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传奇：反传统主义者钱玄周

钱玄周：特立独行的反传统主义者

【人物索引】

钱玄同（1887-1939） ，原名钱夏，字德潜，号疑古，浙江吴兴（现浙江湖州市）人。语文改革活动家，文字音韵学家， 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著名思想家。 曾主张度除汉字。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习师范，次年入同盟会。1908年与鲁迅、黄侃等人师从章太炎学国学，研究音韵、训诂及《说文解字》。1910年回国后曾任中学教员、浙江省教育总署教育司视学、北京高等师范附中教员、高等师范国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辑、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等。1917年，成为“国语研究会”会员，1919年成为“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员，任常驻干事。1925年，他与黎锦熙一起创办并主持《国语周刊》。1928年，他曾任辞典处国音大字典股主任。1931年，任国音字母讲习所所长。1932年，与黎锦熙共任《中国大辞典》总编纂。 曾参与审订由吴稚晖编写的《国音字典》。

执教北大，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

1913年8月，钱玄同由浙江杭州转往北京，先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国文、经学讲师，又于1915年就任该校国文部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1917～1927年，兼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在任教北大的这段时间里，钱玄同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岁月。

钱玄同刚到北京时，虽然已经是公认的大师级学者，但他仍然认为，推翻清朝之后中国的出路是要“光复旧物”，而且“愈古愈好”。但是，袁世凯借助复古企图恢复帝制和张勋复辟的两次政治表演，让关心国运的钱玄同彻底失望，他对自己的复古主张重新反思，思想上发生了剧烈的转变，由此，他从一个复古主义者迅速转变为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钱玄同，把希望寄托于欧化。他提出废除汉文，用语根精良、发音整齐的世界语代替；关于戏剧和小说，则“如其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必然是西洋派的戏”；“赶紧多多地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从今以后，要讲有价值的小说，第一步是译，第二步是新做”。他又说，“适用于现在世界的一切科学、哲学、文学、政治、道德，都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该虚心学他，才是正办”；“应该将过去本国旧文化遗产拔去，将现代的世界新文化‘全盘接受’”。最后，他还骇人地宣称：“我所爱的中国是欧化的中国！”一个精通中国古典学问的大师，竟然对自己从事的学问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彻底颠覆掉，钱玄同可谓标新立异！

实际上，钱玄同并不是一个“全盘西化”的崇洋派，他对“欧化”有自己独特的解释，他说：“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唯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务期在短时间之内赶上。”他认为，只要不三心二意，左顾右盼，就一定能赶上欧洲“老大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和他们并辔前驱，笑语徐行”了。可以看出，钱玄同激烈的反传统行为，其实正是对当时祖国的落后和混乱怒其不争、因爱之深的激烈反应。

提倡白话文、世界语，简化汉字

作为海内知名的文字学家，钱玄同在改革汉字方面居功甚伟，在废弃文言文，采用白话文的运动中，也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和最有力的推动者。不仅如此，钱玄同还凭借文字音韵学的雄厚功力，致力于汉字注音和简化汉字的工作。1917年，钱玄同加入了由蔡元培担任会长的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该会的宗旨是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采用。1919年，该会出版了《国音字典》，最终由教育部公布成为教育标准，钱玄同起了关键作用。

在简化汉字方面，钱玄同认为汉字难认、难记、难写，不利于普及教育、发展国语文学和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因此，他主张废除方块汉字。“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成立后，他为委员。在他参加的“数人会”的努力下，“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制订出来并于1928年由大学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成为“国音字母”第二式（第一式是“注音符号”） 。 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4次大会上，他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成为“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1934年，又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并自己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2300多字，1935年，大学院公布了其中的324个字。这是历史上由官方公布的第一批简化汉字。1958年周恩来曾经对钱玄同这方面的工作做过合乎史实的评论：“1926年产生了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制订的国语罗马字，1931年产生了瞿秋白、吴玉章等制定的拉丁化新文字，……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

提倡白话文，推动汉字改革，在当时，这绝对属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出格行为。钱玄同却百折不挠，甚至不惜为此和同门翻脸。1930年代初，章太炎带着黄侃到北京讲学。有一天，在章太炎住处，黄侃对钱玄同开玩笑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顿时翻脸，拍着桌子厉声说：“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 自此，黄、钱二人的同门之谊就此疏远。钱玄同不仅呼吁提倡白话文，简化汉字，他还提倡世界语，因他的提议，北京大学一度设立了研究世界语的机构。(www.xing528.com)

特立独行的教授

钱玄同不仅在经学研究和新文化运动中敢于引领风气，在历史研究和教书育人方面也毫不逊色。众所周知，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史学领域崛起了一个新派别—古古史辨派。代表人物除了顾颉刚、胡适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钱钱玄同。该学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假说，推翻了旧有的由“盘古开天”“三皇五帝”往下说的旧历史学说体系，取得了空前的成绩。

