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理论：社会文化的重要转变

英文版前言

一切皆支离破碎，所有的一致性均已不复存在。

——约翰·多恩

无物常存，无论是在我之外，还是在我之内，所有的只是永不停息的变化。我无从知道任何存在，甚至包括我自己。世间无物存在。我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且什么也不是。世间唯有想象：它们是唯一的存在，它们以想象的方式认识自己……我本人也只是这些想象中的一种。

——费希特

不难看出，我们所处的这一时代乃是一个行将分娩的时代，一个向新纪元转变的时代……搅扰着既定秩序的无聊与烦躁，关于某种尚未知晓的事物的蒙昧征兆，所有这一切都是变化即将来临的前奏。

——黑格尔

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如今都已被分离；娱乐同劳作分离，手段同目的分离，努力与报偿分离。人被永久地系绑在社会整体的某个独立而微小的片断之上，他自己也变得不过是个片断；日复一日地操弄着机器的齿轮，耳畔充斥着震耳欲聋的噪音。

——席　勒

在社会的脚下没有什么坚实的基础。不再有固定不变的事物……由此，人们在某种政体中看到了属于混沌现象的持续变迁性和不稳定性。我们从中获得存在的这个社会，乃是一个支离破碎、步履蹒跚、精疲力竭的社会，随时都有可能被一场不期而至的风暴所摧毁。(www.xing528.com)

——埃·涂尔干

对于那些习惯于既有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的人来说，社会与文化的剧烈变化不啻是一场强烈的危机。曾一度稳固的社会秩序和思维模式的瓦解，常常会引发广泛的社会不协调感、破碎感、混乱和无序感。由此引发的反应常常表现为绝望的、悲观的、惊慌而且夸张的话语，并拼命地去寻找解决眼前危机的办法。

上面引用的多恩、费希特、黑格尔、席勒和涂尔干等人的话语表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曾被体验为一场危机，需要用新的观点和新的办法来解决那些已被人们认识到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就此而言，理论话语可以解读为对历史危机所作出的反应，对动荡的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反应，以及对由先前稳定或熟悉的生活和思维模式的解体而引发的社会和知识骚乱的反应。新理论和新观念阐述了新的社会经验，因而，新兴话语的激增意味着社会和文化正在发生着重要的转变。

60年代遍及西方的社会政治运动、新思潮和文化反叛，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战后那种众口一词地歌颂“富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的令人窒息的文化氛围，使人感觉到严密的、压迫性的现代社会正在遭到普遍的反叛。60年代的激进主义对现代社会结构、社会实践、文化及思维模式提出了怀疑。尽管这个时代的激进的政治运动最终烟消云散，未能如许多人当初所设想的那样，在1968年的骚乱事件之后继续掀起革命的巨澜，但是，发生于70年代和80年代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变迁和文化变迁却表明，与先前社会的决裂确实已经发生。媒体、电脑及新技术的爆炸、资本主义的重新调整、政治的激烈变动、新的文化形式以及新的时空经验形式等等，让人们感觉到文化和社会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因而，当前的后现代争论可以被部分地解释为是由“现代”社会组织模式的瓦解，以及新的、尽管尚不能清晰描绘的“后现代”世界的降临所引发的一系列持续且强烈的危机所引致的。从这一点看，M.福柯、G.德勒兹和F.加塔利，E.拉克劳、C.墨菲及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乃是在表述某种新的观点，借以描绘他们所谓的崭新的后现代社会文化状况，并发展新的理论模式、写作模式、主体性模式及政治模式。在本书中，我们将梳理并评估这些自诩为最新的理论和政治前卫、比激进更激进、比新更新、超激进的和超新的观点的贡献与局限。

尽管我们本书讨论的作者们各自发展着完全不同的方案，但是他们都批判了影响着现代社会理论、历史理论、政治理论及个人理论的、占主导地位的目标和假设并与之决裂，转而拥抱各种新的原则和新的侧重点，就此而言，他们可以被视为“后现代理论”的代表人物。尽管“后现代理论”这种提法本身就很成问题，因为后现代批判直接与“理论”概念本身相抵触——理论这个词暗示了一个系统地发展起来的、以事实为根据的概念结构——但是，被我们划归到后现代标题之下的这些作者还是就各种不同的主题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理论立场。我们将通过“批判性的质疑”这种办法来评估这些立场对发展关于当前时代的批判社会理论和激进政治的贡献，并指出它们的不足。我们意欲建立的批判理论和激进政治同这些后现代理论家提出的批判理论和激进政治有许多不同之处，这一方案将以我们早期的著作（见参考书目）为基础，并将在本书的质疑过程中逐步展开。

我们怀着由衷的心情感谢麦克米伦（Macmi1lan）的一位不知名姓的读者以及斯蒂芬·布鲁纳、哈里·克利弗、查克·艾普、B.费尔兹、R.甘斯曼、L.格劳斯伯格、A.霍塞尼、P.拉马哈、M.B.曼德、S.麦克唐维尔、L.尼科尔逊、E.诺耶、R.罗帕罗、B.施路德、C.斯蒂威尔、D.维斯、E.维斯特科等人对本书观点的讨论及对初稿的批评，感谢德克萨斯州大学1989年春秋季后现代理论研究组及研究班的成员对本书的构思及初稿写作的帮助。感谢K.海-柔协助处理庞杂的电脑事务。感谢J.伯恩纳斯、T.登顿及得克萨斯州大学1990年秋季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研究班的成员在编辑方面提供的帮助。感谢S.肯尼迪和D.琼斯两位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的劳动，以及K.波维提供的编辑服务。我们要特别感谢R.安东尼奥先生给我们的支持和友谊，他阅读和评论了全部手稿，并和我们一同讨论了写作计划。

谨以此书献给下一代激进知识分子和行动主义者，愿他们能利用后现代理论及别的批判话语所提供的洞见，发展出新的理论和政治，以迎接当前十年及下一个世纪的挑战。

斯蒂文·贝斯特

道格拉斯·凯尔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