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与《庄子》，不懂就是不懂

刘文典：“《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

【人物索引】

刘文典（1890-1958） ，字叔雅，原名文骢，笔名刘天民，安徽合肥人。人文大师，校勘学家。九三学社成员。 自幼入教会学校学习英语。1906年入芜湖安徽公学，受到老师陈独秀、刘师培的影响，积极参加反清活动。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其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随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1912年回国，同于右任、邵力子等在上海办《民立报》，任编辑和翻译。1913年再度赴日，任孙中山秘书处秘书，并参加中华革命党，反对袁世凯复辟活动。1916年回国后， 由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发愤从事古籍校勘，经过数年努力，完成第一部学术著作《淮南鸿烈集解》，受到学术界好评，学术声誉由之大振。1919年五四前后， 曾任《新青年》英文编辑。在北京大学期间，讲授《淮南子》研究、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等课程。1927年出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校长等职。1928年重回北京大学任教。1929年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主任， 同时兼任北大教授。1938年辗转至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1943年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直至退休。 曾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第二届委员。

一字之微，征及万卷

刘文典既是驰名中外的国学大师，也是抗战前后北大与西南联大的一块“金字招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北大、南开、西南联大的学生都知道刘文典的大名，不少中外学者也都听过他那如数家珍似的讲课。他讲授的课程，囊括古今中外，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德国到日本。课程有《校勘学》《庄子》《史通》等十几门。他在课堂上，谈古论今，厚积薄发，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神采飞扬，学生在课堂上如醉如痴，完全沉浸在美的享受之中。

安大事件后，刘文典应蔡元培邀请，又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北大，刘文典开的课达10门之多，主要有《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和《庄子研究》等。他授课非常有特色，既注重疑难字句的考订，又不囿于繁琐的训诂，善于旁征博引。他不照本宣科，往往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对学生循循诱导。对学生不得要领地乱用参考书，他会诙谐地说：“去神庙烧香拜佛，烛光闪闪，烟雾袅袅，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绰绰，只有拨开云雾，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文史大家游国恩、王力、张中行、任继愈等，都曾沐浴过他的教泽。张中行在《刘叔雅》中津津有味地说：“一次是讲木玄虚《海赋》，多从声音的性质和作用方面发挥，当时觉得确是看得深，谈得透。又一次，是泛论不同的韵的不同情调，说五微韵的情调是惆怅，举例，闭着眼睛吟诵‘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憔悴不胜衣。’念完，停一会，像是仍在回味……对他的见解，同学是尊重的。”

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

刘文典不仅课上得有特色，著述也颇宏富。除校勘古籍外，还有大量译著。他刚到北大当教授时，年仅27岁。当时的文科办公室被称为“卯字号”。里面有两只老“兔子”—已已卯年生的陈独秀、朱希祖，三只小“兔子”——辛卯年生的胡适、刘半农和刘文典。北大人才济济，刘文典深感自己学识浅薄， 自忖要想在北大立足，没有著述支撑不行。他以古籍校勘为目标，把重点放在秦汉诸子上。历数年青灯黄卷，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淮南鸿烈集解》。胡适在所作序中推崇说：“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那时胡适已倡导白话文，为表示对这部书的尊重，破例用了文言。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刘文典的学术地位也大大提升。此后他仍发愤不止，1939年又出版了《庄子补正》。

“一字之微，征及万卷”是刘文典的治学格言。校勘古籍不仅字字讲究来历，就连校对他也从不假他人之手。在致胡适的信中，刘文典大叹校对的苦经：“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他所征引的材料，特别强调“查证原文”，以免以讹传讹，灾梨祸枣。他的一位老学生李埏，在20世纪40年代曾向他借阅过一本有关唐三藏取经的书，发现书的天头地脚及两侧空白处都布满了他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www.xing528.com)

“太上教授”，妙语惊人

1938年，刘文典到西南联大任教。他主讲《文选》课，常常乘兴随意，不拘常规。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讲到得意处，从不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一连讲三四个小时，直到5点多钟才下课。有一次，他上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他对同学们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7点上课。”大家不解其意。原来，下星期三正是五月十五，他要在皎洁的月光下讲《月赋》。当日晚间，月上中天，学生们在校园里围成一圈，而他就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情景交融，俨然一副魏晋名士风度。此情此境，令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刘文典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他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众学生不解。他加以解释说：“‘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菩萨心肠。”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任教，向来看不起搞文学创作的人。沈从文要提升教授时，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要是教授，我岂不要做太上教授了吗？”他认为“文学创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刘文典自称“太上教授”，给人的感觉不够谦虚。但他学识渊博，学贯中西，通晓英、德、 日多国文字，是国内著名学者之一，又让人不得不佩服。陈寅恪称其为“教授之教授”，“大师之大师”。

“庄子”自诩，“红楼”击节

刘文典长期潜心研究《庄子》。 1939年，他推出10卷本的《庄子补正》，引起学术界的轰动，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地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至慎矣……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以陈寅恪当时泰山北斗的地位，这样的评价已经相当了得。对此，刘文典颇感自得。他曾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地宣称：“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某人……”

除了《庄子》，刘文典讲《红楼梦》也堪称一绝。有一次，吴宓要讲《红楼梦》，刘文典知道后，也就近找了个教室，和吴宓对着讲《红楼梦》，公然唱起了对台戏。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一个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他从容地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 4个大字。他对于“蓼汀花滁”的解释是：“元春省亲游大观园时，看到一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属意宝钗了……”

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里开讲，后来因为听课的人实在太多，不得不改为大教室，结果还是不够坐，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在听讲座的人群里，除了百十号学生外，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当年清华国学院的主任吴宓，他坐在最后一排。刘文典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向后排张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暗笑不已。后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可见，吴宓不得不佩服刘文典的讲座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