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巨无霸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法与汇率问题

四、汇率老调新弹

中美经济之争的第四个具有前卫意义的事件是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之战。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009年以来，中美两国围绕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之争愈演愈烈，已成为中美经济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议题。

从学术角度看，汇率由兑换双方意愿度决定。最广泛认同的汇率概念是“购买力平价”，它是一种根据各国不同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典型例子是由《经济学人》于1986年推出的巨无霸指数。两国的“巨无霸”的购买力平价汇率的计算法，是以一个国家售出巨无霸的当地货币的价格，除以另一个国家售出巨无霸的当地货币的价格。例如，目前用12.5元人民币（约合1.78美元）就可以在中国的麦当劳里买到一个巨无霸汉堡包；而在美国的麦当劳，买到一个巨无霸汉堡包需要4美元左右，由此得出人民币汇率大概为1美元兑换3～4元人民币，按此指数，目前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应升值1倍左右。

是这样的吗？

不是。这里有三个问题：

第一，在华出售的巨无霸汉堡包与在美出售的巨无霸汉堡包，由于厂家迎合购买者口味而做出的原料选择不同，导致成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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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是一份由伦敦经济学人报纸有限公司出版的杂志，在全球发行，以发明巨无霸指数（Big Mac Index）而闻名。

第二，在华消费巨无霸汉堡包人群与在美消费巨无霸汉堡包人群，在各自国度所处的阶层不同，巨无霸汉堡包不是中国的大众食品；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不同商品，比较国度不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关系。例如，《经济学人》对比同样一杯“星巴克中杯拿铁咖啡”价格结果显示，人民币与美元的购买力几乎相同，没有被低估。

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计算。

决定实际汇率的既包括国际收支状况、国民收入、财政状况、通货膨胀率、利率、投机活动等经济因素，也包括政治、战争、社会制度等其他因素。但无可否认的是，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汇率已成为各国利益博弈的一种工具，有时甚至成为最重要的工具。

在一个存在国家间利益相左的世界里，汇率历来是维护国家最高利益的工具。为了国家利益，各国央行可直接或间接控制外汇市场。因此，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汇率历来具有非市场性质和特质。

过去几年，人民币汇率已被高度“政治化”。在一些美国政客眼里，美国的经济压力，主要来自巨大的贸易赤字。在巨大的贸易赤字中，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到了2009年前三季度美国贸易赤字总额的近一半。于是，这些政客便把“枪口”对准中国，认为中国是给美国带来痛苦的“罪魁祸首”。

汇率也成为美欧政治角力的工具。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认为，现在摆在美欧决策者面前的问题是，汇率“修正”——或者说推动人民币和日元升值——是否符合世界经济的最大利益。“这是一个有趣的学术论题，但它却可能掩盖了背后的真实担忧——汇率重估究竟能否缓解现在美欧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罗奇说：“在我看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罗奇指出，时至今日，美欧大国对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已无他方，唯有退回以往的老路，即通过鼓吹汇率问题来缓解国内的政治压力。不过，罗奇表示，在当今储蓄失衡和结构性竞争力缺失问题突出的世界经济大格局下，这种出于政治私利的“汇率攻略”，不可能起到任何实质效果。2009年2月3日，汇率问题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奥巴马再次老调重弹，强调美国需要监控世界各国的外汇政策，以确保各国不会通过让本币贬值以获得不公平的优势。3月11日，奥巴马在美国进出口银行发表演讲说：“存在对外逆差的国家需要加大储蓄和出口。存在对外顺差的国家需要刺激消费和国内需求。”“正如我此前所说，中国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会对全球重新平衡作出全面贡献。”

中美之间的汇率，承载着两国之间重大的国家与民族利益博弈。

可以预计，在中美人均国民收入拉近到几倍（而不是现在几十倍）之前，中美之间的汇率，必然是所有问题的焦点。

中美汇率政策具有两国长期战略的关系内涵。

美国是世界头号债务国。

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债权国。

美国目前共欠外债约12万亿美元。截至2010年1月底，据美国财政部数据，中国持有美国国债8890亿美元，居于首位，日本位居第二，英国位居第三。如若将美国政府或有债务叠加，中国更是美国的头号债权人。

美国对外经济博弈，着眼点始终是如何实现对外债务体系中的债务最大化和偿债最优化。因此，对外债务综合收益最大化始终是美国的最核心利益之一，是美国决策者考虑国际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最重要的战略之一。

