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东湖学院传媒与艺术设计学院 黎晓莲
八股文所具有的文备众体的特点也是各种文学体裁长期兼收并蓄的结果，它集各种文体之长，那么也集各种文学性之长，也就集各种文学理论之长，虽然被设置了种种人为的限制和束缚，但其强烈的文学性是无法掩饰、压抑的。随着八股文的日益成熟定型和发展壮大，其文学性特点也以越来越强劲的势头破茧而出，比如“代言体”、“音韵”、文章技法等特点，无不昭示着八股文先天的文学性。
八股文集前代文体之大成，虽然在明清才兴盛起来，但在明清之前，诗词歌赋、小说戏曲的创作与批评皆已非常成熟，已形成一整套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文体的批评体系。八股文虽为后起之秀，但由于它在明清时期所产生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士子生活、学习、工作的方方面面。虽然大多数人在获得功名之后抛弃了八股文写作，但由于从小即受到严格的八股文训练，其思维方式、行文习惯，甚至精神风貌皆在其灵魂深处打下了烙印，他们在从事其他社会活动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受其牵制。
与八股文渊源最近，同时也是相互渗透、影响最大的领域即文学。我们都知道，八股文是一种集诗、词、赋、散文、骈文、戏曲、小说于一体的文体。明清文人有的将其排除在“文章”之外，有的将其作为明代的代表性文体给予很高的赞扬，还有的将其等同于古文。八股文到底是否算文学或者是否具有与诗、词、散文、小说同等的地位，本文暂不讨论，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不管怎样，八股文与其他文体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无法否认的。
从正、嘉之后，唐宋派诸人即倡导“以古文为时文”，到万历年间又有“古文时文合二为一”、“以禅入制义”、“以戏曲为制义”等理论出现。时文创作影响诗、词、曲、赋的创作，时文批评也影响诗、词、曲、赋的批评，反过来，诗、词、曲、赋的创作和批评又影响时文的创作和批评。而且很多文人本身就是科举出身，在诗、词、曲、赋各个领域皆有突出成就，同时还是八股文名家和八股文理论家。如汤显祖的制义、传奇、诗赋被称为“昭代三绝”，他的八股文体现出浓厚的文学倾向，并且经常直接以古文论八股，以八股论古文。因此，八股文批评与诗、词、赋、散文、骈文、戏曲、小说批评相互渗透，特别是与古文批评的融合呈现出浑然一体、难以分割的状态。
首先，八股文集众体之长，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这是毋庸置疑的。李贽、袁宏道、艾南英、焦循、金圣叹、李渔等人都将其与诗文小说相提并论，一再重申八股时文的地位与其他文体的亲缘关系，将其作为明代一代文章之胜。文学所具有的虚构性、音韵、趣味等特点，八股文皆兼而有之。
例如，八股文“代言体”的特点决定其具有文学化的虚构性。在众多文体当中，都属“代言体”的就只有戏曲了，所以无论明清时期戏曲与八股文的实际关系如何，他们之间的渊源都是不言而喻的。所谓“文章之道，自经史以至诗歌，共禀一胎，要是同母异乳，虽小似而大殊。惟元之词剧与今之时文，如孪生子，眉目鼻耳，色色相肖。盖其法皆以我慧发他灵、以人言代鬼语则同”。袁枚也说：“从古文章皆自言所得，未有为优孟衣冠代人作语者，惟时文与戏曲则皆以描摹口吻为工。”可见当时文人看得是很明白的。
八股文“代圣贤立言”，就必须设身处地揣摩圣贤当时当地的音容笑貌，传其言、刻其神。钱钟书说：“窃谓欲揣摩孔孟情事，须从明清两代佳八股文求之，真能栩栩欲活，汉宋人《四书》注疏、清陶世徵《活孔子》皆不足道耳。”举子对孔孟圣贤音容体态的揣摩与体验是其他任何心理描写或注疏所不能比拟的。特别是在万历中后期，奇矫派诸家不恪遵传注，力求抒发性灵、以情感人，很多游戏八股文因此诞生，其“代言”的对象也远远超出孔孟范围，权臣、幸臣、狂士、隐士，甚至《西厢记》、《牡丹亭》、《琵琶记》中的人物也都成为万历后期举子疯狂代言的对象，很多还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此时的八股文与文学创作几乎没有区别，八股文的文学性特点在此时也被发挥到极致。
