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凉中的美丽——谈《倾城之恋》的人生关怀
《倾城之恋》作为张爱玲的经典名作，它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作品对人生关怀的自觉关注和对真实人性的充分彰显。本文拟从马思洛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角度，对《倾城之恋》中别样“精彩”的人生与真实、活生生的人性作深一层的观照。
文学即人学，因为它是人写的，又是写人的，同时也是写给人看的。这个观点几乎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界的共识。它反映了我们已经认识到对人生关怀的关注和表现，对于文学，就像对终极关怀的关注与表现对于宗教同等重要一样。如果说宗教的终极关怀是“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那么文学的人生关怀就是“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我应当怎样活着？”可以说，我们判断一部文学作品的好坏，归根结底，是从它是否反映人生、人性的角度来判断，而不是看它是否反映了社会的主流意志。如果一部文学作品脱离了对人生基本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人应当怎样活着”的内在本质问题的表现和剖析，即使这部作品能够红极一时，也决不可能流芳百世。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对人生关怀的关注和表现是世界文学经典的共同追求。
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就是一部对人生关怀关注的杰作，这也是《倾城之恋》与那些“为政治”、“为政府”文学作品的不同和高明之处。同时，也是它既能红极一时，又能流传至今的根本原因。
一、悲凉时代下的“精彩”人生
毋庸置疑，《倾城之恋》是张爱玲小说中较受欢迎的一篇。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可能是因为这部小说的最终结局是喜剧，这符合了众多读者的审美标准。虽然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在抗战时期的上海和香港，是中华民族处在最危难、最水深火热的时刻，但是张爱玲并没有在如此宏大环境下进行宏大叙事，没有描写和讴歌当时全民如火如荼的抗日热情，而是描写了一对普通男女在这个悲凉大时代下的特殊爱情故事，演绎出一段这个时代下的另类“精彩”人生。它的另类“精彩”之处在于，这个故事并不是一个浪漫动人的爱情故事，而是一场男挑女逗、欲擒故纵、费尽心计的把戏和交易。在男女一幕幕斗心眼的把戏中，我们最终体味到白流苏和范柳原人生的别样“精彩”。虽然这里所说的“精彩”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精彩有所不同，因为这种“精彩”是两位善于谋算他人的男女机关算尽、无所不用其极后获得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精彩”伴随着卑劣的手段和狡诈的心机，不是值得称道的真正精彩，但是这种“精彩”也有它的可取之处。
白流苏，一个离了婚的28岁女人，迫不得已寄居在娘家，长期以来隐忍着兄嫂的白眼和冷嘲热讽，后来兄嫂又毫无同情心地企图让她给已经离婚七八年的、当时刚去世的丈夫“守寡”。这个可笑而又荒谬的建议让隐忍多年的白流苏忍无可忍，但是在女人应该从一而终思想的毒害下，白流苏几乎被她的家人逼上了一条毫无生气的死路上，直到在“好心”的徐太太的穿针引线下，她认识了“花花公子”型的男子——范柳原。从此，她力图把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里，于是费尽心机地走上了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她碰到的是一个和她“旗鼓相当”的对手——范柳原，他同样是一个城府极深、心计诡秘的家伙。他阅人无数，在“万花丛”中可以说是进退自如，因此，他能够摸透大多数女人的心思。于是，这两个“聪明至极”的家伙开始了一幕幕“斗心眼、耍花枪”的表演，目的是希望达到各自的愿望并能够在这次较量中占得先机。但是他们较量的最终结果是他们都实现了各自的内在需要，但都并未在其中取得先机。不过在此过程中，读者看到的是两个真实的、毫不掩饰的、具有真性情的“非君子”之间上演的一段“精彩”的人生。虽然他们的言行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很多并非出自真心，但好在他们的行为不涉及其他人，即使不光彩，也没有给其他人带来伤害，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两个情场高手操弄各自爱情的游戏。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只不过是热恋中的小男女调情耍性的把戏罢了，够不着上升到道德层面上来进行批判。显然，张爱玲的用意也不在批判，她仅是用这段另类“精彩”的人生将触角延伸到我们人性中的深层面，在不经意间向读者揭示人生的基本问题，即范白二人为什么活着，如何活着的问题。这在《倾城之恋》中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同时也体现出她的文学作品对人生关怀关注的自觉性。从马思洛人本主义心理学角度看，人的内心需要在人的内心世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人行为方式选择的内在动机。而《倾城之恋》中这段刻意的人生选择是符合白流苏和范柳原各自的内在需要，它体现了他们内心的渴求，这也正是这段不光彩的人生“精彩”中的可取之处。
《倾城之恋》最后的结局也让这段不光彩的“精彩”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完满，范白二人在用尽心机和手段后，终于满足了各自的内在需要而走到了一起。虽然书中写到“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他们的完满是以一个城市的陷落为代价的，但是他们二人却在这一刻获得了自我需要实现得到满足后的“高峰体验”。当范柳原告诉萨黑夷妮白流苏是他太太，并问白流苏他们几时结婚时，白流苏的反应是“她一句话也没有，落下泪来”。不可否认，这是白流苏费尽心机等了很久终于等到的一刻，此刻她肯定体会到了“高峰体验”所带来的快感与幸福，并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而当范柳原最后说出愿意娶白流苏时，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同样有此种体验的。因为此时的他终于将自己的各样面具放下，在他的爱人面前还原了他本真的自己。另外，书中他几次说到《诗经》中“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俗话说，我手写我心，他的这段话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他内心的真实需要，体现出这个浪子也有对地老天荒的美好爱情的期盼，而这一期盼在他说出愿意娶白流苏后，得到了实现。
