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索引】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教育家。他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1905至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辛亥革命后， 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无心仕途，教书育人
鲁迅出生之际，刚好赶上张之洞来访，他翰林出身的祖父就给他取了小名叫“张”，又称“张官”，希望鲁迅长大后像张之洞一样做大官。但鲁迅继承了他最不喜欢的祖父的个性，常与上司对着干，在教育部干了14年，只做到个小科长，1926年8月便被解雇。随后南下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授。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说：“父亲从日本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实际上鲁迅也是一个教育家。父亲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他说话很和蔼，是一个温和的中文系老师。”
鲁迅知识十分渊博，在文学和历史等社会科学领域通晓古今中外，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有一定的造诣，但他仍然觉得“教书是很吃力的”，怕“上讲台，讲空话”，怕“误人子弟”。鲁迅在《北京通信》中写道：“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活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可见鲁迅先生对自己及教师的要求是多么高。
他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曾提到过，为了教好书首先就是“要预备足”。 1909年6月，鲁迅从日本回国之初，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他讲授生理学、化学课，为了把课讲好，他经常“灯下看书，每至深夜”，足见其备课的认真程度。为了能让学生学到新知识，常常自己编订讲义。1926年8月受林语堂之邀赴厦门大学任教授，在厦大的135天内，他讲授“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课。为了不辜负学生的厚望，他抛开学校的旧讲义，用很短的时间，夜以继日，认真地编订了一本较好的新讲义。
受聘北大讲师，《中国小说史》引人入胜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同年8月6日，蔡元培授予鲁迅北京大学敬聘他为讲师的聘书。当时，鲁迅的专职是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在北大讲课为兼职，按北大的规定，兼职的只能被聘为讲师。鲁迅在教育部的具体职务是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兼教育部佥事，佥事，是一种职位，相当于四等或五等文官；科长，是具体职务，负责管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动植物园和文艺、音乐、演剧等事宜。
1923年夏天，林语堂偕夫人从欧洲留学归来。同年9月间重返北京，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主讲文学批评和语言学。据林语堂回忆，那时的北大教师分成两派，一派以鲁迅、周作人为首，一派以胡适为首。可见这个兼职的鲁迅在北大有多大的魅力了。
鲁迅以写作成名，但他讲课更是不得了。凭他渊博的知识，鲁迅在北大讲课时，讲课总是深入浅出，能旁征博引。听课的学生看着他身着一身黑色的服饰，上面的补丁如黑夜里的星星，常引得学生大笑，但他的课对学生来说是如逢甘露。而且他从来没有点过名，不过即便是生病的学生也不会缺席，学生个个瞪大眼睛，竖起耳朵，生怕少听了一个字。
在北大，鲁迅每周只上一次课，他的课堂上沸腾着年轻人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与其他老师枯燥沉闷的课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课原本是国文系的专业课程，而坐在课堂里听讲的，不只是国文系的学生，别系的学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还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听他的课。讲“中国小说史”时，鲁迅实际讲的却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有的人听了一年课以后，第二年仍继续去听，一点也不觉得重复。
据著名作家冯至回忆，1924年暑假后，他第二次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时，鲁迅一开始上课就交代说：“《中国小说史略》已印制成书，你们可去看那本书，用不着我在这里讲了。”当时鲁迅正在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一书，鲁迅边译边印，上课时就把印成的“清样”先发给学生作为辅助的教材，鲁迅在课堂上也没有按照所发的“清样”来讲，讲的内容所涉及的范围比讲“中国小说史”时更为广泛。(www.xing528.com)
鲁迅讲课时从不照本宣科，其语言表达也很有魅力，讲到莫泊桑的小说《项链》时，用沉重的声调读小说里重要的段落，不加任何评语，全教室息无声，等读到那条失去的项链是假项链时，让人好像是在阴云密布的寂静中忽然听到一声惊雷。
此外，鲁迅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很中肯、很贴切的，跟传统的说法也很不同。谈到秦始皇时，他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里，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谈到曹操时，他说：“曹操被《三国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冯至评价鲁迅的课时说：“他讲课时，态度冷静而又充满热情，语言朴素而又娓娓动听，无论是评论历史，或是分析社会，都能入木三分，他的言论是当时在旁的地方难以听到的。”