另外就是音韵特点。八股文虽然格式拘谨单调，但从其格式渊源上看，还是很讲究平仄音韵的。梁章钜说：“今之四书文，亦断不可不讲平仄，试取前明及本朝各名家文读之，无不音调铿锵者，即所谓平仄也，即所谓韵也。”王夫之说：“程子与学者说《诗经》，止添数字，就本文吟咏再三，而精义自见。作经义者能尔，洵为最上一乘文字。自非与圣经贤传融液吻合，如自胸中流出者不能。”所谓“吟咏再三，精义自见”，即可看出朗诵对于写作八股文的作用。朗诵的时候，除了可以获得对字句的理解外，还能将融会其间的微言大义给读出来，现存的八股文大多音调铿锵、平仄和谐，也多得益于此。王阳明也说：“人心天理浑然，圣贤笔之书，如写真传神，不过示人以形状大略，使之因此而讨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气，言笑动止，固有所不能传也。”刘大櫆说：“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举子“吟咏”经文的目的虽然不在鉴赏，但从鉴赏的角度看，在吟咏的过程中，如果能达到忘我的状态，由音节而入神气，由吟咏而至深蕴，那么就不难领悟出圣贤微妙的精神意气和真味了。所以王夫之将八股文视为诗歌的旁支不是没有道理的。
艾南英称“虚灵圆变千万态而不可穷者，莫如时文”，焦循称八股时文“极题之枯寂险阻，虚仄不完，而穷思渺虑，如飞车于蚕丛鸟道中，鬼手脱命，争于纤毫，左右驰骋，而无有失……实于六艺九流诗赋之外，别具一格也”。即使是那些不遗余力抨击八股之恶的学者，也并不否认八股文的工巧和趣味。八股文集各种文体之技巧，其布局谋篇、开合首尾、正反虚实，各种技法无不运用得淋漓尽致。特别是万历中后期，随着机法派、奇矫派、元脉派、元墨派的出现，诗文、小说、戏曲的技法更多地进入时文领域，许多八股文大家也总结出一整套细致琐碎的八股技法，让人叹为观止，八股文的技巧性和趣味性也被发挥到极致。董其昌的“妙悟”说、袁黄等人的“凝神”说、公安派的“性灵说”、李贽的“童心说”，无不强调内心的体验与直觉妙悟，与文学创作的实质是相通的。万历时期的大多数八股名家皆强调“传神”、“气象”、“韵味”，甚至“圆”、“淡”、“趣”、“虚实”、“奇正”等范畴，各种《文诀》、《轨范》、《举业卮言》等文章技法相继问世，都是其文学性特点的强烈反映。
最后，所谓八股文批评和理论，很大程度上都是历代“为文之法”的总结和提炼。就定型的八股文产生的时间来看，从成、弘到万历，也就一百年的时间，但是八股技法的源头却可以直接追溯到宋元经义章法，如《论学绳尺》、《作义要诀》等书。特别是从正、嘉开始，古文与时文逐渐融为一体，古文技法直接运用于时文创作，时文技法就直接包含了古文的所有技法。如果再往前追溯，因为八股文是集历代文章于一体，所谓“为文之方法”即包含了从古圣贤创作文章之始的一切技法，包括诗经、楚辞、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等，艾南英说“举业一道，本于古文人之法”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万历时期对八股文法的总结达到一个小高潮，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茅坤的《文诀》、董其昌的《九字诀》、归有光的《文章指南》等。八股名家大多强调通经博古，学习古人之法，“拟议以成其变化”，将古法寓于无法之中。这亦是其文学性的一大表现。
所以说，从科举制度施行以来，科举文体就不断发展变化，从唐之诗赋到宋之经义，到明之八股，这是一个不断选择和调和的结果，八股文所具有的这种文备众体的特点也是各种文学体裁长期兼收并蓄的结果。它集各种文体之长，那么也集各种文学性之长，也就集各种文学理论之长。虽然它被设置了种种人为的限制和束缚，但其强烈的文学性是无法掩饰、无法压抑的。随着八股文的日益成熟定型和发展壮大，其文学性特点也以越来越强劲的势头破茧而出。而且作为明清两代不可忽视的一种客观文化现象，从历代科举文体一脉贯之的文学特性出发，作为集历代文体于一身的八股文，其文学性也体现出一种惯性，举子在相对枯燥和单调的“代圣贤立言”中，能将历代文学技巧和趣味融入其中，获得某种文学的乐趣。(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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