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北大传奇教授

钱穆：从小学教员到北大最叫座的教授

【人物索引】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楼。现代历史学家， 国学大师。9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 四川大学、江南大学等校教授。1949年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55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获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到马来亚大学任教。1967年10月以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合北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任教燕大，以“穆楼”命名

钱穆自幼天资聪颖，博闻强记。1901年入私塾，虽然家境贫寒，学习却十分刻苦，父亲钱承沛称赞他“前世曾读书来”。 1906年，钱承沛因肺病逝世，临终前叮咛钱穆要好好读书，希望他能效法“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在国学上成一番大器。

18岁那年，钱穆出任无锡市郊秦家水渠三兼小学校教师，并开始发表文章。1918年，钱穆的第一本著作《论语文解》由商务书局正式出版。此后，钱穆相继任教于厦门集美中学、无锡师范学校及苏州中学，讲授国学概论。1920年秋，转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校长，《墨子》《王守仁》等著作也陆续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0年，钱穆在《燕京学报》上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误言，平今、古文经学之争，震惊了北平学界。在学者顾颉刚的极力推荐下，36岁的钱穆告别了江南古城苏州，乘海轮北上，来到了人文荟萃的文化古都北平，担任燕京大学国文系讲师，开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

燕京大学于1929年正式注册，根据当时教育部的规定，校长一职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务则由司徒雷登主持。有一天，司徒雷登在临湖轩设宴，招待新任教师，询问大家对燕大的印象。钱穆在宴会上直言不讳，他表示，以前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可是来到学校后，却并非如此。尤其是那几幢名为“M楼”“S楼”的教学楼，令他十分不解。钱穆认为，所谓“中国化”就应该改成中国名称。钱穆的一席话，不仅表明了他直率坦诚的性格，同时也流露出他深切的民族意识。宴会后，燕京大学特意召开校务会议，讨论并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从此，钱穆的名字在燕大不胫而走，有人开玩笑对他说：“正因为你的这一番话，学校当局才会以你的名字来命名一座楼，并与胡适各分占一楼，这是你的荣幸啊！”

钱穆执教燕大后，主讲大一、大二的国文课。当时，学校没有统一的教材，课文大多是从《古文辞类纂》《昭明文选》和《经史百家杂钞》中选取的，而且具体讲授哪篇文章，都由钱穆课前临时决定，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自行申请选授某一篇文章。钱穆以他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讲授，赢得了学生们的肯定和欢迎。据当时在国文系读书的李素回忆：

宾四老师精研国学，又是一位渊博多才，著作等身的好老师，采用旧式教授法，最高兴讲书，往往庄谐并作，精彩百出，时有妙语，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钱穆刚到燕京大学的时候，人地生疏，顾颉刚为他接洽一切。钱穆每周有三天闲暇的时间供自己支配，他所居住的朗润园，环境幽静，正是潜心学术的绝佳环境。燕京大学藏书丰富，北平人文荟萃、学者云集，相互切磋学问的机会大增。当时，顾颉刚住在成府蒋家胡同，钱穆常到顾家拜访，讨论学问，两人遂成莫逆之交。在顾颉刚的陪同下，钱穆拜见了校长吴雷川，还结识了洪业、冰心、吴文藻等学人，后来还到米粮库胡同4号拜访了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在燕大这样一个良好的大环境下，钱穆不仅完成了早年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先秦诸子系年》，而且还写出了《周官著作时代考》《周初地理考》等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长文，在北平学术界崭露头角。

任教北大历史系，成一家之言

1931年夏天，钱穆在苏州西花桥巷28号的家中收到了北京大学寄来的聘书。9月便携眷北上，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讲中国上古史、秦汉史等课程。

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大学格外重视历史系，文学院院长胡适曾坦言：“办文学院其实就是办历史系。”据当年在历史系读书的杨向奎回忆：当时北大的历史系，应当称作先秦史专业。与之相关的课程有，顾颉刚先生的“《尚书》研究”，傅斯年先生的“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马衡先生的“金石学”，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文”，唐兰先生的“中国古文字学”，吴承仕先生的“三礼名物”，范文澜先生的“古历学”。所以，当时的学生，也是以治中国先秦史的居多。

