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开发与农牧业发展在塞北江南的青铜峡

第二节　水利开发与农牧业发展

一、移民与文化开发

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通常是指狭义上的中原地区，即黄河中游。但在历史的延续过程中，华夏文明却不断向四周扩展和辐射，不但渗透于中华大地，还辐射和影响到中国周边的邻国。在中华文化从发源地向四周扩散、传播的过程中，不断迁徙的人群起了重要作用。

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再加上传播媒介和交通工具的局限，文化的传播就离不开人群迁徙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自身的迁徙和流动。在早期，人几乎是文化唯一的载体。人口的迁移，实际上就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的流动；所以移民运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运动。人口的迁徙与流动往往导致文化从一个地区扩散、传播到另一个地区。民族的迁徙与民族文化的相互传播，不仅是中华民族各个原始族群特有的文化现象，也是古代人类社会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宁夏在历代都是一个移民区。不间断的外来移民，为宁夏带来的是不断融合、不断更新的多元文化的丰富内涵，包括历代以各种形式流入宁夏的人口，都对宁夏的历史文化交融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广义上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部分。狭义的文化概念，是指精神生活过程和精神生产的成果，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移民文化根植于移民社会之中，是移民社会人们心态、观念和思想的体现。

青铜峡的学术文化、军旅文化和建筑文化、宗教文化等，都与屯田、移民分不开，屯田、移民形成和发展了青铜峡文化。

二、少数民族迁徙式移民和军事屯田式移民

隋唐五代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是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宁夏境内，依旧是这一时期多民族迁移驻足的地方。隋唐时期的移民，有两种形式：一是民族迁徙式移民；二是军事屯田性的移民。

隋唐时期，来自于北方的突厥民族不时南下侵扰。尤其是唐朝前期受战争的影响，移民屯田规模相对较小，加之此时还没有设立大的军镇，军队驻扎相对分散。朔方节度使设立之后，驻军大增，辖境内驻军的粮饷供给，除部分由朝廷补给外，主要靠屯田来提供。唐朝开元以后，由于军事制度发生变化，戍边的士卒长期驻守防地，政府允许携带家属。这样一来，这些长期守边的军队，实际上已转化为从事屯田的军队。此外，还有迁徙贫民屯垦、流放安置罪犯的屯垦，都是当时屯垦的表现形式。隋唐时期屯垦地域，大多在西北边疆，银川平原是主要垦区之一，成为主要的移民迁入区。

1.民族迁徙式移民

隋(581～618年)统一中国后，推行郡县制，其中属于宁夏的建制有二：平凉郡，治平高县(今固原)；灵武郡，治回乐县(今吴忠)，辖银川平原。隋朝的建立没有经历大的战乱，但仍面临北方突厥的威胁。为防止突厥南进，隋文帝把灵州和原州作为边防重镇，派精兵良将镇守。隋继承北魏的屯田政策，在长城以北地区和河西走廊的屯垦取得了显著成效。开皇三年(583年)正月，“突厥犯塞，吐谷浑寇边，军旅数起，转输劳敝。帝乃令朔州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又于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隋书》卷二十四)隋开皇五年(585年)郭衍就任朔州总管，管辖境区“北接番境，常劳转运。衍乃选沃饶地，置屯田，岁剩粟万余石，民免转输之劳。”(《山西通志》卷九十五)同时，隋朝征发役夫3万人在宁夏、陕西境内修筑长城，以抗拒突厥的侵扰，保护屯田与边疆地区的稳定，史载：“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隋书》卷二)也为这里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隋初推行均田制和轻税人官制度，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宁夏地区人口迅速增加，《中国人口·宁夏分册》依据《隋书·地理志》的推算认为：隋大业五年(609年)宁夏有人口27500多户，已接近西汉后期人口数。可惜好景不长，隋的统治即发生动摇，隋炀帝的残暴激起各地的反抗。宁夏灵武也爆发了白瑜娑领导的农民起义，自北周开始较为兴盛的经济有所衰退。

唐代分全国为十道。宁夏属关内道，北部地区设灵州总管府，管辖回乐(今吴忠)，弘静(今青铜峡北)，怀远(今银川市东)、灵武(今青铜峡邵刚)，鸣沙(今中宁县北)等县。后又分宁夏为六州：原州、灵州、盐州、威州、雄州和警州。

