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理论：深入探源与批判质疑

第一章　后现代理论探源

过去20年来，后现代争论占据了全世界众多学科中的文化和知识活动领域。在美学和文化理论方面，围绕艺术中的现代主义是否已经终结以及何种后现代艺术将取而代之的问题，产生了争论。在哲学方面，在关于现代哲学传统是否已经终结的问题上爆发了争论。同时，许多人已开始向一种与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罗蒂、利奥塔等人相联系的新的后现代哲学欢呼了。其结果是，这种后现代冲击不仅产生了新的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而且也产生了对后现代现象本身的多面性加以界定的理论意图。^〔1〕

后现代转向的倡导者们对传统文化、理论和政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面对这个新的挑战者，现代传统的维护者们所作出的反应要么是置之不理或起而反击，要么是试图对其作出妥协，并吸纳他们的新话语（discourses）和新观点。后现代转向的批评者们认为，这一转向既是一种片刻狂热（Fo，1986/7；Guattari，1986），一种寻求文化资源新话语和新源泉时知识分子的华而不实的虚构（Britton，1988），也是企图贬损解放性的现代理论与价值的又一种保守主义意识形态（Habermas，1981 and 1987a）。然而，新兴的后现代话语和辩论毕竟提出了种种问题，这些问题绝不能被简单地加以抛弃或轻而易举地将它们纳入到既定范式当中。

鉴于后现代争论非常广泛，我们打算详细说明并梳理出几种最主要的后现代理论形式之间的差异，弄清它们的核心立场、观点以及局限。不过，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并不存在什么统一的后现代理论，甚至各种立场之间连基本的一致性也没有。相反，通常被笼统地归并到一起的各种“后现代”理论与后现代立场——它们彼此之间经常是冲突的——之间的差异，足以使人震惊。在那些接受了“后现代”或被归属为“后现代”的理论中，对“后现代”概念的纷乱使用以及理论上的薄弱，也同样使人震惊。为了澄清后现代概念库中的一些关键词，有必要先来分辨一下现代话语和后现代话语之间的区别（参见 Featherstone，1988）。

首先，我们也许应当在“现代性”（modernity）和“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之间作出区分，前者用于描述现代时期，而后者则用于描述据说紧随现代性之后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关于现代性的话语很多，今后讨论后现代性的话语亦将同样地多。现代性一词指涉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正如马克思、韦伯及其他思想家所阐释的那样，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术语，指涉紧随“中世纪”或封建主义时代而来的那个时代。在一些人看来，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相对立，它具有革新、新奇和不断变动的特点（Berman，1982）。从笛卡儿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依据这些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社会就会得到重建。这种启蒙运动的设计也在美国、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主革命中发挥了作用，这些革命旨在推翻封建社会，建立一种体现理性和社会进步的、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Toulmin，1990）。

美学中的现代性出现在新前卫现代主义运动和波西米亚文化中，它们反对工业化与理性化的异化向度，试图改造文化，在艺术中寻求创造性的自我实现。通过现代艺术、消费社会的产品、新技术以及新的交通运输和通信方式的传播，现代性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代性借以产生一个新的工业与殖民世界的动态过程，可以描述为“现代化”——一个标示了个体化、世俗化、工业化、文化分化、商品化、城市化、科层化和理性化等过程的词汇，所有这些过程共同构成了现代世界。

不过，现代性的建构也给许多人带来了难以计数的苦难和不幸，这些受害者包括受资本主义工业化压迫的农民、无产者和工匠，被排斥在公共生活圈之外的妇女，以及在帝国主义的殖民过程中被灭绝了的那些种族。现代性还生产了一整套规诫性制度、实践和话语，从而使它的统治和控制模式合法化（参见我们在第二章中对福柯的讨论）。“启蒙的辩证法”（Horkheimer and Adorno，1972）所描述的正是这种理性向其对立面转化，以及现代性的解放允诺掩盖其压迫与统治形式的过程。不过，现代性的捍卫者（Habermas，1981，1987a和1987b）却声称现代性有着“未充分实现的潜能”，拥有克服其自身局限和破坏性后果的资源。(www.xing528.com)