中国上古史是历史系学生的必修课。当时，北京大学奉行自由讲学的传统，学术空气自由，学生可任意选听与自己专业无关的课程；教师讲课不一定按学校课程所规定的内容，观点也常常互相矛盾，大家可以自由地展开辩论，只要见解深刻，言之成理，便可成一家之言。

钱穆浸润先秦诸子十余年，多有心得，他根据《先秦诸子系年》的内容，联系史实，从战国史讲起，再往上讲春秋、西周，一部上古史在他口中娓娓道出，深受学生的欢迎，他也因此一炮打响，成为北大历史系红极一时的教师。钱穆治学非常严谨，他坚持己见，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一次讲上古史时，有人告诉他，主张疑古的北大名教授钱玄同的儿子就在他的班上，让他讲课时注意一点分寸，别引起误会。但他毫不避讳，当众声称“若言疑古，将无可言”。(www.xing528.com)

钱穆除了讲授上古史，还主讲秦汉史，并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兼课。他在讲授中旁征博引，分析深透，深得各校学生的欢迎。一次，钱穆在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讲授秦汉史，听者云集，座无虚席，偌大的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整个学期，钱穆从未请过一次假，也没有迟到、早退。他一登讲坛，便全神贯注，滔滔不断地讲，没有一句题外话。他以炽热的情感把听者带入所讲述的历史环境中，如见其人，如闻其语，给学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钱穆个子虽小，却十分自信，两眼炯炯有神。平时不苟言笑，讲课时却十分风趣。当时，北大穿长袍上课的教授极少，只有陈寅恪是坚定的长袍主义者。钱穆对陈寅恪的学问十分佩服，看到陈寅恪穿长袍，他便也效仿改穿长袍，后来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因为在家乡执教太久，钱穆上课始终改不了一口无锡腔。一开始，学生们很不习惯，但他的课讲得实在精彩，谁也舍不得离开。时间一久，大家也就习惯了，反而觉得“无锡腔”很有味道。而钱穆自己从不觉得“无锡腔”有什么不好，有一次在香港新亚学院演讲时，香港学生反映听不太懂。有人问钱穆要不要提供翻译，译成粤语。钱穆很不高兴地反问道：“要译成英语吗？中国人怎么会听不懂中国话呢？”

1933年秋，钱穆一人包揽了北大历史系的三门课程—上上古史、秦汉史和中国通史。对于历史系教师来说，中国通史是所有课程中最难讲的一门，既不能面面俱到、平铺述说，又不能讲成专题式，必须折中于重点与全面之间，上下脉络，连贯一气。当时，钱穆寓住在好友汤用彤家，汤家距故宫附近的太庙不远，庙侧古柏参天，格外清幽雅静。为了认真准备即将开讲的中国通史课，钱穆每天午后必去太庙，在茶座前择一佳处，一把藤椅，一小茶几，沏一壶茶，反复思考讲授提纲，几乎所有的课程纲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钱穆讲的中国通史，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课。这门课他先后上了8年之久，每周2堂，每堂2小时，多安排在下午1点到 3点。虽然这个时间是学生最容易疲倦的时候，但他却能把枯燥的历史课讲得绘声绘色，没有一个学生打盹或走神。除了北大学生，其他高校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每一堂将近300人，坐立皆满，以至于学校不得不把小教室换成大教室。有的人一听就是4年，其中有一个姓张的学生，从北大一直听到西南联大，总共听了6年之久。钱穆也被学生评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有人把他与胡适并提，时称“北胡（适）南钱（穆）”。

爱好古籍，著述等身

钱穆一生爱书，且喜好收藏古籍。他曾说：“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在北平的几年里，他前后购书逾5万册，约20万卷，历年薪水所得，尽耗于此。他曾经和朋友戏言，一旦学校解聘，自己就摆一个书摊，也不愁生活了。

钱穆一生著书甚多，在燕京大学完成的《先秦诸子系年》，是他早年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考据名作。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他完成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部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名著。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彰扬宋儒学贵经世、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这与当时遭受国难忧患的刺激和反思当时学术界盛行的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有关。他在书中高扬以天下为己任的宋学精神，表彰清初诸儒不忘种姓的民族气节和操行，即寓有他反抗外来侵略的写作意图。

