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北大传奇

邓广铭：“燕园四老”之一

【人物索引】

邓广铭（1907—1998） ，生于山东临邑，字恭三， 中国历史学家。1936年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毕业论文《陈龙川传》，深受指导老师胡适的赞赏。1943—1946年，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撰写了《岳飞》一书，把岳飞传记的写作提高到学术研究的水平。1950年起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在此期间，修订出版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先后两次重写了《岳飞传》，并写成《辛弃疾（稼轩）传》《王安石》等书。60年代初，执笔撰写了《中国史纲要》中宋辽金史部分，成为高校文科的首选教材之一。1980年， 当选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1981年任博士生导师。从1954年起，先后担任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主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 以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员、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贵人相助考北大

邓广铭在山东省立师范学校只读到四年级，即相当于现在高中一年级，未到毕业即被开除。后来，又在乡下教了三四年中学，要考上北京大学，其难度可想而知。所以，邓广铭第一年报考北大失利，亦属情理之中。然而，他在次年再次报考北京大学史学系，竟然以高分被录取。此事在常人看来，简直是个奇迹。有人认为，邓广铭天姿聪颖，又肯吃苦，考取北大，势所必然。其实，邓广铭之所以在一年之后能顺利地考入北大，是有贵人相助，此人就是当时早已大名鼎鼎的周作人先生。

邓广铭第一次没有考取北大，其中原因有两点：一是他自己准备不足，放下教鞭，即来应考，没有系统地复习中学的功课；二是他对北大试题的路子不了解。当时并不像现在，有许多考大学的辅导书，也没有人把以往的高考试卷汇编成书供人参考。邓广铭当时以为，可以自己努力，系统复习，以备再考。可是要想了解北大所出高考试题的路子，则必须向人请教。思来想去，邓广铭就想到了周作人。

周作人， 自1917年就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当教授。到1932年，已经在北大执教15年，正在北大担任文学院院长。邓先生想，周作人先生对北京大学文科类如何出考试题， 自然是比较熟悉。而且，还听说周作人先生与鲁迅先生一样，也是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之人。于是，他就决定冒昧地去向周作人先生求教。

某日，邓广铭怀揣忐忑之心敲开了周作人的宅门，向其家人说明了来意。经禀报，获准面见周作人。周作人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贸然来访的年轻人。邓广铭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禀明了来访求教之意。周作人耐心地向他介绍了历年北大文科考试题目的概况，对其中的考试范围、出题类型、作答要领，一一作了说明。同时，还特别强调，并嘱咐：答卷一定要用白话文。他告诉邓广铭，北大史学系主政者是胡适，那是白话文运动的旗手。北大多年的考试题中，往往会有古文今译的题。他希望邓广铭能在这方面多下些功夫。为了帮助邓广铭学习，周作人特意从自己的书柜里取出一本胡适亲自编写的古文今译的讲义，赠给了他。

邓广铭听了周作人的一席话，觉得茅塞顿开。对周作人所赠之书，更是如获至宝。回到辅仁，便如饥似渴地反复研读该书。经过数月的光景，对那本书里的内容，几乎全都可以背诵出来。当时那本胡适所编的讲义里有一篇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令人没想到的是，邓广铭在第二次考北大时，语文试卷中居然就有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译为白话文的一道题，而且是一道分值为30分的大题。而邓广铭在回答这道题时，是将胡适所译白话文，一字不差地抄写上去的。就这样，邓广铭果然考上了北大，而且是高分录取。

被“逼”走入史学之路

1932年夏天，邓广铭考入北大史学系，当时适逢系主任朱希祖去职，系主任由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代理，而胡适则是当时的文学院院长。邓广铭在大学最后一年，选修了一门胡适开的“传记文学习作”课，实习的成果是一部《陈龙川传》，这部传记作品颇得胡适的赞赏，而且胡适称“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但同时又对邓广铭说“辛稼轩是陈亮的好朋友，你这篇传记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写得太少”。其实，这就成为了邓广铭后来研究辛弃疾的一个重要机缘，而正是以对辛弃疾的研究，才初步奠定了邓广铭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

1936年，邓广铭从北大史学系毕业后，傅斯年本想让他去南京的史语所工作，但最后他还是听从了胡适的意见，留校做文科研究所助教，而当时文科研究所的所长就是胡适。次年，由于胡适和傅斯年的大力促成，邓广铭获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进而得以开展对辛弃疾的研究。当时胡适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三十多岁的人做学问，那是本分；二十多岁的人做学问，应该得到鼓励。”这话也让邓广铭记了一辈子。

1939年秋，傅斯年兼任所长北大文科研究所，这时邓广铭应西南联大之召，辗转香港、越南到达昆明。就在他到达昆明之后不久，适逢上海大东书局刊印的《宋会要辑稿》运来后方，给史语所和北大文研所的人以七五折优惠，可这仍然相当于邓广铭一个月的全部薪水。当时邓广铭由于家里负担比较重，本来不打算买，可是傅斯年却硬是逼着他买了一部。邓广铭晚年回味这段往事，不无感慨地说：“我最后选择宋史研究作为终身的学术事业，可以说是傅斯年给逼出来的。 ” 1940年，为躲避日机轰炸，傅斯年决定将史语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并让邓先生也一同前往。在李庄的两年多时间里，邓先生潜心于宋史研究，在李庄写成了《宋史职官志考正》和《宋史刑法志考正》，这两部书后来获得了学术界很高的评价。(www.xing528.com)

