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考古：质疑与解析

1.对后现代概念的考古

我们对后现代话语的考古将探索后现代这一术语在不同理论领域中的非平衡发展史。由于后现代话语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地积累发展起来的，因而我们将首先从寻找后现代话语的沉积层开始。由此可见我们是在一种广义的借喻意义上使用考古这个词的，而不是在福柯的作为一种分析技术（旨在揭示构成和支配某种既定话语的各种规则）的意义上使用它的（参见第二章第2节）。通过这种探索，我们将会发现，那些后来得以通行的观点或术语在很早以前就曾有人想到或提出过了。例如，早在1870年前后，英国画家约翰·瓦特金斯·查普曼（John Watkins Chapman）就曾提到过“后现代绘画”一词，用来指称那些据说比法国印象主义绘画还要现代和前卫的绘画作品（Higgins，1978：7）。在1917年出版的鲁道夫·潘诺维茨（Rodolf Pannowitz）的《欧洲文化的危机》（Die krisis der europ!？ische kultur）一书中，“后现代”一词被用来描绘当时欧洲文化的虚无主义和价值崩溃（引自Welsch，1988：12—13）。像尼采那样，潘诺维茨描绘了代表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精英价值的新“后现代人”的形成过程。他所描述的这种现象不久便和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也呼唤与现代西方文明决裂）一道出现了。

同现代时期相决裂的“后现代”概念，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D.C.萨摩维尔（D.C.Somervell）为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历史研究》之前六卷所撰写的一卷本的概论中。此后，汤因比本人也在他的《历史研究》的第八和第九卷中采纳了这一概念（1963a and 1963b；）。萨摩维尔和汤因比建议用“后一现代”时期这一概念来描述西方历史从1875年以来的第四个阶段，此前的三个阶段分别是：黑暗时代（675—1075）；中世纪（1075—1475）；和现代时期（1475—1875）（Somervell，1947：39）。按照这种说法，西方文明大约从1875年起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汤因比称之为“后现代时期”的新的转型时期，这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充满了战争、社会骚乱和革命，与现时代形成了断裂。汤因比把这个时代描述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彻底相对主义的时代，而把此前的现代时代描述为以社会稳定、理性主义和进步为特征的中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时代——这是资产阶级的中产阶级对一个明显充满着危机、战争和不断革命的时代的典型理解方式。与此相对照，后现代是一个以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之崩溃为特征的“动乱时代”（Time of Troubles）。

不过，汤因比并没有发展出关于这个新的后现代纪元的系统化理论，并且，由于他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tic）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只是文明的兴衰交替的循环过程，以及由于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和他的分析中所暗含的宗教色彩，致使他的后现代性概念同当代场景下人们所使用的后现代性概念毫不相干。不过，汤因比的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使人联想起了尼采的《权力意志》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这两本书对现时代的社会与文化虚无主义特征的描述。这三个人都预言了历史的倒退过程，并提出了不同的文化复兴计划。他们都看到了现时代正在迅速走向终结，并把这一现象看作是既有的传统价值、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一场灾难性变革。

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的许多学科中，出现了一些关于新的后现代时代的历史—社会学观点。文化历史学家勃纳德·卢森堡（Bernard Rosenberg）在他的一本很通俗的文集《大众文化》的导言中，用后现代这个词汇来描绘大众社会中的一种新的生活状况（Rosenberg and White，1957：4—5）。卢森堡声称，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某种根本性的变化正在发生：

随着汤因比的西方飓风（Toynbee′s Great West Wind）迅速席卷了全球，引起了整个世界的迅速城市化和工业化，随着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的膨胀，某种趋同现象正在全球各个角落发生。克莱蒙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意味深长地提到了一种全球性的大众文化（当然是太阳底下的新事），它将约翰内斯堡的居民同他们的远在圣胡安、香港、莫斯科、巴黎、波哥达、悉尼以及纽约的邻居联为一体。非洲土著人，例如理查德·莱特（Richard Wright）在最近的一本书中提到的那些土著人，一下子从他们的过去跳跃出来——直接走进了电影院。很可能他们或许也会像我们一样被那里的一切迷住。被商品所包围的后现代人，本身也变成了整个文化过程中的一个可以被互相置换的部件。当苏维埃公民暂时地从他们矫揉造作的文学作品（kitsch）中摆脱出来时，他们似乎也和他们的美国对手一样，对流行音乐异常兴奋。正如有人可能会说的那样，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最低层次上的国际一致性的基础似乎已经形成（1957：4）。

