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世界定位和责任：现阶段华丽成就的脆弱性

中国现阶段的辉煌是脆弱的辉煌

中国的辉煌既是伟大的，中国的辉煌也是艰难的、苦涩的，同时，中国的辉煌又是脆弱的。

如果说艰难说明过程，苦涩来自表象，脆弱则源于基础与环境。研判中国的世界定位，不得不涉及定位之基础与环境。

我们的基础并不坚实；

我们的环境还很脆弱。

脆弱的基础与环境首先来自国际因素

第一，世界范围的汇率之战是国际竞争之火的引爆器。汇率表面看是一个国家货币的国际比较竞价问题，是金融和经济问题，但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在一国货币国际汇兑比价的背后，是一个国家的国际购买实力，因此，货币的国际汇兑比价涉及的是一个国家的国力。正因为汇率关系国力，关系国际贸易成本，因此汇率就成为国际间大国或政治集团角力时普遍使用的一个武器。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21%，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3%。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2008年8月至2010年5月间，人民币汇率事实上重新盯住美元，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仍升值了9%。2010年6月19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重启。6月至8月，3个月间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0.5%。由于不满意危机后人民币升值的时机选择与升值幅度，美国对中国加大了要求人民币升值压力。据预测，各个国家、各个经济体将在国际汇率比价问题上，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第二，世界经济将长时期存在动荡起伏的风险。目前，世界经济起伏动荡，甚至显现下滑风险。欧盟国家主权债务尤其值得重视。这是因为，欧盟的货币是有货币以来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国家货币，对世界而言，超国家货币一旦出现风险，涉及的将是一个经济联盟体而非某一联盟体成员。因此，在欧盟内部，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债务，都非传统经典经济理论中的国家债务，而是被超国家货币绑架下的联盟体整体债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欧盟成员国的国家主权风险十分巨大。而美国，由于丝毫不顾及他国经济利益，一意孤行地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至全球为之承担责任。美元的国际货币比价，也就成为决定全世界相当一部分国家国际购买及兑换力的唯一决定阀。虽然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各个国家都实行了大量的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措施，经济趋于好转，但经济好转的基础并不稳，强力刺激引发的负面效应滞后，不能也不应排除再次动荡的可能。

第三，实体经济波动。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的最重大影响，莫过于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前所未有的打击。国际金融危机在产业分类上属于第三产业范畴，但其最终打击目标落在了第二产业领域，而且这次打击，不仅重创了传统实体经济，也重创了新兴实体经济。在沉重打击面前，实体经济复苏“草色遥看近却无”，并无明显的走向新生的迹象。尤其是新技术对实体经济产业领域的挽救，没有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及其以后历次经济危机那样，迅速地挽救市场，从而产生助力实体冲出危机漩涡的动能，引导实体经济尽快走出阴影。这种实体经济波动期的延长，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无啻于一处危险的潜在引爆点，稍有不慎，就将引至经济再度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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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crisis）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

量化宽松是一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以提高货币供应，可视之为“无中生有”创造出指定金额的货币，也被简化地形容为间接增印钞票。2009年3月美国推行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购买了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3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1750亿美元的机构证券，累计1.7万亿美元左右。(www.xing528.com)

脆弱的基础与环境在国内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

第一，物价问题。2010年10月份，我国的CPI是4.4%，11月份是5.1%，创下自2008下半年以来的28个月来的新高。2011年2月份，我国CPI为4.9%。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9%，涨幅与1月份持平。其中，城市上涨4.8%，农村上涨5.5%；食品价格上涨11.0%，非食品价格上涨2.3%；消费品价格上涨5.4%，服务项目价格上涨3.8%。如果不采取坚决、有效、可行的措施，2011年上半年可能成为物价上扬的集中爆发期。食品物品价格的过快上涨，将直接影响民众日常生活，影响企业正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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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货币供应量(M2)，即流通中现金(M0)+单位活期存款＋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

第二，银根问题。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银根稳定，经济稳定；银根动荡，经济动荡。银根是全部经济问题的关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脆弱、环境脆弱，最突出、最难以彻底解决的问题非银根莫属。现在我们生活中的货币太多。据预计，2009年中国广义货币发行量（M₂）为70万亿元人民币，2012年将突破100万亿元大关，M₂/GDP将达到2.5，是美国的4倍。但是我们的GDP总量却比美国少得多。70万亿元的广义货币流通量是一只猛兽，一股洪流，流通中的货币泛滥，经济必然受到诸如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影响。在一个通货失度、失控、失量的国家，市场信号最容易失灵，甚至给出完全相反的信息。由于货币的泛滥，资产价格虚拟，消费行为异化，购买能力虚化，其最终的利益受害者是底层民众，尔后涉及中产阶层，一旦失去对高企的银根控制，整个社会最终将走向动荡。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一个被称之为“资本”的社会，银根是事实上的帝王的真谛所在。

第三，巨额外汇流入与沉淀。外汇储备溢出，是世界经济中的中国特例。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迅猛。1979年前，我国外汇储备从未超过10亿美元，个别年度甚至出现过负值。1994年，中国实行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采用现行的结售汇制，随后，外汇储备开始增加。1996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突破1000亿美元；2009年上半年，外汇储备余额为21316亿美元，同比增长17.84%。2010年底，外汇储备接近3万亿美元，而且仍然显现继续增加趋势。在现行结汇体制下，外汇储备溢出，直接导致了人民币发行量增加，在经济持续向好的背景下，人民币与国际货币币值开始出现实质性变化，国内外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看好，致使“套利性”外汇资本涌入；基础货币投放和外汇占款增大，制约了货币政策的运用和效应。高额外汇储备溢出，引发了金融一些新的问题，也使经济领域里的某些问题放大，经济、金融的长期稳定受到挑战，金融性风险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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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强制性的银行结售汇制度。结汇是指外汇收入者将其外汇收入出售给外汇指定银行，后者按市场汇率付给本币的行为。

第四，全国范围内长时间多品种的资产价格泡沫。长时期以来，我国不断出现多品种资产价格异动，从数十年前的“花草泡沫”，到“邮币泡沫”、“玉石泡沫”，尔后是“股票泡沫”、“房产泡沫”、“字画泡沫”、“艺术品泡沫”，凡此种种，不一而尽。长时间、大范围、多品种资产价格异动，不仅冲击着市场，冲击着经济、金融秩序，而且引发出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如贫富两极分化，资产性投入失衡等等。加之国家对资产价格泡沫宏观调整失灵，致使这一问题愈发突出、尖锐。每当一种资产在价格上出现异动，宏观调整的着力点基本放在对这一物品资产价格自身的控制和调整上，而没有深刻挖掘资产价格异动背后的货币原因，这样，势必造成对资产价格泡沫形成机理、渠道、方式的误判，其结果是，价格异化的资产品种的不断变化和这些变化的资产品种价格的居高不下。

第五，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地方政府债务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即有苗头性萌芽出现，但形成为带有普遍的共性问题，则是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时期。2010年，地方债总额逾10万亿元，债务率逾150%。若仅仅将中央代地方发行的4000亿元地方债券、7.66万亿元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信贷，以及中央政府2010年的债务限额三大项加总，2010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已超过15万亿元，占2010年8.3万亿元全国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183%。即便考虑基金收入等，中央和地方整体债务率也将超过100%。按审计署摸底审计地方债确定的标准，已达到“债务风险较高”的程度。沉重的地方债务必将成为中国下一阶段发展的巨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