抗战胜利后，邓先生复员到北大史学系，还替当时代理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做过一段秘书。 自1946年秋傅斯年离开北平后，他们就再没见过面。建国初，北大数学系的江泽涵教授由美返国途中绕道台湾探亲，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还托江捎来一个口信，要把他留在北平的所有藏书转赠给邓广铭。近半个世纪后，邓广铭重提这段旧事时，还不禁感喟道：“傅先生对我始终念念不忘！”

互通心声的老友情

邓广铭和藏克家自1923年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上学时就是同班同学，此后多年，一直来往不断。季羡林也是山东人，20世纪30年代就和邓广铭相识，后来季羡林远去德国留学，1946年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如此，这三位智者、学者、诗人又相聚在北京，使他们能密切交往，友谊历久而弥深。

邓广铭和藏克家不论谁发表、出版了什么著作，都要互赠互贺，互读互评。《文史哲》杂志1982年第一期刊登了邓广铭的文章《再论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文章中对否认岳飞为《满江红》作者的论点进行了辩驳。藏克家看后，很赞成这个观点，但他对“三十功名尘与土”的解释有不同意见。对此句，过去一般的解释为岳飞对功名的鄙视，把它视如尘土。邓广铭也沿袭了这种解释。而藏克家则认为“尘与土—风风尘奔波之谓，非视功名如尘土也。”“‘三十功名’是纵写，‘八千里路’是横写也。”邓广铭很快回信说：“你对‘三十功名尘与土’的解释，确实是至当不易之论。是你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体会得来，不但发前人之所未发，也将是后来人所无法摇撼的。”

此后不久，《文史哲》又发表了二人的上述通信。藏克家读后给邓广铭写信说：“今上午收到《文史哲》，我们辨难的信，一气读了两遍，快慰心情，不待言了。”

邓广铭和季羡林同在北大时，在工作上和学术上的交往自然很多。而且他们又同住朗润园公寓，更便于时相往还。他俩常常在湖边相遇，坐在石凳上畅谈。1994年，季羡林的《留德十年》一书出版，邓广铭读后，立即写了一篇《向文科研究生推荐一本必读书》（发表于《光明日报》）说：读了这本书，“如获至宝一般”。而且文中对书作者的治学和为人都作了很高的评价。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行动还自如的时候，邓广铭和季羡林还定期或不定期地到藏家小聚。藏克家很重感情，而且诗兴也浓，下笔又快，往往在小聚之后的当天就会写封信给邓广铭寄去。到了80年代后期以至90年代，三位老人行动不便，于是就主要靠信件和电话来互通信息了。1994年10月11日，邓广铭和季羡林一同乘车到北京图书馆参加“藏克家文学创作生涯65年展览”，为诗人祝贺。在展前的会议中，三位老友并肩站在主席台上。摄影师的闪光灯一闪一闪，留下了难忘的一刻，而这也是三位老友的最后一张合影。

1998年初邓广铭病逝之后，从他的遗物中找出近20年来藏克家的80多封来信，封封洋溢着炽热的友情和诗情。

谦逊诚恳惜人才

邓广铭在与学界后辈的交往中一直保持谦逊诚恳的态度，从不摆架子。浙江大学教授徐规曾对邓广铭所写的《略论有关〈涑水记闻〉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邓广铭看后立即回信说：“待再版时，遵命加以改正。”可见这其中的谦逊之情，溢于言表。邓广铭在主持《光明日报》史学专刊编辑工作时，也非常重视对后辈的提携和帮助，同时为史学界培养了不少年轻学者。他从不以投稿人知名度的高低来决定这个人的稿件是否会被采用。就这样，几位青年史学工作者在史学专刊上刊出了他们的第一篇论文，而这几位青年史学工作者正是在发表了几篇论文之后受到鼓舞，奋力前进，成为史学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

“文革”结束后，邓广铭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这时的他十分注意发现人才、提拔人才。张广达开始时长期被用作俄文翻译，不能发挥所长，但是邓先生上任后，毅然让他回到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中，使得张广达成为研究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的知名学者。后来邓广铭因病住院期间，听说北大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马上想到一些人又将因年轻、资历不够而被忽略了真实水平，进而延误晋升。于是，他叫女儿邓可蕴给季羡林打电话，代表他说：“请你像当年汤用彤先生擢识季羡林那样，去支持帮助这些年轻的学者。”当他听说季羡林表示会尽力去做时，不禁流下了欣慰的泪水。

其实在培养人才、选拔人才方面，邓广铭还做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就是在北大78级毕业生中，中国古代史专业出现了不少非常优秀的学生，但是当时历史系教师编制有限，不能都留下。邓广铭深感可惜，于是建议设立中古史研究中心，为系里储备人才。就这样，中古史研究中心在邓广铭的积极倡导下成立起来，并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卓著的成绩。邓广铭在自传中说，这是他“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