二、悲凉时代下的人性张扬
《倾城之恋》中写得最成功的人物，当推女主角白流苏。白流苏在小说中被范柳原称赞为“你的特长是低头”，但是当她顺水推舟，假意承认自己是“顶无用的人”时，柳原又加了一句“无用的女人是最厉害的女人”。从这段描述中，我们敢肯定白流苏绝对不是一个无用的人，敢于大方承认自己是无用的人，绝对是不简单的。白流苏在书中是以一个离婚七八年的少妇身份出现的。她一出场，就打破了读者对中国女子的“刻板成见”，因为在中国，从一而终、三从四德的传统观念把中国女子禁锢成为男子的“附庸”。在旧社会，敢于大胆选择自己婚姻并对夫家说不的女子并不多见，而白流苏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叛逆。她后来的言行均表明她不但不是一个无用的人，而且是一个有主见、有心机、善于抓住机会的聪明而善良的女子。(www.xing528.com)
当她以姐姐的身份帮她七妹物色妹夫时，她发现了范柳原真正有意的是她，这个时候，她开始有了为自己打算的念头。直到“好心”的徐太太邀她去香港，心知肚明的白流苏明白这一切均是浪子范柳原的把戏，不过她又很庆幸有这样的安排，因为如果她能把握住机会，她将可以摆脱娘家人的白眼，获得新生。所以她愿意用自己的前途来赌上一把。她以这种豪赌来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所以她不惜得罪她的七妹，远赴香港。从马思洛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的内在需要包含安全需要，这种需要要求人要有生活的保障。离婚、娘家人的白眼，让白流苏的生存到了一种举步维艰的程度，生活的保障也即将失去。而去香港的机会就成了她重获新生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抓住了，她的安全需要才有得到满足的机会。她的这一赌博行径也彰显了她人性中与众不同的一面。事实证明了她的猜测，范柳原对她的确有意，于是这两个情场高手开始了一幕幕欲擒故纵的把戏。在这一幕幕把戏中，白流苏把她的心机、聪明发挥到了极致。在他们一次次的较量中，白流苏始终守着“再嫁从身”的底限，因为她始终明白自己内在的需要从来都不是当一个“花花公子”的情妇，而是要成为这个浪子名正言顺的妻子。在他们二人的较量中，她不仅善攻而且善守，在全盘快要输光的刹那间，她的“冤家”范柳原终于向她低了头，白流苏最终也如愿以偿。而马思洛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需要层次理论又一次告诉我们，人也有归属与被爱的需要，即每个人都有希望被他人爱的渴求，白流苏希望成为范柳原名正言顺妻子的愿望，正是她内心深处这种需要的有力证明。她一次次步步为营的行为，充分体现出她将自己的人生道路和选择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主见性，也很好地回答了白流苏她自己“为什么活着，应该如何活着”的人生基本问题。
总的来说，白流苏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好女子，因为她背叛了从一而终、三从四德的中国传统女子美德，同时，她狡诈、善用心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耍尽手段。这一点她自己也是有自知之明的。书中写到“如果白流苏是个彻底的好女人，那么范柳原不会注意到她”，可见她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好女人，但我们也并不能就此否认她的善良。她在去香港的船上对徐太太一家四口的精心照顾，以及后来香港沦陷时，她对佣人阿栗及其他小孩的保护，这些都体现了她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所以，她比很多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都真实、丰满，而这也是与作者并未描绘那些“脸谱化”的人物，而是在作品中极力张扬人性分不开的。
至于男主人公范柳原，书中多是侧面描写。他一副深受西方文化教育的“花花公子”和浪子形象，在“万花丛”中如鱼得水，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越感使得他把天下女子都视作“脚底下的泥”，因此他对白流苏的感情最初也仅停留在希望她能够成为自己的情妇。但当他一次次的心机和手段在白流苏面前碰到“软钉子”时，他才终于明白，白流苏绝非那种“脚底下的泥”的女子可比。她是和他一样有着心机和手段的聪明人，甚至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久而久之，在与白流苏的斗智过程中，浪子也产生了真情。他对流苏的感情也上升到渴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获得归属与爱的需要的层次。
我们一直认为范对白流苏是有真爱的，不过他是一个希望别人爱他甚过他爱别人的人，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希望白流苏全心爱他，并对她使了很多心机，也带给了白流苏很多的煎熬。他的所作所为均体现出他人性中浪子的一面，同时也很符合他受西方文化教育的背景和身份。但是当他明白白流苏并非人尽可夫的交际花，也不是情妇胚子的时候，他开始对白流苏有了真正的期待与其天荒地老的爱情。这一点也体现出了他人性善良的一面。这个人物形象区别于很多作品中“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形象，虽然他不完美，但是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的行为和选择均很好地体现出对人生基本问题的思考。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比那些“高、大、全”的人物形象更具说服力，同时也再一次可见作者对人生关怀的自觉关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倾城之恋》之所以成为张爱玲的名作，它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作品中对人生、人性的自觉表现和关注，使得范白二人的爱情故事更真实，也更让人信服，也才使得这部短篇小说拥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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