美国以索取中国对美债权红利为其经济战略的最高利益。美国依仗美元以特殊国际结算货币为主要特征的金融霸主地位，大肆注水，使其外债大幅贬值，毫不顾及美元资产持有者利益。本次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奋不顾身”地破例允许全美商业性金融机构用那些已毫无流通性的垃圾资产作为抵押品，从美联储获得抵押贷款，且一再延长这些抵押贷款期限。美联储对商业金融机构抵押性注资，本质上是美联储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2009年，其抵押性注资额高达2.3万亿美元；加上2009年正常投放的1.15万亿美元，2009年美联储新投放的基础货币共计3.45万亿美元。2010年，美国继续实施国债货币化政策，美联储直接购买美国国债。美式货币注水，使美元资产持有者深受其害。以中国为例。按官方数据，2010年1月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8890亿美元，如果美元每贬值1%，中国对美实际购买力将下降88.9亿美元，按照现行汇率，折合人民币606.83亿元。如果按照中国以各种方式持有的对美债权2.4万亿美元计算，损失数额更加惊人，高达1638.24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江西这类中等省份的2009年全年的财政总支出。由于中国政局稳定，经济社会将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中国一般不会提前索取债权，因此，在美元债权国中，中国的如期索债几率最高。而高如期索债率，本质上充当着美国货币体系的稳压器，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在交织叠加的大量经济矛盾中，只要稳住了货币，就守住了经济动荡的大门。因此，美国在中美经济金融博弈的第一目标是，中国保持高如期索债率，借此稳定美国经济得以运转的货币体系。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美国追求的“债务最大化”。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美国希望的“偿债最优化”。(www.xing528.com)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美国的最核心利益之一──“对外债务综合收益最大化”。

许多人没有看到这条底线，包括某些政治人物。

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已超过20%，但美国依然继续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继续大幅升值。对美国威逼人民币升值，我们应保持足够的政治警觉：表面看，美国威逼人民币升值压力，来源于美国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在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一股主要势力是美国的制造业团体和代表其利益的政客，前者包括全国制造商协会和劳联—产联等，后者包括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舒默（Charl esSehum er）以及众议院小企业委员会主席、伊利诺伊州共和党议员曼佐罗（M anzul l o）等人。

美国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地位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美国目前的失业率中，制造业占到6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美国当前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便成了美国制造业失业增加的替罪羊。美国国内以制造业集团以及工会组织为主的利益集团逐渐将美国制造业面临的问题推至中国，认为主要是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包括人民币过度低估、各种出口补贴、出口退税政策）造成了美国制造业目前面临的困境，中国应该为美国的制造业下滑以及失业承责。

与上述指责遥相呼应，在美国国会中不断出现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议案。2003年7月16日，参议员舒默第一次提出人民币汇率问题。奥巴马执政后，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再起。奥巴马首次访问中国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卡恩再次呼吁人民币尽快升值。而美国除了不断挑起贸易争端外，其国会两位参议员2009年11月又要求美国商务部调查所谓的人民币汇率“操纵问题”。甚至连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也在《纽约时报》上说中国实行的是“可恶的货币政策”。2010年2月3日，奥巴马在其国情咨文中又影射了人民币升值问题。

因此，通过逼迫人民币大幅升值和浮动，美国制造业团体希望借此减少失业，政客希望借机获得选票，政府希望借此推卸责任。这是一个不同利益集团在利益平衡上的支点，是一种“共同的默契”。

事实上，美国威逼人民币升值，从现实角度考虑，是美国企图通过美元“侧贬值”，让中国分担美国经济调整成本。人民币汇率升值，意味着在中美金融关系中美元的“侧贬值”。也就是说，在美国娴熟地运用“正贬值”，即美元主动贬值的同时，也在千方百计地寻求“侧贬值”，即由对手国货币升值导致的本国货币实际贬值。

美国当前的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净外债占GDP的比重和失业率均处于历史高位，如果持续增加，美国则难以承受，因此美国希望减少其经常项目逆差和失业率。解决的路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减少消费、扩大储蓄，减少储蓄—投资缺口。即减少结构性财政赤字，争取实现年度盈余；同时采取激励措施，促使美国家庭增加储蓄。另一种则是美元贬值或其他国家货币升值。

对比两种解决路径，第一种不利于美国迅速走出衰退通道，更不利于增加就业，显然这是美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而第二种通过美元贬值和“侧贬值”，由全球共担美国经济调整成本，是美国政府最希望看见的景象。在第二条路径中，美国有两个武器：一是美元直接贬值，二是通过威逼他国货币升值，实现美元“侧贬值”。