卢森堡描述了这种新的后现代世界的两可性：既充满希望，又遍布危险，并总结说：总而言之，后现代世界给人们提供了一切东西或者什么也没提供。对其可能性所作的任何理性思考都会使人产生这样的担忧，担心我们会被业已困扰着人类的各种社会狂暴行为所压倒（1957：5）。在同一年，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出版了《明天的里程碑》（The Landmarks of Tomorrow）（副标题为“关于新的后现代世界的报告”）一书。德鲁克在书中描绘的后现代社会大体上等同于后来所说的“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而且事实上他后来也认同了这一看法。不过，在他的1957年出版的这本书中，他却写道：“在过去的20年中的某个并不明显的点上，我们不知不觉地走出了现代阶段，进入了一个新的、尽管至今尚没有相应称呼的时代”（Drucker，1957：ix）。他描述了这样一项哲学转变：从现代的笛卡儿式的世界观向一种“新的模式、目的和过程世界观”的转变；转向用新的技术和力量去统御自然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与危险；以及以教育和知识的普及来实现社会的转变。带着后工业社会理论家的乐观精神，德鲁克相信在后现代世界中将会看到贫穷和愚昧的终结，看到民族国家的衰落，意识形态的终结，看到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

关于新的后现代时期的较为消极的观点出现在C.莱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的《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一书中。米尔斯声称：“我们正处于所谓的现代时期的终结点上。正如在古代（Antiquity）之后出现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由东方文化占支配地位的、西方人所谓的黑暗时代一样，如今，现代时期正在被一个后现代时期所取代。”米尔斯相信，“我们关于社会和自我的基本定义正在被现实推翻”，因而有必要对这种正在发生的变化作概念上的界定，以便抓住这个我们可能正在进入的新时代的轮廓（C.Wright Mills，1959：165—166）。在对当前的变化局势进行概念界定时，他宣称：许多过去的期待与想象，以及思想和情感的通用范畴已不再适用。尤其是，他相信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已不再令人信服，因为这两种理论都恪守启蒙运动的信仰，相信理性和自由之间有着内在联系，认为理性的增长将会带来自由的增长。相反地，米尔斯声称，在今天这个时代做这样的假设已不合时宜了。

在一项类似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中，米尔斯指出，从某些方面看，社会理性化的增加正在导致自由的缩减，他描绘了“快乐的机器人”（cheerful robots）这种社会怪物，它可能非常渴望或者心甘情愿地顺从于不断增长的奴役状态。不过，像汤因比和其他方才提到的那些理论家一样，米尔斯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主义者，习惯于用普遍化的扫帚横扫一切社会学领域，对社会学和历史学作总体化的研究，而且相信社会学想象力能够说明社会现实并变革社会。由此看来，后现代这个术语在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中的早期用法，并没有出现标志着理论层次上发生了后现代转向的实质性转变（这种实质性转变将在下一节中予以讨论）。

然而，在发表于1961年的《西方思想的革命》（The Revolution in Western Thought）（1982）一文中，休斯顿·斯密斯却指出，朝向后现代概念的转变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当代科学、哲学、神学和艺术。在斯密斯看来，20世纪给西方思想带来了一场巨变，从而把一种“后现代精神”推上了前台。他描述了现代世界观向后现代世界观的转变（前者认为现实是受规律支配的，这种规律可以为人类的智力所把握，后者则认为现实是无序的并且终究是不可知的）。他认为后现代的怀疑主义和不确定性只是向另一种知识观点的过渡状态，这种新的知识观点很有可能是一种更加整体主义的（holistic）和精神性的（spiritual）的观点。

