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世界定位与责任：辉煌与苦涩

中国的辉煌又是苦涩的辉煌

确认中国的世界定位需要懂得艰难；确认中国的世界定位更要知晓苦涩。

艰难给人自信与坚强；苦涩给人清醒与理性。

咀嚼苦涩固然痛苦，但对一个志存高远的国家、民族而言，咀嚼苦涩是一种幸福。

在辉煌中国的背后，是十粒苦涩的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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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是世界上最大的负责进行技术援助的多边机构。它是联合国的一个下属机构，总部位于纽约。

发展指数是衡量某一领域发展程度的一种数据标准。如果以某一具体时期为基准，以1或100为基数，使该领域在基准时期产生的原始数据与基数相对应，则基数与基准时期原始数据之比乘以考察时期产生的原始数据即为该领域在考察时期的发展指数。

第一粒苦涩的青果来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喻大，人均喻强”，对经济指标而言，这一简括虽有偏颇的一面，但的确有其值得思考的另一面。从某种意义讲，总量喻大无可厚非，人均喻富似乎更为准确。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人均富裕程度，较为可靠的指标一为人均社会消费总额，一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前者是从财富享用的角度观察，后者是从财富创造的角度判断。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以为，中国苦涩辉煌的第一粒青果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过低。世界银行曾经做过一个统计，200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940美元，在全球排名第130位；2009年，联合国开发组织测定，中国发展指数为0.772，排全球第92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人均生产总值的预测与世界银行接近，但有所进步，排第104位。但是，无论第92位、104位，或130位，都毫无例外地说明，从人均财富创造的角度观察，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按照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分类中，中国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这一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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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肯尼迪(1945—),英格兰人,曾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皇家历史学会会长。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重点研究和讲授当代战略和国际关系,是多所大学的客座研究员和客座教授,荣膺迪尔沃恩称号。曾撰写和编辑过10本有关海军史、帝国主义、英德关系、战略和外交等方面的著作。

第二粒苦涩的青果来自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实力强弱的基础条件之一。一般而言，产业结构合理，产出相对较高，经济应变能力亦强。反之亦然。保罗·肯尼迪说，一个大国，如果以农业人口为主，数千万、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之和，一定比几百万产业工人物质产量之和要多。但是，由于农产品绝大多数将被消耗，因此，不可能像工业品一样有足够的剩余产品支撑技术进步和现代化建设。因此，判断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经济实力的强弱，首先要观察和分析这个国家和经济体的农业产业、工业产业及其服务业结构。恰恰这是中国产业结构的软肋。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8年，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间的比例为11∶49∶40。这组数据表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第一产业依赖度过高，比发达国家通常的5%超出一倍还多。而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言，以年度论，第一产业的剩余产品，远远不足于支撑社会运转，更不可能支撑再生产所需的技术进步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有甚者，在第二产业中，我国过于依赖制造业，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业相对落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全部GDP的比例一般为65%，其中，欧盟占70%，美国占76.9%，而我国仅占40%。需要引起高度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第三产业占GDP总量的比重持续下降，目前中国的第三产业水平仅接近1820年到1870年，即200年前的美国水平。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间失衡，对一个国家是极其危险的。如果说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的失衡，影响的是社会再生产物质积累强度，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失衡表现的则是社会物质剩余，影响的是社会运行梗阻，物的生产与物的消费失衡。而两种失衡相互交错，必然使就业结构的青果更为苦涩，调整难度更加巨大。

第三粒苦涩的青果来自就业结构。对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强国而言，社会就业既表现为总量适当，更表现为结构合理。这是因为，在就业结构的背后，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及经济质量。按世界银行统计，2002年到2004年，中国农业人口占全社会就业人口的总比例是44.1%，同期美国农业人口占全社会劳动人口的比例是2%到0.85%之间，同样为农业产出在全球有一定地位的加拿大，从事农业的人口也只在2%～3%之间。从第二产业吸纳就业人口角度观察，目前中国第二产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大约占全国劳动力总人口的23%，近似100年以前美国的状况。第三产业吸纳的劳动力，目前中国为33.2%，发达国家一般是60%～80%。在吸纳劳动力领域上，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显而易见。这种差距导致的直接后果包括：第一，为数年、数十年后劳动力就业转移带来无法估量的困难，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机替代的加速，如不尽快妥善应对，对社会或恐酿成灾难性后果；第二，就业结构失衡的背后是劳动个体社会财富创造率差距，而劳动个体社会财富创造率又与社会财富创造成本关系直接，如不及时应对，势必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带来社会性障碍。第三，就业结构失衡，还将对社会管理提出严峻挑战。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劳动力吸纳领域，努力使之更合理、更适当。(www.xing528.com)

