厘米基座，平面为八角形。经过专家清理，塔基内出土陶钵1件，泥塔模10多件和西夏文经书残卷。在出土时，经书已朽烂粘连。经过清理，有两种纸色，一种纸色泛白，保存页数较多，已腐烂粘连成为一叠。书页长23厘米，有上下边线。在一部分书页的上下边线内，各印一横排坐佛。在上下佛像之间印有西夏文字，每字2厘米见方，每竖行有5个字。另一种纸色泛黄，仅存一张残页。残页上印有西夏文字及一位贵妇及众侍从的图像。贵妇发髻高盘，头戴花钩，容颜秀丽，身着交领长裙，双手在胸前合十，有圆形头光。贵妇身后侍立3人。其右侧侍从头戴幞头，面相方颐，年龄较大，身着圆领衫，双手握一长把器物。另外两位侍从仅存头部。塔内出土的10余件泥塔模，其中有6件塔模的表面进行过彩绘。彩绘泥塔模中又分为两种：一种全部施用红色；另一种以红色为主，再配以黑色。

一百零八塔中轴线下河滩上的一座小塔清晰可见

二是河滩上的两座小塔。在一百零八塔下面的河滩地上，还有两座小型覆钵塔。其中一塔位于塔群下方东南面约20米；另一塔位于塔群下方正中，与最上层的塔和最下层中间的塔在一条直线上，距塔群约15米。在此塔距地面高20厘米处的塔基座内，发现彩绘绢质佛画两幅，各自成卷，夹于麦草之间。两幅画画面严重污染，多处破损。当时因宁夏无修复保管条件，送北京故宫博物院，请专家精心修复，并长期寄存在故宫博物院库内。这两幅作品是藏密风格的卷轴画(千佛图)。两幅作品的布局、尺寸及装裱方法相同。有一幅画画面较为清晰，画幅通高107厘米，上宽51厘米，下宽49厘米。画面高65厘米，宽37.6厘米。画面用深绿色绸缎装裱，顶端镶竹质扁形细轴，底端装木质圆形轴杆。画面中部的主尊为大日如来佛及两尊菩萨。一幅画背面右下角墨书几行西夏文字，但已漫漶无法辨识。

一百零八塔出土的唐卡

一百零八塔出土的砖雕佛像

从一百零八塔塔群内外发现的西夏、蒙元时期的遗存、遗物，印证了史志文献的记载，说明一百零八塔始建于西夏，兴盛于蒙元时期，在明代称其为“古塔”，并延续至清代，成为香火旺盛的佛教寺院建筑的中心，受到善男信女的养护与崇拜。

四、西夏墓群

西夏墓群位于贺兰山南麓的北岔口以东15公里，邵刚西20公里处的甘城子沿山公路侧一个较平坦的沙砾地上，有大小陵墓20余座，2000年甘城子吊庄在此开发荒地时发现。2001年8月由青铜峡文物管理所配合自治区考古研究所专家对其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发掘，共发掘墓葬7座、碑亭2个。出土各类文物60余件，其中有镀金腰带饰件，石狮、石刻，铜制饰件、铜铃，铁器，陶器残片等文物。此西夏墓群与银川西夏陵是同一时期的陵墓。其陵墓的设计和建造具有独特的风格，是汉族文化、佛教文化和党项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西夏墓群有其独特的人文景观和文化内涵，为研究西夏历史增添了新的内容，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五、宋夏灵州之战

北宋元丰四年(1081年)，正值西夏太安七年，西夏内部矛盾加深，幼帝秉常(惠宗，16岁)，废夏礼，行汉礼，要联结宋朝。而梁氏母党掌握实权，反对变革，于是国内大乱。宋朝对西夏形成了包围，宋神宗以50万大军兵分五路围攻西夏。初期，连续得胜。南线以环庆经略使高遵裕出环庆，以泾原路副总管刘昌祚出泾原，受高节制；东线王中正出河东，种谔出鄜延(延安)，受王节制；西南线经制使李宪领大兵出熙河，分道并进。十月，刘昌祚率泾原兵由赏移口(今同心县南)绕向西北，沿葫芦川(清水河)至鸣沙，夺取西夏御仓粮百万石，后由牛首山东麓率军至灵州城下。在刘昌祚即将攻入灵州时，高遵裕嫉妒他的功劳，遣使者制止进军，失去战机。十一月，高遵裕合军进攻灵州，但西夏军早有准备，实行坚壁清野，又派轻骑截断宋军粮道。宋军围攻灵州城18天不能破，适值天下大雪，军粮断绝，兵卒饥寒交迫，不战自困。西夏梁太后命令掘开七级渠，水淹宋营，宋军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高遵裕所率13万大军，逃归者仅13000人。其他各路军也因粮饷不继，无功而返。灵州一战，宋军损失惨重，“军遂溃，即南还”，沿途是兵败如山倒，白骨无人收，一派凄惨景象。

“通练西事”，为高遵裕“辟掌机宜文字”的张舜民，参与此战，在回军途中作诗两首。其中，“青铜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凭君莫上望乡台。”是写宋军这次大战败归的情况，后被转运使李察闻奏得罪，被贬为郴州(今湖南郴州)监税。

六、青铜峡的得名

青铜峡在东汉元初四年(117年)，称为“上河峡”；北魏时称为“青山峡”；唐代称为“峡石”，亦称“大石山”；北宋始称“青铜峡”。

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3年)，吏部侍郎张舜民的《过峡口山》一诗中有：“青铜峡里韦州路”，句中所指就是今天的青铜峡，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

在北宋以前，志书上还不曾出现过“青铜峡”这一名称。清王谟辑录的《水经注》里也只有“上河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二载有“峡口山，一名青铜峡”。《续修中卫县志》载：“青铜峡在广武之东北。”

在《宁夏府志》和《读史方舆纪要》里有对青铜峡水光山色的描绘：“两山紧束，几如龙门之状，第水势稍平耳。对岸山石嵯岈，与河流映照，时作青红色，疑返照之翻赤壁，此殆青铜峡之所由名欤。”“两山相夹，黄河经其中”，“山多赭土，日照则色如金”，黄河滚滚奔流至此，河面变狭，水流湍急；峡谷在蓝天碧水相映下，呈青铜色，故名青铜峡。由于这里地形险要，气势磅礴，两岸为悬岩绝壁，相传为大禹治水劈山凿石，砍断山岩，引黄河水入川，故形成如此深山峡谷。从这说明，“青铜峡”是因山色水光相互映照的地理特征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