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北大传奇

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

【人物索引】

傅斯年（1896-1950） ，字孟真， 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学术领导人， 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0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 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入伦教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 中文系主任。

开代文章第一家

傅斯年，字孟真，出生于山东省聊城县北门里祖宅（俗称相府）。其七世祖傅以渐，是清代开国第一状元。他辅佐顺治十八年，累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加一级，是康熙帝的启蒙老师，对康熙从政后的思想有着直接影响。康熙帝南巡时途经聊城，曾为其祖宅御笔题联一副“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横批是“圣朝元老”。此后，傅家历代官宦不绝，书香传家。其曾祖傅继勋，曾任安徽布政使，为官时非常重视教育，清代名臣李鸿章、丁宝桢等均是其门生。曾伯祖傅绳勋，字秋屏，曾任两广盐运使，三江巡抚（浙江、江西、江苏），在兵部任职时与清朝重臣林则徐关系甚密，多有书信往来。

傅斯年祖父傅淦，清咸丰辛酉年拔贡，精诗书画，文武全才。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写信让傅淦去天津想提携一下世弟。傅淦到天津时，由于李鸿章处理公事未能及时接见，傅淦一怒之下，不辞而别，返回乡里，从此绝意仕途，以课教幼年傅斯年为业。他对幼孙要求非常严格，使傅斯年童年起便苦读四书五经和《孟子》《史记》。每读一书皆须背诵，如不成诵，则关闭室中，不许出户，不许进食，至成诵而已。

据傅斯年同乡、同学聂湘溪介绍：“孟真4岁即和祖父同床共寝，尚未起床，便口授历史故事，从盘古开天辟地，系统地讲到明朝，历时四年，一部二十四史，就口授完毕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早就埋下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其后能成为历史学家是与其家学渊源分不开的。”

其父傅旭安，字晓麓，光绪甲午年举人，曾任山东东平县龙山书院山长。1904年5月殁于任所，时年39岁，当时傅斯年只有9岁。1901年春，傅斯年入学塾，以聊城县城中最享盛名的塾师孙达宸先生为师。傅斯年读书，常在身上写字，弄得全身衣服墨黑。由于他天资聪明，出口成章，下笔成文，同学中常有人让其代写文章，并以烧饼作交换。

1906年傅斯年11岁，在其祖父傅淦，老拔贡孙达宸的联合督课下，把难懂的“十三经”攻读了下来。他的这一学习成绩，曾使其祖父和蒙师们引以为荣，也曾使城内不少绅士名儒闻之而惊奇赞叹。1908年冬，傅斯年随父傅旭安高足侯延爽进士至天津，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

傅斯年随侯延爽到天津后先入住孔繁淦家，后搬入侯的朋友、时任天津《大公报》经理英敛之先生家。少年时的傅斯年平日里常陪英敛之先生谈论些中外时局或经史文章。英先生提倡妇女解放，反对缠足，提倡白话文等均对傅斯年影响很大。傅斯年在天津府立中学堂系统地接受了新式教育，并接触了大量新式书刊。

1913年夏，傅斯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开始了他一生中大气磅礴的又一重要阶段。

弃“旧”迎“新”

傅斯年16岁在天津读中学时，由祖父和母亲做主，把聊城县绅士丁理臣之女丁蘸萃一顶花轿抬到家中拜堂成亲。年轻的丁蘸萃虽略通文墨，号称聊城第一美女，但由于长期生活在乡下高墙大院之中，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与傅斯年反差极大。这些使得傅斯年甚为恼怒与痛苦。因一时难以摆脱观念的制约，只好听之任之。

1925年，傅斯年到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和俞大维（曾任“交通部长”“国防部长”）从相遇到相知，傅斯年只比大维大一岁，从此二人成了莫逆之交。由于傅斯年和俞大维的关系，使得傅斯年结识了俞大维的妹妹俞大彩。

俞大彩出身名门官宦之家，是曾国藩的外曾孙女，在家排行老七，从小受新式教育，长大后求学于上海沪江大学，长于文学，比较擅长英文，而且写得一笔好字，作得一手绝妙的小品文章。傅斯年和俞大彩相识后，各自被对方的文采所吸引，虽然傅斯年比俞大彩年长十岁，但是俞大国对傅斯年依然是情有独钟。