唐初仍遭受突厥侵扰，唐王朝采取剿抚并用的政策，除利用以灵、原二州为中心对突厥进行军事打击外，还利用优抚政策进行笼络。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李世民亲赴灵州接受铁勒部朝贺，结束了与其长达26年的民族纷争。唐统治者吸取隋亡的教训，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招抚失地流民，按人数分给田地和工具，使生产很快得以恢复。灵州是唐安置内附民族的重要区域，唐统治者对在灵州地区移民屯田颇为重视，因而灵州人口数量增加很快。

2.军事屯田式移民

军屯是唐代发展边镇农业的重要措施。政府规定：凡均州边防镇守，转输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命令戍边将士因隙地置营田。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九月，唐王朝下诏书“袭隋府兵之制”，设置军府，实行“寓兵于农”政策。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左饶卫大将军阿史那杜尔率军屯田灵州。

贞观二十年(646年)，李世民巡幸灵州，令“建立廨舍(屯田办事机构)，开置屯田”。到高宗、武后时期，屯田已经成为定制。武则天天授初年(690～692年)，调任殿中侍御史娄师德赴灵州地区监督管理屯田事务，“往还灵夏，率卒屯田，积谷数百万(石)，兵以饶给，无转饷和籴之费”(《旧唐书·娄师德传》卷九十三)。因屯田有功，娄师德被任命为宰相。武则天召见娄师德时说：“王师外镇，必籍边境营田”(唐称屯田为营田)，说明唐王朝对军屯实边的重视。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且耕且守，军屯数量增加。(www.xing528.com)

安史之乱后朔方郡境内再度出现屯田，奏于灵武，邠宁起营田。德宗贞元八年(792年)，翰林学士陆贽担任宰相，因陇右道(灵州属之)已被吐蕃攻占，边防军队饷糈绝断，建议废“番替防秋”之制(西北边疆常驻中原江淮之兵，轮番更替)，将防秋军士一分为三，募集其中一部分，发给衣服粮食工具，鼓励就地屯田耕种，经过一年的收成，要求能达到自给自足，如果有余粮，官府则高价收购，以此“务奖营田”，鼓励屯田的积极性。德宗认为此项制度“既息践更征发之烦，且无幸灾苟免之弊。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为农。是乃兵不得不强，食不得不足，与夫倏来忽往，岂可同等而论哉！”(《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九列传第八十九)。防秋制度的废止和变化，说明当时军事营田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不得不将营田转让给退伍军士及百姓经营。

银川平原田林网

唐代大规模开发移民以元和年间最为兴盛，《新唐书·食货志第四十三》记载：“元和中，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乃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垦田三百顷，出赃罪吏九百余人，给以耒耜，耕牛，假种粮，使偿所负粟，二岁大熟。因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垦田三千八百余里，岁收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说明唐中期进行过大规模移民屯垦。

《旧唐书·李晟传附李听传》载：“(元和)十五年(820年)六月，(李听)改灵州大都督府长史、灵盐节度使。境内有光禄渠，废塞岁久。欲起屯田，以代转输。听复开决旧渠，溉田千余顷。”《新唐书·地理志》注“灵州回乐县”条称：“有特进渠，灌田六百顷，长庆四年诏开。”不仅汉代旧渠得到整修、扩建，而且新开一些渠道，如唐徕渠、七级渠、特进渠等，灌溉面积大增，开始由银川平原南部进至中部地带。由于大规模的移民屯垦，至天宝元年(742年)，“人口已由贞观十三年(639年)的二万三千余人增至六万一千人”，当时，灵州驻军兵肥马壮，有“天下劲兵在朔方”的说法。