第四粒苦涩的青果来自城市化进程。200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40.4%，世界平均水平为47%，其中，发达国家是75%。城市化程度的差距不仅表现在城市化率上，还表现在城市化质量上。我国在低城市化率的同时，是不可忽视的城市化质量低下。在许多城市，即使南昌、长沙、郑州等省会城市，“城中村”也随处可见。城市的区域与生活于这一区域中的城市户籍人口的不匹配，以及与城市化相适应的城市公用配套设施落后，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突出矛盾。表面看，城市化进程及城市化质量与我国国际影响力、竞争力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国的城市化及城市化质量对社会稳定度的影响，掩映在农村人口尚拥有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基础之上，在城市文明对社会文明影响力还相当有限的情况下，这种矛盾并不突出。一旦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矛盾进一步突出，城市文明对社会引力作用进一步加剧，城市化进程过缓，城市化质量过低，势必对社会产生巨大冲击。这种冲击如若超出一定质的限度，那么，将对社会管理中的一系列事务带来影响。社会基础矛盾的发展趋势是这粒青果的真正苦涩之处。

第五粒苦涩的青果来自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现实竞争力与长久竞争力的基础条件。在技术创新能力上，辉煌之树的苦涩青果，让人思绪无限。观察这颗苦涩青果有三个视角。第一个视角是研发投入率，即研究与发明过程中的国家投入与全社会投入比例，亦称研发强度。国际惯例认为，研发强度不超过1%为技术阶段，1%～2%之间为技术改进阶段，超过2%为技术创新阶段。2008年，中国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的总支出是4616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5%。若按国际通行标准，我国尚处于技术改进阶段。而2005年，据联合国统计，世界经贸合作组织国家的研发强度投入，平均占该国和该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的2.25%，美国则长期处于2.27%，日本用于研发的投入强度，长期超过国内GDP总量的3%。与2.25%、2.7%、3%的研发强度相比，中国的差距非常明显。第二个视角是科技成熟度，根据2009年到2010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科技的成熟度仅排在全世界第79位。第三个视角更能说明问题，中国是全球公认的制造大国，但对制造业未来发展力与竞争力影响巨大的高科技领域的发明专利，绝大多数来自国外，来自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据统计，无线传输领域的93%，移动通信领域的91%，半导体领域的85%，西药领域的69%和计算机领域的60%的专利，均为外资企业拥有。在现有制造产业中，关系未来发展的重大市场项目，绝大多数发明专利也为外资所有。因此，从研发强度、科技成熟度、高科技领域中发明专利的据有者三个角度考察，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低下，都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第六粒苦涩的青果来自教育。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国民教育领域有五个较为突出的薄弱环节。一是教育水平偏低。二是公共投入不足。全球平均教育投入水平一般占当年本国GDP总量的4.9%，而我们尚把4%作为“十二五”时期的规划目标。2009年，全国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总量为2.4%，仅占“十二五”规划目标的60%。三是中高层次人才缺乏。四是人力资源的整体水平差距较大。目前国内使用的人才流出流入比，其人才概念的起点相当于高小或中专水平，这一概念自80年代初期起用后30年未变。五是受教育人数比。从接受高等和高中教育占人口比重看，目前美国为35%，韩国为23%。中国15岁到25岁年龄段，国民受教育时间平均为7.85年，25岁以上国民受教育的年限约为7.42年，两项都不到初中二年级。国民教育与国外的差距明显而巨大。

