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波动的基础环境：定位与责任

中国经济波动的基础环境

相对于美国本轮经济波动基础环境，中国本次经济波动有着完全不同的基础环境：

本次中国经济波动源于经济结构，经济运行缺陷性结构导致了经济波动及传导。

（1）生产过剩。自2008年下半年始，中国一批企业，尤其是沿海地区一批以海外为基本市场的外向型企业相继倒闭、停产、半停产，主因固然与国际金融危机效应传导有关，但仔细分析，也折射出某些行业在发展中存在的共性“弊病”，其中的教训格外引人反思。中国许多企业的建立，是以外需繁荣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这些投资决策的作出是以很高的外需水平为条件的；当外需低于这个水平时，产能过剩就产生了。以钢铁行业为例，自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市场对钢铁需求大幅减少，钢材价格大跌，钢铁行业哀鸿遍野，陷入一片萧条之中。据统计，在2003年中国钢铁业首次达至年产2亿吨钢的规模后，近几年又得到“快速跳跃式”发展，钢铁总产量持续保持世界第一，2008年达6亿吨左右。2008年，中国出口钢铁5900万吨；而按照2009年1—4月的出口态势，当时预测，中国2009年出口钢铁为3300万吨左右，仅外需减少就可能产生约3000万吨钢铁的过剩产能。钢铁企业一时陷入困境，另一个原因是近几年来钢铁行业盲目投资所致，近几年相当一部分新增产能是由新上马的中小钢铁厂扩展的，是低水平产能膨胀、过剩。金融危机只是加速了钢铁业调整期的到来，如果不是金融危机，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钢铁业迟早也会出现一次大的调整。此外，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使得其上游产业也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如焦炭行业。目前，国内纺织服装、房地产、汽车等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影响较大的行业，其实都呈现出产能过剩现象，特别是落后产能过剩现象。如，中国目前的汽车生产能力是1200万辆，但市场需求最乐观的估计仅800万到850万辆，产能过剩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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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2003年加入国际铁矿石谈判之后，2004年至2008年，中国钢企签订的“铁矿石长期协议价”历年涨幅分别为18.6%、71.5%、19%、9.5%和79.88%。(www.xing528.com)

（2）过度倚重外部市场。据统计，200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为68%，其中出口额占GDP的比重约为40%。东部发达地区的对外依存度更高，广东省对外依存度为134%，浙江省为123%，江苏省为100%；而一些地方高得更令人惊讶，苏州高达370%，昆山约为350%。这意味着一旦世界经济系统性风险爆发，抑或突遭“政治性贸易制裁”，中国经济轻则“重感冒”，重则引爆内在系统性风险，局面不说难以收拾，至少也可能受到重创，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依存度”也可解读为受制于人的程度，此乃依存度过高对中国经济及社会稳定的实忧所在。另外，由于中国大部分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中国目前的劳动者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工作，这突出表现为，在对外贸易中，既少话语权，又少定价权。因此，中国的工厂成了世界上最主要的“被绑架对象”。例如，中国钢铁行业在与巴西和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价格（主要被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这三大公司操纵）谈判时屡屡败下阵来，被迫接受高得令人瞠目结舌的价格。

（3）工业占GDP比重过大，重化工业占工业比重过大。2005—200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7%、49%、49%、49%，连续三年接近一半，并且中国工业以重化工业为主。一般发达国家以服务业为主体，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般在50%以上。这样就凸显出两个问题：一是就业问题。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无论从行业看还是从所有制看，中国工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均呈现出持续而显著的上升趋势。各个行业、各类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迅速上升，表明中国的工业化正在走向资本密集即资本对劳动的吸纳能力越来越弱的阶段。这就使未来的工业化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劳动力需要就业；另一方面是工业的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单位资本所能吸纳的劳动就业量日趋减少。如何解决这个两难问题无疑是对中国工业化的严峻挑战。二是资源环境问题。近年来，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导致需求量的高速增长，我国的资源供应全面偏紧。在未来较长时期，中国仍将处于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的阶段，工业化高速成长必然对资源供给造成更大的压力。如果说资源的约束还有可能通过从国外进口得到缓解，那么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代价则使我们难以承受。

（4）自主创新在GDP中的影响力及决定力低下。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源于其经济、科技、软实力等的绝对领先地位，美国利用其强大的经济优势吸引世界人才，并创造出属于美国所有的世界核心技术，这就是美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虽然我国也高度重视自主创新，但现实不容乐观。目前，中国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商品，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获得微薄的利润。2006年，全球100个著名品牌中，美国50个，欧洲38个，亚洲11个，其中日本8个，韩国3个，中国一个也没有。目前，中国彩电、手机、台式计算机、DVD播放机等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但关键芯片要依靠进口，中国企业不得不把每台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30%、数控机床的20%～40%支付给外国专利持有者。同时，中国产业技术中的核心专利技术少。例如在高技术领域，美国、日本拥有的专利占世界专利总量的90%左右，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仅仅占有10%左右。总体来看，中国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较弱，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差距，多数产业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末端，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和工业增加值率都还比较低，产品附加值也很低。

（5）金融创新滞后。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金融创新快速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相对滞后。主要表现在：一是吸纳性创新多，原创性创新少。以金融工具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创新的金融工具达100多种，但是85%是从西方国家引进的。二是数量扩张创新多，质量提高创新少。以银行卡业务为例，近年来各商业银行在银行卡业务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发行的银行卡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但使用效益不高，形成了大量的睡眠卡和无效益卡，而且银行间各自为政，造成银行卡业务重叠、功能雷同。三是负债类业务创新多，资产类业务创新少。长期以来，存款等负债业务是各家金融机构竞争相对激烈的业务领域，金融机构推出的业务创新和工具创新也在这个领域最为丰富。而贷款长期以来一直都是金融机构垄断的资源，因而创新明显少于负债业务。四是沿海城市创新多，内陆城市创新少。中国的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创新通常首先在特区和沿海城市产生，然后再逐步向内地推广，内陆城市的金融创新明显落后于沿海城市。五是外力推动创新多，内部驱动力创新少。中国的金融创新主要是由体制转换和政策改革等外部因素所推动，中央银行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的改革与创新已经成为金融机构微观创新的主要外部推动力，而金融创新主体即金融机构的内在创新冲动明显不足。六是追求赢利的创新多，防范风险的创新少。现在推出的许多创新产品更多的是为了赢利，除了外汇业务有期权、互换、远期利率协议和部分商品期货外，一些具有重要风险管理特征的金融工具，比如互换交易、期权交易等等在人民币业务上基本没有，其他防范金融风险的创新活动也基本上没有成为金融机构所关注的基本创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