然而，后现代理论家们却宣称：在当代高科技媒体（high tech media）社会中，新近出现的变化和转型过程正在产生一个新的后现代社会。新社会的倡导者们声称，后现代性时代构成了一个新奇的历史阶段和一种崭新的社会文化形式，需要用新的概念和理论去阐述。后现代性的理论家如博德里拉（Baudrillard）、利奥塔（Lyotard）、哈维（Harvey）等声称，诸如计算机和媒体技术、新的知识形式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等，正在产生着一种后现代社会形式。博德里拉和利奥塔把这些发展解释为信息、知识和技术的崭新类型，而杰姆逊（Jameson）和哈维等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把后现代说成是资本主义在更高阶段上的发展，其特征是资本在全球范围更深层次上的渗透和均质化（homogenization）。这些过程同时也产生了更进一步的文化碎裂（fragmentation）、时空经验的改变以及经验、主体性和文化的新形式。这些条件为后现代理论提供了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对这些状况的分析则提供了这样一些观点，凭借这些观点，后现代理论可以声称它处于当代理论发展的最前沿。

除了社会理论领域内这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差别外，在美学和文化理论领域内，后现代话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这里，争论围绕着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差别而展开。^〔2〕在这些话语中，“现代主义”被用来描述现代时期的艺术运动（如印象主义、为艺术而艺术、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及其他前卫运动），“后现代主义”则被用来描述那些出现于现代主义之后并与之决裂的各种美学形式和美学实践。这些形式包括罗伯特·温图瑞（Robert Venturi）和菲力浦·约翰逊（Philip Johnson）的建筑、约翰·凯奇（John Cage）的音乐体验、瓦侯（Warhol）和劳申伯（Rauschenberg）的艺术、品钦（Pynchon）和巴拉德（Ballard）的小说以及诸如《快刀手》（Blade Runner）和《蓝丝绒》（Blue Velvet）之类的电影。争论的核心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是否存在尖锐的实质性的区别，以及这些运动的相应成就和局限是什么。

后现代话语还出现在理论领域内，其重心集中在对现代理论的批判和对理论上的后现代决裂的论证。现代理论——从笛卡儿的哲学设计，经由启蒙运动，一直到孔德、马克思、韦伯及其他人的社会理论^〔3〕——因为试图找出知识的基础，因为它对普遍化和总体化的追求，因为它傲慢地宣称能够提供绝对真理，以及因为它的被认为是虚妄骗人的理性主义，而受到了批评。与此相反，现代理论的捍卫者们则对后现代理论的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进行了攻击。

更具体地讲，后现代理论提出了对再现理论和那种认为理论只是对现实的镜像反映的现代信念的批判，转而采取了“视角主义的”（perspectivist）、“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理论充其量只是提供了关于对象的局部性观点，并且所有关于世界的认知性再现都受到历史和语言的中介。一些后现代理论因而拒斥那种为现代理论所钟爱的关于社会和历史的总体化的宏观观点（macroperspectives），赞成微观理论（microtheory）和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Lyotard，1984a）。后现代理论还拒斥现代理论所预设的社会一致性观念及因果观念，赞成多样性、多元性、片断性和不确定性。此外，后现代理论放弃了大多数现代理论所假定的理性的、统一的主体，赞成被社会和语言非中心化了的（decentred）碎裂的主体。

因此，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淆，在本书中我们将用“后现代性”一词来描述继现代性之后而来的那个假想中的时代，而用“后现代主义”描述文化领域内那些有别于现代主义运动、文本和实践的运动和作品。我们还将区分“现代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区分以政党、议会或工会政治为标志的“现代政治”和与此相反的“后现代政治”——一种建立在局部性基础之上的微观政治，它对一系列广为传播的话语和权力的制度化形式提出了挑战。

为了进一步澄清和阐明纷乱复杂的后现代话语，我们将首先进行概念考古，指出后现代这一概念的历史渊源，它的早期用法，以及它的各种彼此矛盾的含义（第一章第1节）。接下来，我们将把当代的后现代理论的发展放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法国这一背景当中，正是在这里，关于一种新的后现代状况的概念到70年代后期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第一章第2节）。在第一章的第3节中，我们将简要地描绘一下：我们将从哪些问题入手对后现代理论和观点展开质疑，这些问题将引导本书的全部探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