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世界定位与世界的中国责任

复苏中的陷阱

面对危机，我们渴望复苏。然而，世界从来没有复苏之神。

复苏之路在脚下。

脚下之路有陷阱。

我们必须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保持对复苏陷阱足够的警惕。

对我国而言，今天的复苏之路上，有哪些陷阱呢？

第一个陷阱是美元陷阱。面对发轫于美国的这场国际性金融危机，需要我们警惕的第一个陷阱是以美元计价的资金面临的美元陷阱。

为应对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启动了规模空前的经济救援计划。那么，它的救市资金从何而来？聪明的美国政府首先选择了增发国债。2007年美国国债的净发行额为5490亿美元，2008年猛增至1.47万亿美元，市场预期2009年美国政府可能需要举债2万亿美元。而2008年年底美国未清偿国债余额就高达10.7万亿美元，一旦新增国债供给量（占存量国债约20%）超过市场需求量，新增国债的收益率将会显著上升，导致存量国债市场价值显著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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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再也支撑不住日益泛滥的美元了，尼克松政府被迫于这年8月宣布放弃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兑换黄金的美元“金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不再承担维持美元固定汇率的义务，美元也不再成为各国货币围绕的中心。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已全部丧失，该体系终于完全崩溃。

美国政府祭起的第二杆大旗是，由美联储直接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国债。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将在未来6个月内买入总额为3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举动，是一个打开潘多拉魔盒的动作。美国政府选择的这条印制钞票、制造通胀与美元贬值的道路，将使全球货币体系面临新一轮源自中心国家的通货膨胀潮，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外围国家将遭受极其严重的资产损失。

历史上，这种情形曾经出现过。

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许多国家为此蒙受了巨大损失。

截至2009年3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9537亿美元，其中美元资产约占70%；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达到7679亿美元，约占美国外债总额的7%，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保罗·克鲁格曼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变成“美国国债共和国”。美国政府一面挥舞狂发国债的大旗，一面挥舞狂印美钞的大旗，不仅输出着膨胀的通货，而且核减着对外债务，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面临资产价值下降与美元贬值的双重冲击。如果美元对人民币贬值10%，以人民币计价的外汇储备价值将缩水1370亿美元。同时，美元的贬值也将在客观上恶化中国的贸易条件，反映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的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必然上涨，在外需持续萎缩和中国出口产品议价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美元的贬值将抬高中国的进口成本和变相压低出口价格，从而加剧中国外需市场的不确定风险和中国福利的进一步外溢。

第二个陷阱是“技术陷阱”。即由新技术运用引发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革命性、替代性变化。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每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或早或迟将引发一场新技术革命。比如，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推动、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而每一次技术革命又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和繁荣的重要引擎，并引发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出现革命性、替代性变化。比如，数码相机对传统胶片相机的替代，导致胶片生产厂商几乎成为历史；电视机从黑白、彩色、等离子电视，发展到高清数字电视，技术革新引发产品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网络视频电话对传统电视电话业务的冲击，无线传输对有线传输的冲击，都导致市场份额和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目前美国787飞机外壳已经使用钛合金材料。如果钛合金转化为大规模生产，那么它对铝合金产业将是严重冲击，如果再运用到汽车生产，对钢铁企业将意味着什么？我们可想而知。在太阳能产业方面，现在已经可以借助硅粉吸收热能，只是成本比较高，电能转换率较低，一旦技术得到突破，那么它对生产硅片的企业将是致命一击。目前世界上主要国家已普遍意识到金融危机将催生新一轮技术革命，而新一轮技术革命将不再是计算器技术、空间技术和原子能，很可能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开发等为主导的技术。我们对新技术、新材料应用引发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革命性、替代性变化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如果没有一个清醒认识和前瞻预见，那么我们几十亿、几百亿、几千亿的投资，很可能一夜之间付诸东流、化为乌有，对我们这样一个尚未完成产业升级的低端制造业国家而言，这种替代可能是一种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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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就是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全称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简称SARS，是一种新的呼吸道传染病，传染性极强、病情进展快速。2003年春天，SARS先后“侵入”广东、北京等城市，危急时刻，中央政府及时决断，公开信息，全民共同击退了“SARS”。