毫无疑问，钱玄同是这一学派的肇端者，而这发源于他对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派的超越性思考。顾颉刚明确提及正是钱玄同的启发，才使他走上了疑古的治学道路。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十二（1923）年，玄同先生给我一封长信，论经部的辨伪。我和他已经一年多不相通问了，忽然接读这一封痛快淋漓的长信，使我精神上得着一种兴奋。我就抽出一个星期日的整天工夫，写了一通复书……”这封复信，正是顾氏多年来蕴积于心中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系统看法。

后来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于胡适主持的《读书杂志》，正式向学术界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学说。可见，这一学说得以出现，钱玄同居功甚大。更重要的是，当顾文发表后，钱玄同还给予了大力支持，马上在同一刊物上表态，称该学说“精当绝伦”，由此激发了当时的史学大论战。这一论战的后果是很明显的，至少，它瓦解了旧的史学系统，使中国的经、史研究可以跳出以先入之见为准的传统，而只把经学和史学当成单纯的学术来研究。

钱玄同在教学上极为重视引发学生的思考，而不重视学生的考试等技术问题。著名语言学家魏建功在钱玄同逝世7周年后，写了《回忆敬爱的老师钱玄同先生》一文，文中讲到了钱玄同的教学风格：“先生（指钱玄同）的伟大在‘循循善诱’而‘无拘牵挂碍’地引导后辈。只有我相随十多年才晓得先生这一点美德，是若干旧或新的为人师者所不及！中国学问，往往只许老师包罗了一个大圈子，他的学生只算是大圈子里的若干小圈子，如此，学生的学生一辈一辈传下去，不应该也不敢向圈子外延长一点儿。学术何以得进步呢？这现象自古有之，于今犹烈！我的先生，他从来不对人说他有哪一个学生的：这，我懂得的，他不轻易承认是谁的先生也就是不轻易许可哪一个人配当他的学生。例如他对人的称呼：凡是大学里的学生，他一概称‘先生’；等相处熟，才改称‘兄’……先生在这些小节上，不知者以为很脱略，实际是极严肃的。一面保持严肃，一面酷好自由；所以先生对我们论学，不但不遏抑我们的玄想，并且还从而助长。我是狭陋地研治了先生所长的学问的一部分，文字语言之学，他并不求全责备，偶尔关于经学史学的问题也对我谈及。当我注意某些问题，提向先生请益，往往接着的回答都是：‘这问题呀，我曾经注意过。’这样以后，他叙述了自己一段意见。我有时把我不同的意见说出，先生多半说明他不以为然的理由，之后又说：‘不过照你的讲法，……’以下就完全站在我的观点上替我加以解释，替我想证据。如此成就了我若干学说的取舍信念。这样，学问的进展，师徒相承正似许多圈链上下相联着，可以延引至于无穷。我惭愧：治学既无以继先生，教人亦不能如先生；愿将先生如此盛德传告国人！”

对于钱玄同富于启发性的教学风格，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可以证明。据说在一次音韵学课堂上，钱玄同讲到“闭口音”与“开口音”，有个学生站起来请他举个例子说明二者的区别。于是他讲了一个简短的故事来做说明——

北京有个唱京韵大鼓的美女，她有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十分引人注目。后因一次事故掉了两颗门牙，使她在宴会上坐在宾客中很不自在，于是她就尽量避免讲话，万不得已有人问话要答话时，就全用“闭口音”回答。如问： “贵姓？”答：“姓伍。”问： “多大年纪？”答：“十五。”问： “家住哪里？”答：“保安府。”问： “干什么工作？”答：“唱大鼓。”这位女艺人把掉的牙齿补好了，再在宴席上与人交谈时，就全用“开口音”， 以炫耀她的一口美牙。如问： “贵姓？”答：“姓李。”问： “多大年纪？”答：“十七。”问： “家住哪里？”答：“城西。”问： “干什么工作？”答：“唱戏。”

这个故事可谓言简意赅！

而对于考试，钱玄同则相当不重视，当他在燕京大学兼课，钱玄同仍坚持不批学生考卷，就行不通了。他考卷不看，交与学校。学校退回，他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校方要依照学校的制度制裁，说如不判考卷，将扣发薪金云云。钱玄同又一次表现了他的“特行”：钱玄同作复，并附钞票一包，云：“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言下之意是，你们的制度我固然会遵守，而我的原则也同样是不能动摇的。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师大西迁，钱玄同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不能随迁而成为留守者。坚守故园的钱玄同在给远在西北的好友黎锦熙的通信中表示：“钱玄同决不‘污伪命’。”原来，在北平（即北京）沦陷以前，他认为凡去伪满和冀东伪组织求职和授课的都叫“污伪命”。次年，他又对北师大秘书汪如川说：“请转告诸友放心，钱某决不做汉奸！”真是铁骨铮铮，掷地有声！1939年 1月17日晚6时，正准备吃晚饭，钱玄同突然感到头晕，随即，他被送往德国医院医治，但当晚9点多，钱玄同这位引领时代风气的一代宗师，满怀对家国的忧虑的爱国教授就永远地停止了呼吸，享年52岁。在他身后，北师大和他的同事、好友、学生纷纷对他进行了追悼。而国民政府也于同年7月颁发了褒扬令，深赞他精湛的学识和高洁的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