就屯垦政策而言，唐朝也是历代屯田政策的分界线。唐以前的历朝历代，移民屯垦时政府提供全部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并在以后的数年之内不再征收赋税。从唐代开始，政府不再无偿提供生产和生活资料，而由政府借贷给移民或屯民，在一年或数年后收回相同价值的实物。为了调动移民屯田的积极性，唐朝规定凡招募移民在军事要地屯田的，五年之内不征税。自唐贞观年间，政府在衍沃有屯田之州置营田使专营屯田。开元十五年(727年)，政府在“朔方五城各置田曹军事一人，品同诸军判司，专莅营田。”由于政府的重视和边镇官军的努力，到开元、天宝之交，到处呈现出稻浪翻滚、瓜果飘香的繁荣景象。自营田变为民屯后，银川平原的农业生产又有了新的发展。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李听就任灵州大都督，率部疏浚光禄渠，“溉塞下地千顷，后赖其饶”。穆宗长庆四年(824年)，李听率部再次疏浚灵州特进渠，新开垦田地六百余顷。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户部尚书判度支王起上疏言：灵州“田地宽广，又复肥浓，番堪种莳”，文宗下诏准许大力开垦。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帝以灵州“皆有良田，缘无居人，久绝耕种”，下诏把罪犯迁徙到边地，死囚也免其死罪一同迁住，兼借农具，务使耕种，恢复了被安史之乱破坏的生产。

五代时期，宁夏虽然先后属梁、唐、晋、汉、周等政权，但仅为政权的更迭易帜。历任统治者均继承唐朝在宁夏移民屯田的安置政策，在宁夏境内广屯田以省转饷。五代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年)，汝州防御史张希崇被任命驻守灵州，为解决军粮匮乏问题，率镇戍边将士广务屯田，岁余，军食大济。明宗亲书嘉奖，升迁张希崇为灵州节度使。

三、水利开发与农牧业发展

唐徕渠大坝旧址

远在秦、汉时期，宁夏就开始了引黄河水溉田的历史。此后，各朝代把修渠、筑堰、引黄河水灌溉作为发展农业经济的要务，唐代也是如此。从《史记·河渠书》《匈奴传》《汉书》和《后汉书》的《西羌传》以及虞诩、郭璜等人的传记，到新、旧《唐书》李听、徐自为、郭子仪等人传记的有关史料进行综合考察，宁夏汉延渠、唐徕渠等古渠，可能均开凿于西汉武帝时期，后经东汉、北魏、唐间多次疏浚而逐渐形成的大渠。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唐廷令地方官修复了今银川平原多条渠道。

唐代宁夏引黄灌区示意图

唐代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卷四中只记载有汉渠，称汉渠在灵武县“南五十里……其左右又有胡渠、御吏、百家等八渠，灌田五百余顷”。这里所说的汉渠在灵武县境内，灵武县在黄河西岸青铜峡邵刚，故汉渠应指的是汉延(源)渠。

从汉延渠向北流四十余里有一名叫“千金陂”(今宁夏青铜峡国有连湖农场一带)的地方，长25公里，阔5公里。陂，有水堤、水塘的意思。其蓄水量很大，在“千金陂”的左右，还有胡渠、御史渠、百家渠等八条支渠，共溉田500余顷。灵武县南30公里的薄骨律渠，可灌溉1000余顷。在河东有灵州南的七级渠、汉伯渠。元和十五年(820年)，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听对灵州境内光禄渠重新加以修浚，溉良田1000余顷。

长庆四年(824年)，灵州特进渠又被修通，溉田600余顷。唐代由于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开发，银川平原地区有可灌溉的良田50000多顷。

唐徕渠又名唐来渠，民间俗呼唐渠，从名称上看显然是唐朝时在这里大量驻军和大兴营田，招徕垦殖，所修成的一条大干渠。旧渠长212公里，灌地46.07万亩，引水量和灌溉面积，均为灌区各大干渠之首。

唐朝中后期，吐蕃部不断内犯，攻打北方军事重镇灵州。《新唐书》卷二百十六下载：为了困扰灵州军民，大历十三年(779年)，(吐蕃)“虏大酋马重英以四万骑寇灵州，塞汉、御史、尚书三渠以扰屯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下载：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吐蕃寇灵州……攻陷水口城……塞水口及支渠以营田”。在被吐蕃大军破坏的干渠中，“汉”即汉延渠，“御史”可能就是唐徕渠的前身。在唐朝，银川平原是国家重要的营田地区，而且又在黄河灌区中心设立灵州朔方节度使，驻有重兵。为了保证军民的生计，巩固边防的安全，唐廷必然对受到破坏的各大干渠做到及时修复。唐五代期间，坚守灵州的执政者们始终坚持在银川平原引黄灌区大办营田，困守孤城，所以对于引黄灌渠的维护与修缮也就一直没有间断过。

唐徕渠上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