比迄今提到的所有著作都更系统、更详细的关于后现代时期的观点出现在英国历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的《当代历史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1964）一书中。在这部研究当代历史性质的书中，巴勒克拉夫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几乎在其一切基本前提上都与俾斯麦（Bismark）所生活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中”（Barraclough，1964：9）。他声称，要想研究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深层结构变迁，就需要引进一套“新的参照体系和新的术语”（同上引）。与强调历史之连续性的理论家不同，巴勒克拉夫认为：“我们应当予以重视的不是相似性，而是差异性，不是连续因素，而是不连续因素。总之，当代历史应当被看作是一个具有其自身特点的、有别于以前阶段的特殊时期，其差异程度绝不亚于我们所说的‘中世纪历史’同现代历史之间的差别”（1964：12）。在讨论了新时代的某些特征之后，巴勒克拉夫放弃了先前的某些描述当代历史状况的尝试，转而建议用后现代一词来描述这个继现代历史而来的时期（1964：23）。在他的描述中，这个新时代是由以下因素构成的：科学和技术的革命性进步；遭到第三世界革命运动反抗的新型帝国主义；个人主义向大众社会的转变；以及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文化形式。

尽管在20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后现代一词曾被偶尔用来描述新的建筑或诗歌形式，但是一直到六七十年代，它才被广泛地引入到文化理论领域，用来描述同现代主义相对立的或取而代之的那些艺术作品。在此期间，许多文化和社会理论家开始讨论同现代主义文化的彻底决裂以及新兴的后现代艺术形式。爱尔文·豪（Irving Howe）和哈里·赖文（Harry Levin）通常对新的后现代文化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启蒙理性主义的衰落，是反理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是那种认为文化可以促进社会变革的现代主义希望的沦丧（Irving Howe，1970）。相反地，对于苏珊·桑坦格（Susan Sontag，1966）、莱斯利·费德勒（Leslie Fiedler，1971）和哈桑（Ihab Hassan，1971）来说，由于后现代反对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某些压迫性方面，因而它是一种积极的进步。在她的6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系列颇具影响的文章中，桑塔格表达了她对现代主义小说和现代主义解释模式的不满，并颂扬文化和艺术中出现的“新感受”（new sensibility，一个最先由豪提出来的术语），这种“新感受”向理性主义追求内容、意义和秩序的做法提出了挑战。与现代主义艺术不同，这种新感受沉浸于形式和风格的愉悦，把艺术的“性感”（erotics）放到比意义的解释更重要的位置。

60年代是通俗艺术、电影文化、即兴剧（happening）、多媒体声光节目（multi_media light shows）、摇滚音乐以及其他新文化形式的时代。在桑塔格、费德勒及其他一些人看来，这些发展超越了诗、小说等先前艺术形式的局限。在许多领域内，艺术家们开始混合各种媒介手段，并把庸俗作品和大众文化融入到他们的美学创作当中。如此一来，同现代主义相比较，这种新感受就更具多元性而缺少严肃性和说教性。

费德勒甚至比桑塔格更热情地颂扬艺术中雅俗界限的瓦解和通俗艺术与大众文化形式的出现。在他的《新变体》（The New Mutants）（1971：379—400）一文中，费德勒把新兴文化说成是一种拒斥新教教义、维多利亚风格、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等传统价值的“后”—文化（“post”-culture）。尽管在这篇文章中，他公开谴责后现代艺术和新的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青年文化，但他后来却转而赞成后现代主义，看到了同文学和文化传统实行决裂所具有的正面价值。他宣称前卫现代小说已经寿终正寝，新的能够“拉近”艺术家与观众、批评家与门外汉之间距离的后现代艺术形式正在出现（Fiedler，1971：461—485）。费德勒热情地颂扬大众文化，谴责现代主义的精英主义（elitism），呼吁一种崭新的、放弃了形式主义、现实主义以及自命清高的矫饰作风的后现代主义批判，主张去分析处在某种特定的心理的、社会的、历史的具体情境中的读者的主观反应。(www.xing528.com)

