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广交天下朋友
【人物索引】
章士钊（1881—1973） ，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生于湖南长沙。 曾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1901年入武昌两湖书院，与黄兴同学，共组华兴会。1905年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留学。1907年留学英国，研究逻辑学，并将此学传入中国。辛亥革命后曾加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袁世凯政府），历任广东军政府秘书长。五四运动时期任保守刊物《甲寅》杂志主编。一生用文言，反对白话文，并曾与胡适笔战。1911年后， 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抗战后到重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 回上海继续当执业律师。1949年章士钊与张治中等人到北平，与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4月22日和谈破裂，之后章士钊去了香港。
伟大的“债务”
1963年初，毛泽东向帮他学英语的章含之说：“我还欠了你父亲一笔债没还呢！”原来，在1920年春天，毛泽东、蔡和森发起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可出国经费没有着落。毛泽东找到了章士钊。虽然章士钊当时政治主张不同，但当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筹集了2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随后，毛泽东将此笔巨款一部分给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志，一部分带到湖南开展革命活动。
这次，毛泽东还要章含之转告她父亲：“从今年春节开始，要还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2000元。十年还完。”章含之回去告诉父亲。章士钊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
章士钊和女儿都未想到，几天之后，毛泽东果真派人送上第一笔2000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2000元。章士钊十分不安，他要女儿转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赠，说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毛泽东听了章含之的传话后微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我知道老人家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过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泽东必定派人送给章士钊2000元钱，直到1972年送满2万元。1973年的春节过后，毛泽东问章含之给他父亲的钱送去没有，章含之说：“主席忘了，当年说定十年分期偿还，还足2万。去年已是最后一笔，主席当年借的2万已还清了。”毛泽东笑了，并说：“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老人家的补助，哪里能真的十年就停！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就这样还下去，只要行老健在。”
与主席毕生至交
早年的毛泽东曾和比他大12岁的章士钊有过一段不寻常的交往，两人由此而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谊。
1918年8月，刚刚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期间他与早他两个月来北大任教的杨怀中的女儿杨开慧产生了爱情。据说章士钊极力赞同这门婚事，并自告奋勇代杨相亲。后在1920年初，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为筹款去法国勤工俭学事，拿着杨怀中的信到上海找章士钊请求帮助。章士钊读过信之后，马上将2万元现款给了毛和蔡。这笔钱相当于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30年的工资。不过毛泽东后来并没有去法国，而是拿着这笔钱的一部分回湖南搞革命去了。
40年后，章士钊一次因被自行车撞伤住在北京医院。毛泽东获悉后，送给他500元作疗养费用。不久后，章在餐桌上向毛提及此事说：“你送我500元，我不敢受，我要还给你。”毛泽东大笑着说：“行老，这点钱算什么，作还你钱的息金还远不够呢。”
除了赠款这份情谊，章士钊还曾救过毛泽东。当年毛泽东在北京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时，章士钊是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兼任司法和教育总长。有一天，他拆开北京承卫戍总司令部的密呈和逮捕人黑名单，发现有毛泽东的名字，章立即把它压了下来，并叫心腹老乡到湖南会馆通知毛泽东赶快离开。毛泽东遂搭船去广东得以避开段执政的搜捕。
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当时在重庆的章士钊很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他利用一次宴会的机会，和毛泽东续上了二十多年的友谊，而深知蒋介石为人的章士钊更是在此时给毛写了一个“走”字，劝毛三十六计，走为上。后在1949年国共再次和谈，战争的主动已转到共产党这边。章士钊因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作为李宗仁政府和谈代表之一，先往西柏坡后又在北平参加谈判，北平谈判终无结果，章则从此长住北京，成为毛泽东的贵宾。
持续友谊的争论(www.xing528.com)
胡适与章士钊既是朋友，又是论敌。在文化史上：一个是今文派领袖，一个是古文派的代表。他们的交往很有历史意义，而且也是十分有趣的事。
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是倡导新文化的旗手，提倡白话文，而章士钊则是旧文化的捍卫者，提倡文言文，他们之间有过激烈的争论。但大师就是大师，他们的心胸真是比天空还要宽广，始终保持一份真挚的友谊。
有一次，他们在一家照相馆合影。照片是章士钊去取的，他在给胡适寄照片的时候附了一封信。信里说，咱俩争论半天了，现在我们俩照了一张相，我在背后写了一首白话诗给你，你要是给我面子，你就用文言文给我写一首诗。
章士钊的白话诗是这样写的：
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做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我写白话歪诗送把你，总算老章投了降。
胡适很快回了一首诗：
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时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写的观点虽然不同，但彼此不是相互鄙视，而是相互尊重，相互亲近。
引得别人骂声一片，却依然我行我素
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士钊主张毁弃约法及国会的主张正合段祺瑞的心意，因此段祺瑞邀请章北上。段祺瑞听从章士钊的建议，以“临时执政”的名义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委任章士钊为司法总长。次年4月，再派章士钊兼教育总长。
章士钊受命后，随即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于是引起教育界进步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反对。5月9日，各校学生聚会请愿罢免章士钊。章士钊于是辞职赴沪，后经段祺瑞极力挽留，才又当上了司法总长的职务。 7月底段又派章出任教育总长，要他继续“整顿”学风。章不顾人们的反对撤换了一批反对他的大学校长。8月1日他又派出武装警察护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到校就职，后又下令解散“女师大”，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因为章士钊的《甲寅》杂志作为整顿学风的言论阵地，而《甲寅》封面绘有一只老虎，所以当时人们称章士钊为“老虎总长”。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章士钊更成为了文学大师鲁迅口诛笔伐的对象。
1925年11月10日，在学生运动的冲击和进步人士的反对下，章士钊请辞教育总长一职，但是段祺瑞仍然请章任执政府秘书长。
在1927年1月27日，就连陈独秀也在《向导》杂志上说，章士钊拿黄兴的钱办的《甲寅》，也只算是放狗屁；后来拿段祺瑞的钱办《甲寅》，便是狗放屁；现在拿张宗昌的钱办《甲寅》，更是放屁狗。
1926年4月，执政府垮台，章士钊出走天津，继续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章利用该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欧化”，引得骂声一片，但是章士钊依然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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