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鸟争夺：无赖与爸爸们的竞争

对蛋的争夺

随着我们的鸟儿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自然选择会使得被设计来操纵其他鸟的性行为的模块变得更加复杂微妙。把我们的故事变得更复杂一点，假设有两类雄鸟。一类雄鸟造出很漂亮的巢并且带回很好的虫子来给整个家庭享用。这些是投资性的雄性，我们叫它们“爸爸”（dad）。另外一类雄鸟根本不筑巢。抛弃了家庭生活之后，这些雄鸟为雌鸟提供了一种特别的商品：好的基因。我们称这些有好的基因的雄性“无赖”（cad），这样称呼不是在道德上存有偏见，只是为了同“爸爸”更好地押上韵。 ^[1]在很多物种中，包括很多种鸟类中——雌性根据雄性的长相来决定同谁交配，因为它们的长相反映出了它们基因的质量。这背后的逻辑已经在别的地方被讨论过了，最著名的可能是达尔文的第二伟大的作品《人类的起源》（Descent of Man），所以我们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在一个既有爸爸们又有无赖们的种群中，持不同规则的两类成员究竟谁会获胜谁会输呢（从进化上的适应性角度）？哪些鸟想要乱交？无赖们想。如果这场战役是关于谁能带回最多的虫子的话，它们不能取胜。它们只能在一个是否性感很关键的世界中取胜。没有乱交的话，性感的雄性不能最大化它们所具备的能力所带来的收益。

爸爸们，在另一方面，在性感的雄性们不能乱交的时候会取得胜利。（它们同时也能从将它们的雌鸟留在家中不去寻找具有良好基因的无赖们这样的情况中获利。）好的雌鸟们，如果它们不能从无赖们那里得到良好的基因的话，就会同爸爸们在一起。如果你得不到基因，就要虫子吧。

因此，其他鸟之间的乱交行为对于爸爸们是不利的。

对于雌性们来说，已经有配偶的雌性在乱交的环境中是潜在的失败者，因为同它们婚配的雄性或许会受到诱惑而出轨，可能分走它孩子们珍贵的虫子。

因此，其他鸟之间的乱交行为对于已婚配的雌性是不利的。

如果这些鸟能够投票的话，那么一夫一妻制的配偶将会投票支持阻止其他鸟从事婚外性行为或者是其他同乱交有关的行为的政策（如果在一个共和国中，则投票给那些赞成此政策的鸟儿们）。

同样，它们很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它们反对这些行为。它们可能对于有关自由和个人选择的呼声充耳不闻。它们很可能会“维护家庭”并且喜欢“传统价值”和其他一些东西。另外，由于它们不知道为什么它们想要限制其他鸟的性行为，它们会苦于身处矛盾的位置。

它们可能会反对堕胎，因为这种行为的被准许，由于降低了性交的代价，可能会同乱交相联系。而它们则声称这样反对是基于新生命从受孕时就已存在的观点，尽管它们的直觉其实是乱交的雌鸟应当受到处罚。这些鸟会赞同“维护生命”、“维护家庭”，以及其他的陈腐信条，但基本上它们的脑子就是被设计来阻止其他鸟儿的性行为。(www.xing528.com)

好吧，鸟儿们的事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至此你应该很清楚我其实要说的是，人类，就像这些假设的鸟儿们一样，也有被设计来支持这些促进他们的适应性的利益的规则的道德模块。

这可能很难相信。但假设，哪怕只是暂时假设，反对堕胎其实根本同拯救胚胎期的生命没有半点儿关系。人们对于堕胎的立场可能其实是由一些用来限制其他人的乱交行为的特定模块的输出造成的。

在这里，堕胎与人们试图控制其他人的性行为的其他方式并没有多么不同。父亲们一直在阻止他们的女儿们，而年长的妇女千年来一直在影响年轻女性对性的印象。从一种进化的角度来看，性行为是基本的；并且如果人们要在一些领域设定规则的话，它很可能在最早的一批之中。

有机体在繁殖的成功性方面做得更好或更差，取决于婚配的游戏规则。假设人类，像我们的某些灵长类亲戚那样，至少潜在地存在着一些一夫多妻行为，其中“最好的”雄性有多于一个的配偶，意味着有些雄性一个都得不到。低质量的雄性可能会有一种深深的、持久的、甚至是重要的对于强迫每个人进入一夫一妻制的兴趣，因为在这样的世界里低质量的雄性会过得好得多。类似地，一些女性在被强化的一夫一妻制中会过得更好。这意味着，可能存在一些模块，试图将性行为准则强加给其他人。我觉得其起作用的方式是通过针对堕胎、卖淫和很多其他可能同乱交和交配相关的行为的道德直觉实现的。关键是在不同的规则下，一些人在进化意义上取胜，而一些人失败。我认为这解释了人们对性行为看法的巨大差异。

与性行为和道德有关的问题无疑会显得更加复杂。我在这里的主要目的是，大体勾勒一种能够解释人们为什么想要限制其他人行为的证据可能的样子。

这类解释不足以解释所有的道德直觉，其中的一些并没有与适应性明显的联系。例如，把话题从性转向毒品，人们有很强的倾向认为应当继续维持很多、其实是大多数的毒品的不合法性。这种倾向同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的人对于自由信条的支持相违背。回到阻止性行为的例子，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我们不应如此，因为人们应该被允许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不要误以为有些人是实实在在地想要吸毒，可能这不过是以某种方式映射了人们是如何实实在在地想要发生性行为。

无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似乎拥有一些用来千方百计地阻止人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的模块。

这可能是现代最大的矛盾之一，至少在西方如此，鉴于我们的新闻秘书模块总是一遍遍地谈论我们对自由深深的、基本而持久的热衷。我也会用这一观点来结束本书。但是首先，再给我一点时间来确保我令你们满意地解释了为什么（其他）所有人都是伪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