第七粒苦涩的青果来自卫生及医疗设施领域。世界经贸合作组织国教育和卫生总支出，约占GDP的13%，中国只有4.5%，约为世界经贸合作组织国的三分之一。我国卫生医疗事业发展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城镇居民和农民享受的卫生医疗资源差距过大；二是疾病控制等公共卫生服务不健全，尤其是农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残缺不全。对卫生医疗事业投入总量不足，投入结构和方式不尽合理。从财政投入总规模看，虽然绝对数持续增长，但增长速度始终低于财政支出增长速度，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1981年到2001年用于卫生事业的财政性支出占全部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5.24%下降到4.25%，占GDP的比重从1.23%下降至0.83%。从财政投入结构看，主要表现在轻农村，轻公共卫生。从财政投入方式看，绝大多数卫生事业费被用于医疗机构改造和设备购置、人员工资等供方补助，直接用于需方补助的很少。受卫生、医疗条件制约，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期望寿命仅35岁，目前虽然提高到71.8岁，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美国目前的人均期望寿命为77岁。建国初期，我国婴儿死亡率为200‰，目前虽然下降到15.5‰，但美国只有7‰。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建国初期为1500/10万，目前下降到20.2/10万，而美国为8/10万。三项指标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的卫生及医疗设施和国民的健康水平仍是一粒苦涩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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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界用人均期望寿命（预期寿命）来衡量统计当年人的寿命水平，即已经活到一定岁数的人平均还能再活的年数。在不特别指明岁数的情况下，人均期望寿命就是指0岁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

第八粒苦涩的青果来自经济质量。经济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经济质量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单位产出效率、单位消耗率、发展的可持续和市场配置效率等。从目前情况看，以完整的质量指标体系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质量是困难的，这种困难主要表现为单位产出效率、单位消耗率对不同国家而言表现为不同数值。因此，对经济质量的观察，人们一般趋向于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从本质上看，经济结构的确可以从一个较为整体的角度体现经济质量。中国的情况如何呢？从经济结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十分突出，城市经济的先进与乡村经济的落后反差巨大。同时，在我国强大的生产能力中，绝大多数生产能力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底端或末端──无论技术上发明专利的授权或经营网络。中国的金融也十分弱小，不仅国际金融资源配置无话语权，而且无法支持大型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在经济结构中，推进绿色产业的高新技术创新结构尚未形成，无论这一领域的产业结构或产品、贸易、技术结构，均处于相当弱势之中。

第九粒苦涩的青果来自消费。2003年，中国国民消费仅占美国的8.8%，五年后的2008年这一指标有很大改善，但当年国民消费总额也仅仅相当于美国当年国民消费总水平的15.44%。

消费水平如此，消费结构亦不容乐观。消费结构的一般衡量指标为恩格尔系数（Engel'sCoef f i ci ent），即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是国际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一般随居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划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49%为小康，30%—39%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中国城镇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1995年末下降到50%以下，1999年下降到41.9%，2000年下降到40%。2001年，这一指数发生了更为积极的变化，城镇居民人均购买食品支出为2014元，在支出比1993年增长1.9倍的同时，恩格尔系数则从1993年的50.13%下降到37.9%，达到国际公认的富裕水平。2002年至2009年7年间，下降幅度开始收窄，2008年，这一指数为37.11%，基本维持在37%左右。1980年以来，美国的恩格尔系数平均为16.45%；1990年以来，日本平均为24.12%。进入2010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达到39.76%，再次接近40%。以致有人预测，未来两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有可能突破40%，由富裕水平倒退到小康水平。

为了进一步说明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让我们在分析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后，再对消费率做一分析。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的最终消费占当年GDP的比率。2006年中国消费率为35.3%，同年，美国为70.1%，即使印度也达到50.7%。消费率过低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过低的消费率带来储蓄率过高，进而又促使高储蓄率转化为高投资率，导致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如果说依靠投资拉动是中国经济社会的顽症，那么，消费率过低则是无可争议的元凶之一。

第十粒苦涩的青果来自现实竞争力。现实竞争力是相对于潜在竞争力的一个特殊概念，主要指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在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超出或超越其他国家或其他经济体，并可能占据并最终取得优势的能力，是判断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整体实力和潜力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多个国际机构开始制定多类指标，说明各个国家、各个经济体的现实竞争力。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整体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机构对中国的现实竞争力越来越关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在评估中，将2009年中国的现实竞争力排在全球第20位。它确定的考察对象为57个经济体，分总体经济表现、政府效能、企业配置效率和基础建设四大类共329个指标。同样是2009年，《世界论坛》以机构、基础设施、农业生产稳定性、卫生和初级教育、高等教育和培训、货物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健全程度、技术水平、市场规模、创新能力和企业创新度等12项指标，考察了130个经济体，中国排名29位。因此，从现实竞争力角度看，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也存有相当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