钱穆喜治古史地理，他一生中绝大部分古史地理的文章都是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时完成的。《周初地理考》是钱穆进入北平任教后最早写成的一篇考证古史地名的论文，他自谓该文是他“考论古史地名一费力之作”。该文颠覆了先周族源于陕西的旧说，发表后在学术界产生了不小影响。

1934年，钱穆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了《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一文，对他早年考证古史地名的方法作了理论上的总结，正式提出了一套探检古史地名的原则和方法。他在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和辛勤开拓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说：“沿革地理的研究，以钱穆、谭其骧二先生的贡献为最大。”

自嗜昆曲，游山乐水

在北大教授中，钱穆不仅学问好，人品更佳，在师生中有口皆碑。当年，北大有三个知名的教授，被称为“岁寒三友”。所谓“三友”，指的便是钱穆、汤用彤、蒙文通三位先生。

钱穆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当年，燕大发通知多用英文，或许是受到美国文化影响的原因。有一次，钱穆接到一份水电费缴费通知，上面全是英文。当时水电费须按月缴，可是他的英文不好，接到英文通知时感到很气愤，索性不缴。年底时，学校来人问他收到通知没有，他说收到了。来人又问为何不按月缴费，钱穆愤然回答：“吾乃国文教师，不必识英文，何以在中国学校发英文通知？”对方一时哑然。

还有一件事也很能见钱穆的性格。胡适对钱穆一向十分欣赏，有人向他请教先秦诸子的有关问题，胡适便让他们找钱穆，说你们不要找我，钱穆是这方面的专家，你们找他。见胡适这样推崇钱穆，大家对钱穆也另眼相看。一次胡适生病，许多人都争先前去拜访，乘机联络感情，偏偏钱穆却无动于衷。朋友知道后，对钱穆大加责备，认为他太寡情，辜负了胡适对他的一片好意。钱穆不以为然地说：“这是两回事，怎能混为一谈？如果他帮助过我，说过我好话，我就去看他，那叫我今后怎么做人？”钱穆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钱穆平时不苟言笑，埋头治学，但生活中却是一个很富有情趣的人。他毕生有两大爱好，一是昆曲，一是旅游。他在常州中学时，受老师的影响爱上昆曲， 自谓“余自嗜昆曲，移好评剧，兼好各处地方戏，如河南梆子、苏州滩簧、绍兴戏、凤阳花鼓、大鼓书——兼好”。因为热爱昆曲，由此喜欢上吹箫，终生乐此不疲。长兄好笙与琵琶，他喜欢箫笛。当年在乡教时，兄弟二人课余常常合奏《梅花三弄》，成为早年的一大乐事。

钱穆特别欣赏朱熹的“出则有山水之兴，居则有卜筑之趣”的生活方式，也自觉实践。他读书治学都尽可能选择环境清幽、景色绝佳的地方。初到北大时，一段时间他借住在朋友汤用彤家。汤家位于南池子边，紧靠太庙，四周广布古柏草坪，“景色幽茜”。他在西南联大写《国史大纲》时，居住的宜良县岩泉寺山明水秀，更是人间仙境。其后借读的苏州耦园还读我书楼，三面环水，“有池林之胜，幽静怡神”。晚年栖居的台北外双溪素书楼，依山面溪，是台湾有名的风景胜地。

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话用来形容钱穆再合适不过。钱穆治学之余，每到一处，总要遍访名胜，游山玩水。在北大几年，他几乎年年出游，“余在北大凡七年，又曾屡次出游”。几乎遍及山东、山西、江西、河南、湖北等周边地区。即使在西南联大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也照样游兴不减。许多当地人没有去过的地方，他都游到了。在遵义浙大执教时，适逢学生李埏也来任教，钱穆于是拉着他一起遍游遵义山水。李埏已精疲力竭了，他仍兴致勃勃。李埏原以为老师这样的人一定终日埋头读书，不想他长日出游，大为感叹：“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为我辈所不及。今日始识先生生活之又一面。”对他的诧异，钱穆自有一番解释：“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