不过，对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颂扬得最多、并使之得到最大普及化的却是哈桑，他发表了一系列讨论后现代文学和思想的文章（1971，1979，1987）——不过最近他却试图同后现代这个术语保持距离，理由是：后现代提法并不妥当，并且我们甚至已经超越了后现代主义（Hassan，1987：xi-xvii）。哈桑经常喜欢采用一种由大量引文以及为炫耀自己而引用的名言锦句所构成的文体（就其非线性的、诙谐的、拼凑堆砌式的风格而言，这种文体本身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哈桑把后现代主义说成是一种脱离了工业资本主义和西方范畴与价值的“决定性的历史变种”。他把后现代文学解读为整个西方社会变化的前兆，把新的“反—文学”（anti_literature）或“沉默文学”（literature of silence）描述为“对西方的自我概念的厌弃”（Hassan，1987：5）和对整个西方文明的厌弃。

在70年代和80年代，文学、诗歌、绘画和建筑中的后现代形式仍在持续发展，并且伴随着艺术中的后现代话语的激增。在建筑领域，高度的现代风格所具有的纯粹性和形式主义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勒科尔比西埃（Le Corbusier）等现代建筑大师们试图通过建筑来营建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乌托邦梦想，在死气沉沉的摩天大楼和令人厌恶的城市住房规划方案面前，化成了泡影。查理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在其极具影响力的著作《现代建筑语言》（Language of ModernArchitecture，1977）一书中，颂扬一种以折中主义（eclecticism）和平民主义（populism）为基础的新型后现代建筑风格，该书对后现代概念的传播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与庄严性、纯粹性及个体性等现代主义价值相对立，后现代艺术展现了一种新的随心所欲、新的玩世不恭和新的折中主义。前卫分子以往所具有的社会政治批判特征（Burger 1984）以及对全新艺术形式的追求，被模仿拼凑（pastiche）、引经据典或玩弄过去形式、诙谐戏谑、犬儒主义、商业主义（commercialism）、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完全是虚无主义所取代。现代主义运动的政治前卫分子颂扬否定和异议（dissidence），呼唤一场艺术与生活的革命，然而绝大多数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却能在一种多元化的美学风格和美学游戏中愉快地接受现状并与之安然共处。不过，其他一些理论家和艺术家，如詹妮·霍尔泽（Jenny Holzer）、巴巴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和汉斯·哈克（Hans Haacke）等，则追求一种相反的后现代艺术潮流，并提出了新的有趣的政治艺术形式，以挑战和动摇主流意识形态及再现符码（codes）（参见Foster，1983；Conner，1989；Hutcheon，1989）。

尽管桑塔格、费德勒、哈桑及其他一些理论家对后现代文化持肯定态度，把它视为同艺术和生活领域内的陈规陋习所作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决裂，但文化理论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71）却抨击这种新的“后—文化”，认为它抛弃并破坏了西方社会的基本设想和价值。对斯坦纳来说，这种后—文化将会导致：①地理和社会中心的丧失，以往借助这个中心，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可以宣称它对“未开化”民族拥有道德上的优越性和权利；②不再相信进步是历史的发展轨迹和目标，对未来持晦暗悲观的态度，并伴随着乌托邦价值的衰落；③对那种相信在自由-人本主义原则和道路行为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现代主义信仰的怀疑（由于本世纪内发生的野蛮的世界战争，以及高等文化和集中营和谐共处这种现象，致使这一信仰受到了怀疑）。因此，在斯坦纳看来，由于后—（启蒙/人本主义/现代）文化不再盲目地、不加怀疑地相信科学、艺术、理性是创造福祉的力量和人性化（humanizing）的力量，因而导致了伦理的绝对性和确定性的丧失。作为一名文化保守主义者，他攻击60年代的政治斗争、反文化运动和校园里的激进主义。斯坦纳哀叹一致性、认同和古典人本主义的丧失，对由于大众文化之兴起所导致的对古典文学标准的侵蚀深表遗憾。不过，他也承认社会是不能倒退的，因此，必须尽最大努力将它推向一个新的更加美好的科学技术世界。

认为旧时代正在走向终结，我们正面临着新的历史情境和历史选择的观点，在社会学家阿米泰·埃茨奥尼（Amitai Etzioni）的《积极的社会》（The Active Society）（1968）一书中同样可以看到。阿米泰·埃茨奥尼进一步发展了后现代社会观点，他对后现代社会的解释要比斯坦纳积极得多。对埃茨奥尼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他认为，战后出现的新的通讯、信息和能源模式开启了一个后现代时期。他假定：残酷的技术进步本身既有可能摧毁从前的一切价值，也有可能使我们能够利用技术来改善人类的生活并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埃茨奥尼拥护一种“积极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规范性价值将引导技术的发展，人类将以增进人的幸福为目的去利用和控制技术。尽管埃茨奥尼也意识到了可能存在的危险，但他这种积极的规范性思想却是对后现代未来持肯定态度的为数不多的观点中的一种。