甲型H1N1流感为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其病原体是一种新型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在人群中传播。2009年开始，甲型H1N1流感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流行。2010年8月，世卫组织宣布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期已经结束。

美国联邦储备局(FED)为美国最高货币政策主管机关，负责保管商业银行准备金、对商业银行贷款及发行联邦储备券。(www.xing528.com)

第三个陷阱是膨胀陷阱。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走向国际经济新复苏时，我们必须正面应对国际通货膨胀扩散问题。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的影响，与2003年中国SARS风波有些相似，也与数年前蔓延的甲型H 1N1流感有某些雷同，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SARS或经济甲型H 1N1流感”。为了稳定金融系统和抑制经济衰退，美联储于2008年12月激进地将美国联邦基准利率下调到了0～0.25%区间，为FED自1990年首次推出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以来的最低水平，并且美国大量发行国债；此外包括欧盟、日本和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联手大幅降息。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央行连续大幅降息，是在国际市场产品价格和各国通胀居于高位，同时流动性并不缺乏这样的世界经济背景下展开的。各国政府的救助意图是首先稳定金融市场，继而解决房屋市场泡沫破裂对实体经济增长造成的冲击。然而，魔鬼并不总是出现在地狱，有时，天堂的魔鬼比地狱的魔鬼更可怕。大规模向市场注入的流动性和降息极可能是一个“天堂的魔鬼”：以牺牲物价稳定这个经济长期健康目标为代价的“复苏”，本质上是一柄双刃之剑。更为复杂的是，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正赶上国际油价和初级产品价格高企和全球通胀抬头。目前全球通胀压力下行是由于经济增长下滑导致需求疲软和国际资本大量撤出市场所致，在市场信心恢复、初步渡过危机最为困难的时期后，过剩的流动性必然推高通货膨胀率。目前国际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和黄金价格剧烈波动顽强上涨就是明证。我们需要防范新一轮“通货膨胀SARS或通货膨胀甲型H 1N1流感”。

第四个陷阱是“规则”陷阱。即重建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规则可能引发的问题。此次全球金融和实体经济危机重创了以美国和美元为主导的“经济霸权”，进而削弱甚至颠覆着现有世界经济秩序。面对国际经济大变局，我们需要志存高远，从长计议。目前最令人忧虑的是，世界经济新秩序重建的话语权和新规则的制定由美欧主导，这一框架下的新规则极可能是“美欧规则、富国富人规则”，其结果必然是中国“责大权小”。这决非危言耸听。首先，中国缺乏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发言权，发达国家在IM F的投票权为57.9%，仅美国所占份额和投票权就分别高达17.674%和16.732%；相比之下，中国在IM 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分别为3.997%和3.807%，印度为2.443%和2.338%。按照IM F一般规则，通过决议需要有85%的投票份额。发达国家发言权明显过大，而发展中国家发言权明显偏小。其次，以W TO为框架的多边贸易体制具有严重的大国利益倾向。在W TO的理论体系中，两种理论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一直影响着W TO自由贸易的发展。一种理论是英国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即“两权相遇择其重，两害相遇择其轻”的思想，成为二战以后关贸总协定所倡导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然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是发达国家的理论。100多年以来，该理论一直被视为发达国家的商品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大门的有利工具，要发展中国家摈弃民族经济和利益的保护，甚至于要发展中国家丧失经济主权和根本利益，为垄断资本长驱直入和获取高额利润创立条件。另一种理论是美国的罗斯福贸易政策理论，该理论认为：为保护美国根本利益，避免美国经济的衰退和贸易的严重萎缩，其他国家应当降低关税成本，以便美国的商品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推行美式经济，维护美国的优势地位和垄断地位。美国要从世界经济中获得为美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利益，为美国产品开拓世界市场，建立世界经济强国。事实和历史证明：GATT/W TO纠纷不断，原因之一便是自由贸易中的实用主义和大国主导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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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1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华盛顿召开的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就应对当前世界面临的金融和经济问题的措施达成行动计划，计划涉及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和完善问责制、加强监管、促进金融市场完整性、强化国际合作以及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等五个领域。