就连当年北大的旁听生也对鲁迅的课十分喜爱，后来成为作家的鲁彦周回忆道：“每次每次，当鲁迅仰着冷静的苍白的面孔，走进北大的教室时，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总是挤坐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走道都站满了校内的和校外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学生。教室里主宰着极大的喧闹。但当鲁迅先生一进门，立刻安静得只剩了呼吸的声音。他站在讲桌旁，用着锐利的目光望了一下听众，就开始了‘中国小说史’那一课题。”“他叙述着极平常的中国小说史实，用着极平常的语言，既不赞誉，也不贬毁。”“然而教室里却突然爆发出笑声了。他的每句极平常的话，几乎都须被迫地停顿下来，中断下来。每个听众的眼前似乎赤裸裸地显示出了美与丑，善与恶，真实与虚伪，光明与黑暗，过去、现在和未来。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全人类灵魂的历史，每一件事态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有给他连根撕掉了。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
从1920年至1926年的这六年中，鲁迅先后在北京的八所学校兼过课，其中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时间最长。1923年7月，鲁迅收到好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许寿裳的聘书，邀他来校讲授“中国小说史略”和“文艺理论”课程。
据后来成为鲁迅夫人的许广平回忆，她当时就在北京女子师大读书。1923年，她读二年级时，才读到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略课”，许广平总是坐在第一排，多少年后，许广平无法忘记鲁迅上的那第一堂课。“开学第一天，对于这位写小说的赫赫有名的新先生，学生们都怀着‘研究’的好奇心。上课的钟声还没收住余音，同学们还没坐定，在嘈杂声中突然一个黑影一闪，个子不高的新先生已走上了讲台。”“首先注意到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我一向以为这成语有点夸大，看到这头发，也就恍然大悟了。那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成了同样的颜色。手弯上、裤子上、夹袍内外的许多补丁，炫耀着异样的光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四周也满是补丁。”“讲台短，黑板长，他讲课写字时常从讲台跳上跳下，那些补丁就一闪一闪，像黑夜中的满天星斗，熠熠耀眼，小姐们哗笑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然而，当他以浓重的浙江绍兴口音的‘蓝青官话’开始讲课以后，全教室却肃静无声了。从不知道的知识，经他娓娓道来，把大家紧紧地吸引住了。而他常常在讲义外，讲一些例子，而在关键之处，他又喜欢幽默地画龙点睛似地一点，引发全教室一片笑声。正听得入神，下课的钟声响了。同学们都感到这一堂课，时间特别地短。还来不及包围着请教，人已不见了，像刚才的一闪而进那样又一闪而去了。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
当时也在读原北京女子师大的另一位名叫孙尧姑的学生回忆鲁迅时说道：“记得有一次好像是讲到六朝鬼神志怪小说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说：‘魔鬼将要向你扑来的时候，你若大惊小怪，它一定会把你吓倒；你若勇猛地向它扑去，它就吓得倒退，甚至于逃掉。’当时我和一个同学说：‘他是要我们勇敢，要我们前进，不要我们畏惧怯懦。’。”还有当时也是女师大学生，后来成了女作家的陆晶清回忆说：“对鲁迅有过一个过程：未受教前很仰慕，很想看看他是怎样一个人；初受教时，十分敬重，但有畏惧，看到他那严峻的面孔就有些怕。有时他讲了幽默话引得我们笑了，可是当他的脸一沉嘴一闭，我们的笑声就戛然而止。后来，逐渐察觉他并不‘怪僻可怕’，才消除畏惧，不仅敢于和他亲近，还敢于对他‘淘气’，乃至‘放肆’。”
发表演讲，再论“第三种人”
1930年，北大校方贴出告示，当日下午在北大二院（理学院）有鲁迅先生讲演。同日报纸也刊出了这条消息。然而，校方对听众人数估计不足。听演讲的不只是北大学生，市内各校，连城外的清华、燕京学生都来了很多。二院礼堂只能容纳五六百人，本校学生已经坐满，外面来的连站的地儿都没有。门口和窗户底下，乌压压挤满了人，学生意见很大。校方见状，临时贴出通知，说是演讲改在三院（法学院）大礼堂举行，那里可以坐下一千多人。由于通知贴在二院礼堂门口，所以外面的人反而捷足先登，呼啦啦地向三院礼堂跑去。两地只相距五六百米，于是里面的人使劲挤出来，外面的人飞快跑过去，都想抢占先机。顿时场面大乱。警察局每逢这种活动，早早地就派了警察，不过是着警服的少，穿便衣的多。他们一见此纷乱局面，以为学生要闹事，于是掏出警笛拼命吹。一时学生跑，警察也跟着跑，再加上笛声大作，乱成一团。后来警察才明白，不过是一场换址风波。由此可见，当年鲁迅在学生和社会中的影响。
鲁迅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第三种人》，文章中指出“资产阶级文人穿着皮鞋踏进中国旧的文坛，并终于以胜利者占领文坛，当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时，他们拒绝穿草鞋的工农文学踏进来，进而批判了宣扬文学没有阶级性的‘第三种人’”。
当鲁迅来到北平，反对他的人就此文大造舆论，说鲁迅既不是穿皮鞋踏入文坛，又不是赤脚走进文坛，而是登着胶底布鞋来的，不就是“第三种人”吗？为此鲁迅在北师大演讲时，身穿着黑大袍，专门登着胶底黑布鞋，演讲的题目也定为“再论第三种人”。因为事先公开发布了鲁迅演讲的布告，到了11月27日下午，北师大风雨操场（即礼堂）中挤满了学生，甚至连窗台上都站着学生，大家都急不可待地翘首盼望着鲁迅出现。偌大的风雨操场被挤得水泄不通，门窗多被挤坏，但还有许多人挤不进来。
鲁迅终于在欢声雷动中，由大家拥上讲台，可刚准备演讲，即被“到操场去演讲”的喊叫声打断，随着主席宣布了演讲地点改在大操场，人群如潮水般涌出。当人们涌向操场时，鲁迅则摸出一只烟点燃，大门已经被学生们堵塞，鲁迅由几个同学簇拥着从容地“走”出窗户。有人搬来了一张八仙桌，鲁迅被扶上桌子，他迎着呼呼的风站在讲台上，吸了一口烟，便开始演讲。没有音响设备的大操场挤满了人，甚至连篮球架上都爬上了学生。鲁迅在数千人的包围中“大声疾呼”，但再有多大的声音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们听见，尽管如此，人们也已经满足了，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位叱咤文坛的勇士的真面目—一一个憔悴褴褛的小老头。讲演结束了，在学生们的喝彩声中，鲁迅一边被人群拥来挤去，一边还诙谐地回答着学生们千奇百怪的问题。“大家都想瞻仰您的风范……”“现在不行了，三十年前还可以。”“先生准备在北平教书吗？”“不行，因为我一到北平就有人说鲁迅卷土重来，所以我看还是赶快卷土重去吧。”“先生再给我们讲一次吧！”“不能了，要走了，大家盛意可感得很，还是请大家看文章吧，看文章不会挨挤……”穿着胶底布鞋的鲁迅在离开爱他敬他的师大学生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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