到了7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了更多用后现代一词来指称一个新历史时期的书籍。神学家弗里德里克·费雷（Frederick Ferre）的《缔造未来：后现代世界的资源》（Shaping the Future：Resources for the Post-Modern World）（1976）一书，为后现代意识和新前景设想了一套替代性的价值与制度。他的主要观点基本上是肯定性的，用准宗教形式预言并倡导用宗教价值来指导新时代。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1976）一书中，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也提到了现代时期行将终结，人类目前正面临着对未来的根本性选择这一议题：“我们正在走向西方社会的一个分水岭：我们正在目睹过去的200年中塑造了现代纪元的资产阶级理念——关于人类行为和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交换关系的观点——的终结”（1976：7）。尽管像斯坦纳一样，贝尔倾向于把后现代文化等同于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但是在对后现代的解释上，他却更接近于汤因比，对他来说，后现代时期是对本能、冲动和意志的解放（1976：51f）。在贝尔看来，后现代纪元表现为反叛、反资产阶级、无道德标准（antinomic）、享乐主义等各种冲动的扩张，他认为这是艺术领域中的现代主义运动及其波西米亚亚文化的延续。他声称文化现代主义使享乐主义、缺乏社会认同与社会顺从、自恋以及对地位与成就之争的退却等现象成了持存的现象。因此，后现代时期乃是把现代主义的反叛引向日常生活领域的产物，是反叛的、超个人主义的（hyperindividualist）、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的扩展结果。

贝尔认为当代的后现代文化是对传统的激进攻击，而一种攻击性的自恋心态又对此起了推波助澜作用，这种自恋心态同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民主政体中的科层制的、技术专制制的（technocratic）、组织化的律令有着深刻的矛盾。按照贝尔的观点，这种发展预示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理性、节制、道德价值和宗教价值的终结（1976：53f）。贝尔呼吁宗教价值的复兴，以阻止后现代主义对传统价值的侵蚀。

不过，正如哈贝马斯（Jüirgen Habermas，1981：14）^〔4〕所指出的那样：贝尔往往因经济和政治的缺陷而责备文化，例如，他曾提到“文化危机正困扰着资产阶级社会，并且从长远来看，它将会损伤一个国家的元气，蛊惑人心，灌输及时行乐的意识，并削弱公民的意志。因此，制度妥适与否并不是问题之根本所在，问题在于维系社会的是哪一种意义”（1976：28）。不过在其他一些文章中，贝尔也注意到：消费社会本身的发展，以及它对消费、即时满足、轻松信贷（easy credit）和享乐主义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应对传统价值和文化的削弱负责，对他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一后果负责。由此看来，米尔斯早期对快乐的机器人的后现代社会的批判，乃是出于一种积极的关怀，担心人类建构、控制和改造社会与个人生活之能力的降低，而贝尔的批判则是出于担心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价值系统的崩溃。

我们的后现代考古已经显现出，在80年代后现代话语得到迅速扩散之前的一段时期里，存在着两个互相矛盾的后现代话语源头。以德鲁克、埃茨奥尼、桑塔格、哈桑、费德勒、费雷及其他一些人为代表的一派，给后现代这一术语赋予了一种肯定的色彩，而以汤因比、米尔斯、贝尔、博德里拉等人为代表的另一派则提出了否定性的话语。肯定性的观点本身又可划分为社会话语和文化话语两翼。肯定性的社会话语（代表人物是德鲁克、埃茨奥尼、费雷及后工业社会理论家）再现了50年代的乐观主义，认为技术和现代化进程将使我们有可能同陈旧的过去决裂。这些理论重弹了诸如“富裕社会”（加尔布雷思）、“意识形态的终结”以及“伟大美国礼赞”（米尔斯）等意识形态老调，这些意识形态肯定了五六十年代的当代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相信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它的危机趋势，并正在走向建设一个“伟大社会”的康庄大道。肯定性的文化话语一翼（以桑塔格、费德勒和哈桑为代表），则通过肯定新的后现代文化形式、通俗文化、前卫主义以及新的后现代感受所具有的解放性质，从另一个方面补充了〔肯定性的社会话语对后现代话语的〕这种赞誉。