让我们先看一看山姆大叔手中的第一个武器。历史上，在1971—1973年、1977—1978年以及1985—1987年间，美国都曾经从宏观战略考虑，从长远利益出发，有意识地利用过美元主动贬值这种“汇率武器”，并收到了预期效果。其中最著名的是1971—1973年两次以政府名义宣布美元贬值。

掌管美联储的伯南克曾经说过，罗斯福的美元贬值政策是应对大萧条的有力武器。他还引用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话，“如果经济陷入通缩，就从直升机上撒钱下来”。现在，伯南克打算把美钞通过大炮轰向全球。美国如此热衷于美元贬值的原因是，美国可以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首先，美元贬值有助于刺激美国产品出口，降低贸易赤字，改善美国的经常账户失衡。

其次，美元贬值可以抑制美国贸易伙伴的出口。其目标首先是中国、日本、韩国及欧元区内企业的出口。

再次，美元贬值可以直接实质性核减美国对外负债总额。由于美国的对外负债是以美元计价的，而美国的对外资产主要是以外币计价的，美元贬值造成的“估值效应”能够降低美国政府的对外真实债务，债权国国际购买力实际降低，从而改善其高额财政赤字政策的可持续性。美国还可以通过美元贬值，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中获取巨额利益。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在美国人手中，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通常是美国机构在操纵。所以，国际商品市场、外汇市场的大起大落，不仅不会增加美国金融与经济的风险，反而会使美国的金融机构再次赚得盆盈钵满。

2002年以来，欧元、加拿大元等货币对美元已经升值，但一些美国政要和智囊认为，东亚国家货币却没有承担升值任务；东亚国家货币没有升值的主要原因在于事实上处于东亚龙头地位的人民币没有升值。因此，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也就是美元“侧贬值”，其真实目的是要求中国承担美国经济调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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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国际投资的资产、负债结构和规模不变,由汇率、资产价格和收益率变化所引起的国际净投资头寸的变化可以被简单地称为估值效应（valuation effects），随着国外资产和对国外负债的增加,由估值效应所造成的资本损益规模可能相当巨大。

谁在真正地推行克鲁曼诅咒的“可恶的货币政策”一目了然。

谁是世界最厚颜无耻的货币流氓、恶棍一目了然。

贼，常常热衷于叫喊捉贼。

深层次分析，美国威逼人民币升值，其最终目标依然是实现美国的战略意图——遏制中国崛起。中国经济崛起，意味着原有经济格局下的利益分配变化。历史经验表明，每一个后起的经济强国在发展过程中都曾受到原有经济霸主国的敌视和遏制，19世纪末英国对德国和美国的态度，上世纪60年代末以后美国对日本和德国的态度都是证明。二战后，为了减少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阻碍日本经济增长步伐，美国对日本实施了“自愿出口限制”、“进口配额”、选择性征收附加关税等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求日元大幅度升值。否则，美国就要动用著名的“超级301条款”，向日本对美国出口实施全面严厉的打压。“广场协议”后，日元遂美国所愿大幅升值，但此举并没有解决日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由于升值预期彻底改变了日本国民和企业的投资预期和投资方向，很快诱发日本房地产、金融、股市的巨大泡沫，最终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达20多年的衰退泥潭。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年GDP曾达到美国的70%。但现在，日本的经济规模和美国愈拉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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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超级301条款”的做法是，通过公布“重点不公平贸易做法”和“贸易开放重点国家名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可与被确定的“重点国家”进行谈判，从而与对方达成消除不公平做法或补偿美国贸易损失的协议。美国“超级301条款”是USTR利用贸易政策推行其价值观念的一种手段。其核心是以美国市场为武器，强迫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国际贸易准则，以此维护美国的利益。

如果人民币如美国所愿大幅升值和扩大浮动幅度，尤其是在中国资本市场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将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中国的美元资产储备将大幅缩水；中国众多的出口厂商将面临倒闭；国内持有美元资产、未进行套期保值的个人和机构将面临损失；如果升值到一定程度出现贬值预期，将导致大量外资出逃，中国会面临同“东南亚金融危机”一样的后果，中国几十年的发展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

问题还在于，美国制造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已经在不断地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制造麻烦，而且这种麻烦还在加剧，并有不断恶化的趋势。人民币升值压力，已使人民币出现升值预期，致使大量热钱以各种形式流入中国，由此，必将加大央行对冲操作成本，削弱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给中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有序进行带来更高的成本和风险，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