第五个陷阱是“透明监管”陷阱。即透明的世界性金融监管问题。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凸显出美国金融监管的弊端，也暴露出全球金融监管在风险防控、协调合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改革金融监管，及时、有效地遏制金融危机的发生、蔓延与影响，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健康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两次G20金融峰会达成的金融和经济改革行动计划，标志着改革国际金融监管的序幕已经拉开。2009年4月伦敦峰会开始实施华盛顿峰会达成的行动计划，要求对所有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实施监管和监督，并首次将对冲基金置于金融监管之下，这意味着对冲基金和经理人必须注册，并披露包括杠杆率和流动性状况等在内的相关信息，以及对可能产生的系统风险进行评估。信用评级机构和企业高管薪酬也在监管之列，而会计准则和金融企业资本金要求应得到完善。G20同意对拒不合作的“避税天堂”采取行动，并准备实施制裁。时任英国首相的布朗表示，以银行保密法为由拒绝并打击跨国逃税行为提供协助的时代宣告结束。

然而，改革国际金融监管，建立“透明的全球性金融监管”，也是一把“双刃剑”。与发达成熟的金融市场相比，中国金融市场除面临普遍共有的金融风险外，还面临着由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体系不完善产生的制度风险，以及决策不当或失误引致的政策风险等诸多风险。鉴于中国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如果不妥善应对，很容易使我国的金融数据尤其是核心金融情报被人利用，国内金融业的安全受到威胁。如，长期以来，国际资本凭借资金与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大规模的资本套利活动，严重威胁着被套利国的金融安全。中国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高速的经济增长与巨大的资本需求，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资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投机套利。金融危机将使国际资本套利活动变得更加隐蔽与频繁。为此，我们需要做好充分准备，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协调、合作，严密监测国际游资活动，严防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出中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六个陷阱是“国际救助”陷阱。金融动荡跨地域性和传染性客观上要求全球各国政府加强合作，联手抵御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成为阻止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主要力量，纷纷通过多种措施稳定金融系统。据联合国估计，自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宣布的财政、货币和金融政策涉及金额已达到约16万亿美元。如，2008年9月18日，美联储、加拿大银行、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瑞士国民银行和日本银行，罕见地宣布联手救市。美联储表示，将向全球五大央行新增1800亿美元货币互换额度；2008年10月8日，全球11家央行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紧急协同减息；10月11日20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特别会议声明，将致力于动用“所有可能的手段”来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和正常运转。G20两次金融峰会更是引人注目。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危机救助。一方面，积极促进本国经济平稳增长，为国际经济复苏作贡献。早在2008年11月5日，中国就通过了总额高达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如果2009年中国经济“保8”的目标顺利实现，那么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至少将达到50%。另一方面，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参与危机救援计划。一是支持增加国际金融机构资源，以加强其帮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二是参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贸易融资计划，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提供融资、担保等方面支持。三是积极推动东亚区域财金合作。中国积极参与“清迈倡议”下各国双边货币互换计划，已签署了6份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规模为235亿美元。同时，中国与“10＋3”各国一道积极推动“清迈倡议”的多边化，支持建立区域外汇储备库，并同意将其规模由800亿美元扩大到1200亿美元。此外，中国还签署了中美200亿美元贸易融资协议以及高达130多亿欧元的欧洲采购计划等。可以说，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显示了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的坚定态度。中国负责任的大国风范赢得了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和普遍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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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迈倡议”是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召开的第二次“10＋3”财长会议上达成的，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扩大了东盟互换协议(ASA)的数量与金额；其次，建立了中日韩与东盟国家的双边互换协议。之后，东亚“10+3”货币互换机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迄今，《清迈协议》是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性成果，它对于防范金融危机、推动进一步的区域货币合作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这里之所以用如此长的篇幅回顾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危机救助过程中的所为，主要是想说明，我国参与国际经济救助要注意“量力而为”，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支持，防止承担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被人家“拖下水”过深。