这种肯定性的文化主义（culturalist）话语，加上后现代文化形式的迅速扩散，为80年代人们接受后现代话语作好了准备。一般地讲，这种文化话语对后来的后现代理论的影响要比社会历史话语的影响大得多，后者很少被人注意或讨论过。文化话语还分享了后来的后现代理论话语的某些认识论观点，强调差异性（difference）、他异性（otherness）、快感、新颖性（novelty），攻击理性和解释学。与此相反，肯定性的后现代社会话语则继续沿袭着为后来的后现代理论所攻击的现代思维模式（如理性、总体化、统一化等等）。

否定性的后现代话语反映了人们对现代社会发展轨迹的悲观情绪。汤因比、米尔斯、贝尔、斯坦纳及其他一些人看到了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由于受到来自变化和不稳定性的威胁，以及来自新的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发展的威胁，正在走向衰落。因此，否定性的后现代话语为处在现代世界终结点上的西方文明构想了一种危机。我们将会从博德里拉等后现代理论家们那里再次看到这种悲观的、天启式的（apocalyptic）话语。豪、斯坦纳、贝尔及其他一些人的否定性文化话语，也为80年代新保守主义对当代文化的攻击铺平了道路。

无论是肯定性的理论家，还是否定性的理论家，其理论都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的反应——尽管他们很少这么理解自己的理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出了通货膨胀恶性循环的怪圈（expansionist cycle），带来了新的商品、富裕的物质条件和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它的广告业、信贷计划、新闻媒体以及琳琅满目的商品景观刺激着物质上的满足和享乐主义，促使了对后来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新习惯、新文化形式和新生活方式的接受。一些理论家因此热情地歌颂新的多样性和富裕，而另一些理论家则批判传统价值的沦丧和社会对个人的控制力的增加。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后现代话语其实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回应，至于这种发展到底是什么，他们有时曾明确提到过，有时却含糊其辞。

因此，到了80年代，后现代话语分裂成了谴责新发展的文化保守主义和颂扬新发展的前卫主义两个派别。后现代话语在不同的学术领域迅速地扩散开来，并在80年代爆发了同现代性、现代主义和现代理论决裂的激烈论战。较极端的后现代倡议者们呼吁与现代话语彻底决裂，发展新的理论、政治、新的写作模式和新的价值。尽管对后现代文化形式的讨论最早发轫于北美，但是真正提出一个新的后现代纪元这一观点的却是法国的博德里拉和利奥塔，他们的观点比早先的英美学者更全面、更极端。在法国，后现代理论的发展构成了与由笛卡儿奠基、并在启蒙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法国理性主义传统的断裂。新法国理论可以解读为一系列反叛笛卡儿理性主义的思潮中的一种。这些反叛思潮贯穿了从启蒙运动（攻击理论理性，赞成理性的社会变革）到孔德和涂尔干，（攻击哲学理性主义，赞成社会科学），再到萨特和梅洛-庞蒂（试图让哲学为满足人类存在之具体需要而服务）的整个反理性主义运动的全过程。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会看到，法国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也构成了对理性主义和启蒙理论的一系列攻击。不过这些批判却建立在另一种法国反启蒙传统之上，这种反启蒙传统起源于德·萨德爵士（De Sade）、巴塔耶（Bataille）、阿尔托（Artaud）以及那些（被哈贝马斯称为）“资产阶级的晦暗作家”（Habermas，1987a）对理性的批判。而肇始于波德莱尔（Baudelaire）、兰博（Rimbaud）及其他一些人的法国“花花公子哲学”（dandy），以及波西米亚式的传统也助长了法国后现代理论的唯美化的、戏谑的、颠覆性的精神气质。此外，法国学者对尼采和海德格尔思想的接受，也对法国理论背离黑格尔、马克思、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转向发展一种新的理论形式，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转向最终产生了后现代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