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古村落，打响文化抢救之战

保护古村落是当前文化抢救的重中之重

冯骥才

作者简介

冯骥才，著名作家、文学家、艺术家、著名民间文艺家，现任中国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改造” 这词儿真糟，很野蛮。过去害了许多人，现在害了许多城市。近20年，中国城市的改造实际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再造” 。记得不久前一群开发商在一座滨海城市开“高峰论坛”，提出的广告是“有多少城市可以重来”。重来? 口气多大! 而我们的城市真的全都“重来”了。城市的历史遗存几乎被扫荡一空，然后在这一无所有的土地上随心所欲地盖起新房子。这在世界上是没有的。只有那些经历过毁灭性灾难的城市，比如华沙、杜塞尔多夫才有过这种情况。当然，这也是一些人发财的大好机会。发财欲又推动改造狂。

美丽的乡村景观
王昆远摄

经过20年改造的中国城市全是没有历史也没有个性的新城， 这是不可思议的。任何城市的发展都是线形的，一步步不断积累的过程。就像生命的过程，有诞生，有婴儿期和成长期，有命运的坎坷、苦难、屈辱与光荣。城市是一种生命。一代代人创造着、充实着城市生命；他们离开之后，便把这一切全都默默地记忆在这个城市博大的肌体里。城市中无处没有历史的手纹。但现在已然无迹可寻。

城市，除了使用的价值、享受的价值，还有历史见证的价值、记忆的价值、研究的价值、审美和欣赏的价值，当然也有旅游的价值。它是一种综合的价值，像生命的价值。生命是尊贵的，城市也是有尊严的，不能任人宰割。但是，我们说这些话时已经晚了，因为城市已然个性尽失。从“改造”中残剩下来的可怜巴巴、支离破碎的一点点历史街区，无法再感受到城市的个性与厚重。

抱怨过去也是一种无能。我们现在如何拦截住城市化过程中如此惨痛的教训，不让这种“剧变”继续扩散？ 我们现在在全国各地跑，主要目的是说服县一级、乡镇一级的地方官员去珍爱他们地域的个性与遗存，千万不要在开发中毁掉。这两年，我们与山西省合作，每年一次召开全国县长论坛，还要开个乡长论坛，目的是与县长和乡镇长讨论古村落怎么办？ 非物质文化遗产怎么保护与传承？中国有多个县，中国文化的两千八百分之一在他们手中，如果懂得文化，我们两千八百分之一的文化就有救了。(www.xing528.com)

徽派山寨
王昆远摄

应该说，中国够大，文化多元，隐藏在山水之间风情各异的古村落还有一些。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少一些，偏远穷困地区多一些。我们的文化遗存向来是自然保留下来，而不是被保护下来的。但随着经济发展，这些古村落早晚要开发，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村寨。如果这些古村落都成为威尼斯花园和西班牙小镇，我们失去的可绝不只是一个个古老而美丽的建筑群！

每个村落都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库，储藏着极其丰富的非物质精神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生产民俗、生活民俗、商贸民俗、节日民俗、婚丧嫁娶、信仰民俗，以及我们民间的戏剧、音乐、舞蹈、民歌、民间文学、传说故事、歌谣、歇后语、笑话、寓言，以及各种手工技艺等大量的文化，还有这些文化的传承人。它们才是一个个乡镇的灵魂。把一个城镇破坏了，这些独特的、个性的灵魂就会像烟一样流散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口传心授的，它通过父授子传、婆领媳做的形式一代代传了下来。如果下一代人到城市中打工去了，文化就要断绝。这是非物质文化的特征。因此，这也是当前中国传统文化日见稀薄的原因。我们保护古村落，更是要保护这些无形的个性的多样精神。

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文化传统是我们的精神，是我们的灵魂；传统文化是物化的，是一种载体，我们保持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为了保住我们民族的DNA。所以说，保护古村落是当前文化抢救的重中之重。

婺源山村
王昆远摄

我们现在的古村落保护有几种形式：一种是景区形式，比如乌镇；一种是民居博物馆的形式，即把各个地方零散的经典性古建筑集中起来保护，比如晋中的一些大院；一种是生态区的方式，维持当地原住民生活的原生态，比如西塘；一种是纯粹博物馆的方式，在西方比较多，我国和挪威在贵州黔东南地区的梭戛地区也建了一两个；还有一种是分区保护方式，比如丽江的束河镇，在老区边上建一个新区。现在上海青浦也想这么做，在朱家角旁边建立新区。这些都各有各的成败和问题，应该比较、思考、研究，但相互不一定学习，应该有一个不一样的样式，每一个城镇应该有自己的样式。那么“新江南”的理念就不应该是一种统一的模式化的现代江南，而应是各种各样、因地制宜、保持个性又发展着的江南水乡。这样，首先要做的是当初在城市改造时没有做的工作，即对自己的个性和特色进行认定：个性特色是什么，靠哪几个板块支持着，哪些单体建筑不能动，哪些街区不能动，在规划上要确定，还要立法保护。现在小城镇和古村落当务之急的是先要确定自己的个性特色，定规划，立法。在这个基础上便要认真请专家论证新建的建筑如何在文脉上保持与历史有所联系，从而不断发展和强化自己的特点，不要在全球化中迷失自己。

（本文原载于《政协天地》2009年第11期，经作者本人同意由本刊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