第七个陷阱是国际贸易保护陷阱。危机和贸易保护历来是一对孪生姐妹，危机发生后随之而来的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风险。事实上，在全球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一些国家采取自救措施单方面提高关税或限制进口，这在历史上并不少见。1929年世界经济进入大萧条后，美国为了保护本国工业，在1930年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增加了近900项进口关税。尽管美国1028位经济学家联名上书反对，仍未能阻止这一法案的实施。最后的结果是，美国引发了一场贸易大战，把全球领进了死胡同。这股贸易保护主义潮流一度弥漫全球，历经几十年才逐步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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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法案把对进口货物的关税提高了60%，其他国家对此纷纷采取报复性措施提高了关税。这被认为是1929年股市狂跌之后最糟糕的经济事件。

这次金融危机出现后，贸易保护主义同样卷土重来，一些国家出台了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措施。美国一直自诩为自由贸易倡导者。但因受累于金融危机等问题，美国经济增长显著放缓，濒临衰退。这使本就是外贸逆差国的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增强。如，2009年1月2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经济刺激方案，其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规定，凡方案涉及工程、建筑用钢铁必须为美国生产。尽管“购买美国货”条款在全世界激起了轩然大波，但仍然改头换面进入了奥巴马签署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法案最终文本，要求计划支持项目所使用的钢铁和制成品应为美国生产。后来又突发美国乘用轮胎对我国的进口调查，建议对中国进口的消费轮胎每年限额为2100万条，如果得逞，我国乘用轮胎出口额会减少一半以上，甚至可能引起W TO其他成员国仿效。而整体经济形势稍好于美国的欧盟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很强。欧盟贸易保护主义趋强的原因，主要是欧盟外贸，特别是对部分亚洲经济体贸易逆差扩大及欧盟内部一贯强大的保护主义势力的推动。如，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企业接连在世界闻名的德国汉诺威消费电子展（CEBIT）和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IFA）等重要国际展会上遭遇展会查抄事件。在2008年9月10日IFA开幕首日，德国海关发起了大规模的清查活动，包括我国海信、海尔等厂商在内的69家参展企业被列入调查名单，约170款平板电视、140款M P3播放器、21款手机以及57款DVD刻录机被当局检查或没收，清查的理由是“可能涉嫌侵犯专利权”。近日，德国茵茂尔、斯廷格和玫瑰园三家著名饮料企业公开表示，中国果汁、廉价矿泉水和国外啤酒是它们的“敌人”，号召民众抵制中国果汁。这种企业集体自发对其他国家产品的抵制，是贸易保护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它不像以往政府出面进行的反倾销调查，还在理性控制范围内，双方还端着“正当、平等”做生意的姿态，受调查方还有举证与抗辩的机会。德企这种“激烈”行为，显然很难用正当市场竞争解释。

对贸易保护主义，首先，我们要敢于说“不”，坚决反对。其次，要积极应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积极应诉；鼓励商协会与国外业界进行对话交流；进一步完善贸易摩擦预警监控机制；通过政府间的双边对话机制加强沟通、磋商与交涉；充分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要有足够的重视与心理准备，从而学会更聪明地避免纷争，以及更理性地处理纷争。

总之，我们期盼着世界经济复苏，如同阴霾中期盼日出，风雨里期盼彩虹一般。但我们必须警觉，如同攀岩中警惕松石、游泳中警惕漩涡一般，对“复苏陷阱”必须保持足够的、充分的、十二万分的警觉；对复苏道路上的“美元陷阱”、“技术陷阱”、“通胀陷阱”、“规则陷阱”、“透明陷阱”“救助陷阱”、“贸易陷阱”保持足够的、充分的、十二万分的警觉。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始终保持经济主动权，始终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