当傅斯年留学欧洲归来，如一只全身散发着海腥味的学术“大鳄”重新爬上远东之岸时，他挟西洋之学以自重，再也不管中国社会瘟疫一样繁衍盛行的那一套乱七八糟的“吃人”礼教，遂下定决心要与丁蘸萃离婚。于是，在1934年，傅斯年与丁蘸萃在济南协议离婚。同年 8月5日，傅斯年与俞大维之小妹俞大彩在北平共结百年之好。(www.xing528.com)

1935年9月，傅斯年和俞大彩的儿子傅仁轨出生。

铁真汉子的柔情

傅斯年虽出身于书香门第，但到父辈之时，家境已然衰败。父丧时他年仅9岁，其弟傅博才7个月。家境潦倒，雨天屋漏无处栖身，傅母撑着一把伞，母子三人聚集在伞下……傅斯年深知寡母的艰辛， 自幼便十分孝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常遭敌机轰炸，十分危险，他把母亲和两个侄儿安置到安徽和县避难。南京沦陷后，傅斯年来到了长沙，中研院语研所一位办事员受托把他的两个侄儿护送到长沙，傅斯年见到侄儿平安归来十分高兴，向其表示感谢；稍后，傅斯年问他母亲的去向。那人说没有逃出来。傅斯年大怒，一时冲动，掴了那人一个耳光。旋即他再次托人设法把母亲安置到重庆。

傅斯年的母亲李氏体胖，患有高血压，医嘱慎食肥肉。其夫人俞大彩平时便难得买肉，而老太太平时又特别喜欢吃，不时在阿姑面前絮叨，老太太有时会大发其火。傅斯年见状，竟屈膝跪在母亲面前，长跪不起。等母亲气消以后，他又悄悄地对夫人说：“以后你给母亲吃少许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对患高血压症的人，控制情绪，比忌饮食更重要。母亲年纪大了，别无嗜好，只爱吃肉，让她吃少许，不必惹她生气好吗？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含辛茹苦，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

1941年10月，傅斯年的母亲病逝。当时他本人正患重病，未能亲伺左右，心情十分悲痛、愧疚，在致胡适信函中还做了一番反省。

傅斯年与俞大彩的儿子傅仁轨出生在战火中，为避兵祸颠沛流离，一家人四处流浪。即使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傅斯年还专为儿子写“婴儿日记”。儿子长大后，他千方百计地安排儿子在美国接受教育。

傅斯年去世前，曾嘱夫人俞大彩要把他存于史语所的一房间藏书留给儿子，还请老友董作宾专篆一方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家有藏书能教子”。

“参政而不从政”的恃才自傲态度

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地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傅斯年才华横溢，又恃才自傲，跟蒋介石说话时常常翘着二郎腿。而蒋介石对傅斯年的恃才自傲，不仅从不计较，反而非常欣赏傅斯年的率性倜傥，一心想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但傅斯年的宗旨是“参政而不从政”，蒋介石给的官，他坚辞不受。1945年，蒋介石打算在知名人士中补选一名国府委员，钦点傅斯年，认为“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求才心切，要陈布雷发动人做工作，他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

然而，任凭说客说得天花乱坠，傅斯年就是不为所动。情急之下，蒋介石亲自召见傅斯年，详陈利害，劝其接受任命，傅还是力辞不允。事后，傅斯年致长信于蒋，再表绝不从政的志向：“斯年实愚戆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此后，他又写信给陈布雷，请他向蒋进言，别再拉他当官。

蒋介石见傅斯年决心如此坚决，便放弃了自己的初衷，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并希望傅斯年能以师生之谊说服胡适，结果傅斯年也同样反对。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两人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从政做官的念头。

当时，傅斯年的好友、同学朱家骅、罗家伦等都先后进入政界，操持一方权柄。虽有多次机遇，傅斯年却始终不为心动。傅斯年不愿从政，但愿参政，理由是：“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他对做官与做事的态度是：“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