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受国内要素成本的上升以及不容乐观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国内物价水平的宏观调控压力加大。中央银行为了防止经济下滑，货币政策的重点向增长倾斜。如何处理好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关系，不仅需要提高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而且还需要财政政策的协调以及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
由于国内各项成本已经进入持续上升通道，粮食、金属等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依然在高位运行，与此同时，中东地区局势的不确定将导致石油价格存在上涨压力，这些都会给中长期价格调控带来不小压力。深入分析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并采取有效措施，有助于预防“十二五”期间通货膨胀的爆发。
一、需求方面因素分析
一般认为，通货膨胀的原因有三种类型，即需求拉上型通胀、成本推动型通胀和结构型通胀。货币学派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有一句经典名言：“通胀无论何时何地皆为货币现象。”无论是哪种类型的通货膨胀，都与货币的超发密切相关。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有一套严格的程序，通过买卖黄金、外汇和有价证券的方式向商业银行投放资金，以增加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增加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近几年来，我国大幅度的国际收支顺差是中央银行货币投放增加的主要原因。随着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这种局面将有所缓解。“十二五”规划已将“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作为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一段时间，国际收支变化会减少中央银行被动投放货币的压力。
在扩大内需的政策指引下，消费需求的启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还是投资。投资主要分为三部分：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和企业投资。基建投资主要由政府主导，但受制于本金、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等影响，部分项目停工或缓开工；房地产投资受制于限购等政策调控影响，地产市场逐步趋于理性，投资规模不会出现较大增长，甚至存在负增长的可能性；企业投资受制于国内外需求的下降，投资信心将会回落。货币供给受到需求的影响，不会出现盲目扩张，但为了防止经济下滑，信贷增长预计仍将保持在一定水平。
二、成本方面的因素分析
从宏观层面来讲，我国正在进入一个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阶段，成本上升推动通货膨胀的压力日趋加大。
1.刘易斯拐点到来，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劳动力、土地、能源包括水资源等这样一些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成本都在上升，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最为典型。最近几年，除了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由市场决定的各种工资标准也在快速上涨，即便如此，招工难也日益成为企业面临的一大难题，这背后实际是劳动力出现短缺，供需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供给方面来看，是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城市推行，到20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正式确定为“独生子女”政策。这为中国的人口数量（以及劳动力人口）见顶提供了条件。从需求方面来看，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将成千上万的农村闲散人员吸引到城市和工厂企业工作。以上的分析表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已经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劳动力成本上升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然现象。
2.资源税改革深化，挑战国内物价水平
当前，我国部分要素价格体系离市场化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中还存在不少问题，资源价格便宜不能反映市场需求和稀缺程度以及环境成本。“电荒、油荒、气荒”等资源短缺现象无一不是例证。在“十二五”规划纲要里，深化资源价格改革与环保收费改革被并列提出，“十二五”期间，资源价格改革的总体思路表述为“建立健全能够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在资源税改革逐渐破冰之时，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加大。
3.大宗商品价格变数犹存，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利剑高悬
目前，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不大，这对大宗商品价格提供了一定支撑，但金融市场宽幅震荡已使部分避险资本撤离，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正逐渐影响实体经济需求。此外，受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推进影响，国内市场对大宗商品需求的增速也将放缓。这些因素可能使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一定幅度回落。然而，面对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美联储可能会出台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全球流动性泛滥。因此，原油价格下行并未形成趋势。此外，突发事件对大宗商品价格会产生短期影响，短期内会推高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近期，伊朗局势紧张，如果爆发战争或石油禁运，必然导致国际油价飙升，从而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尤其是我国进口依存度较高的商品价格高位运行，将致使我国面临较大的输入型通胀压力。
三、结构方面的因素分析
结构性通货膨胀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价格指数商品篮子中的某一类或某几类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从而带动价格指数快速上涨。比如，目前涨幅较大的消费物价指数CPI，75%左右的涨幅是由食品价格上涨贡献的，食品价格的涨幅要远远高于非食品价格的涨幅。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价格会在现有高物价水平的基础上节节攀升，从而推动CPI指数不断上涨。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在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城镇化率不断提高。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可耕用土地面积毫无意外地减少，大量农村居民外出打工，农业部门劳动力短缺，如果这样的趋势持续下去，对农产品的长期供应将产生不利影响。并且，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未来几年的食品需求会迅猛增加。在供给和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是一个必然的趋势。(www.xing528.com)
四、政策方面的因素分析
中国的通胀不仅由国内因素决定，还会受全球流动性状况影响。未来几年，全球流动性可能会持续保持宽松的状态。美联储已经承诺，异常低的联邦基金利率至少将维持到2013年中期；鉴于欧洲和日本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也可能会维持非常低的政策利率。根据蒙代尔的“三元驳论”，独立的货币政策、资本的完全流动与固定汇率这三项目标不可能同时达成。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日益庞大、更加复杂而且更加开放，资本账户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漏洞，大量资本的流入会引发人民币升值。为了避免人民币过快升值给宏观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人民银行必须与全球央行保持一致的步伐，即在未来全球流动性宽松的背景下保持低利率政策，这对国内严峻的物价形势无疑是雪上加霜，加剧了通胀的压力。另一方面，就宏观经济而言，我国的经济环境不容乐观。受上一轮实质性紧缩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持续回落，经济结构性矛盾重重，经济主体资金紧张，通货膨胀压力居高不下。再加上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对我国的出口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如果宏观经济政策不及时调整，尤其是货币政策不作大幅度调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会持续下滑。考虑到内忧外患的经济形势，为了实现政府保增长的目标，人民银行会执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会造成流动性泛滥，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
五、结论与对策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各种要素成本的上升，中国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面临通货膨胀难题，要破解这个难题，我们既要设法控制总需求，也要进一步增加总供给。
1.利用货币政策（即控制货币供应量）控制总需求
货币供应量包括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基础货币和由商业银行通过信贷投放形成的货币。一方面，中央银行通过压缩外汇占款减少被动投放货币的压力，从而抑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另一方面，通过控制银行间市场基础货币的投放，或者说控制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利率的高低来间接实现对新增贷款（名义总需求）的管控，在基本不伤及总供给的情况下，直接压低实体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提升实体经济潜在的产出能力。
2.利用财政政策有效增加供给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可通过实施减税、降费等政策措施，增加企业产出意愿，缓和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从短期看，减税、降费可能会导致政府赤字水平的扩大，但政府可通过适度提高国债的发行规模来弥补因减税、降费而形成的财政收支缺口；从长期看，减税、降费有助于扩大政府税基，因而不会导致政府赤字的持续恶化。
3.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增加有效供给能力
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放开对贷款的人为管制，通过贷款的合理发放，引导社会产能增加；进一步深化资源税改革，提高要素部门的生产积极性，增加要素供给；进一步深化汇率机制改革，缓解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压力。
【参考文献】
[1]郑道平．货币银行学原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2]熊易寒．劳动力“回流”成趋势 “刘易斯拐点”到来？ [EB/OL]．
中国劳动咨询网http://www.51labour.com/show/178703.html．
[3]张智威，孙驰，陈家瑶．中国面临长期结构性通胀[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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