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有所为，有所不为”
【人物索引】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省余姚县人。 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 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岁3月，蒋梦麟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1919年初，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 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1964年病逝于台北。
自嘲北大的“功狗”
在北京大学这一“百年老店”中，蒋梦麟是到目前为止执掌校政时间最长的“老板”，然而或许是因为蒋梦麟后来追随国民党败退台湾等原因，蒋梦麟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并不被“新北大”所看重，北大“书写”的各种历史书中并没有给他相应的地位。
五四爱国运动之后，蔡元培悄然离开北大，委托蒋梦麟主持北大校务。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蒋梦麟长期担任总务长，三度代理校长，1930年冬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先后主持校政17年，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学识渊博，精明干练，在那黑暗而动荡的漫长岁月里，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他的贡献，傅斯年曾有这样的评断：“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高明。”对于傅斯年的看法，蒋梦麟是认可的，但同时他又开玩笑地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平庸之身，掌印北大
蒋梦麟在北大的功业，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代蔡元培任校长开始的。此后的中国，稍有良知的教育家，都面临夹在顽固强硬的政府与热情激进的学生之间的困境。
按当时的说法，蒋梦麟在北大毫无根底，那他拿什么资格来替蔡元培代办校长事务呢？因为蒋梦麟来自黄炎培的江苏教育会，而当时的北大有些教授特别担心江苏教育会对北大存有野心，因而对蒋梦麟之来持反对态度。
蒋梦麟兼职北大教授，当然是因为他在《新教育》杂志的影响，另外两个直接的原因也不容忽视，即他既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的得意门生，又与当时北大“明星教授”交情甚笃，政治理念、教育主张也相当一致。
五四运动发生不久，当时的北京政府酝酿解散北京大学，江苏教育会的黄炎培、蒋梦麟等人设想，万一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北京大学果真保不住了，他们就请北京大学的新派教授到南方，努力办好一个东南大学，作为新教育的重镇，而将北大交给那班旧派人物去搞。
不论这种建议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北大同仁对江苏教育会存有戒心则是合乎情理的。然而问题是，既然大家一致拥护蔡元培返校主政，而蔡自己选定的蒋梦麟已经到了北京，如果不让他代替蔡元培又能怎么办呢？逻辑的结论必然是，假定不让蒋梦麟来做代表，连蔡先生也不回来了，那就妨碍了大局。
于是出于对全局利益的着想，与蔡元培关系密切的马叙伦等人在教授中做了许多疏通工作，化解教授们对蒋梦麟的敌意。不过，初来乍到的蒋梦麟也很识相，在出席教职员欢迎晚会的时候，很谦虚地说：“蔡先生派我来代捺捺印子的，一切请各位主持。”
对于蒋梦麟谦逊的姿态，北大教授们自然感到满意，于是评议会顺利通过蒋梦麟担任总务长代行校长职权。此后，蔡元培离开学校，蒋梦麟就顺理成章地代理校长了。
当然，蒋梦麟的治事功夫和办事手腕也是不可否认的，在他的治理下，一切均措置得宜，北大各方面的秩序很快获得了恢复，各方面均有宁息之象。教育部那些原先总与蔡元培为难的人，无不降心相从；先前对北大攻击不遗余力的安福系也因蒋梦麟的到来停止了。北大因蒋梦麟的到来也免去了被解散的危险。
为民族复兴留种子
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教育机关受到严重的破坏。平津沦陷以后，许多教员和学生知道在侵略者的刺刀下绝无精神自由的希望，纷纷追随他们的学校向南或其他地方转移。鉴于这种状况，国民政府下令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共同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www.xing528.com)
设在长沙的临时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组成，蒋梦麟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为筹委会常务委员，杨振声为秘书主任，负责办理校址勘定、科系设置、师资招聘、学生接收以及新设备之置设等工作。
在平时主持一个大学都相当难，而在战时主持联合大学更难，尤其是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蒋梦麟一面为战局担忧，一面又为战区里或沦陷区里的亲戚朋友担心，他的身体就有点支持不住了。“头痛”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不过胃病的确使他的精神和体力受到很大的影响。胃病发作时，他仍旧打起精神与梅贻琦共同担负起责任，靠许多同仁的共同努力，和衷共济，他们才让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度过了惊涛骇浪。
南京沦陷后， 日本军队溯江占领了南昌，长沙随之成为日军飞机的轰炸目标之一。从办学条件看，长沙也不是理想之处，于是蒋梦麟飞到武汉想办法。经蒋介石同意，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前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
以学校历史与校长资历论，蒋梦麟应该居于联大的领导地位，但他为了三校的团结与整个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坚决主张不设校长，实行常务委员制，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及秘书主任杨振声组成，共同主持校务。大政方针实行合议制，推梅贻琦为主席，主持学校一切日常行政事务。原定三校校长轮流担任常委会主席，实际常驻昆明掌理校务的仅梅贻琦一人，并一直担任常委会主席。他们三人之间的友谊与团结是西南联大能在困难时期支持下来的根本因素。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着”。这是天津俗语“你作我的代表”的意思。蒋梦麟对梅贻琦说，“联大事务还要月涵先生多负责”。因三位校长中以梅贻琦年纪较轻，蒋梦麟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是实话，由此也奠定了三校八年合作的基础。
魂断黄昏恋
蒋梦麟在晚年时迎来了他的最后一次婚姻，这次的妻子是徐贤乐。蒋梦麟对于徐贤乐可以说是一见钟情，而在一开始时，徐贤乐觉得蒋梦麟年纪太大，恐怕性格不合。但蒋梦麟托由媒人向她致意，表达自己意思：他觉得徐女士的家庭身世很好，而且品貌双全，一切太理想了。蒋在写给徐的第一封情书里面就有：“在我见过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动的人……”不久两人就论及婚嫁。
然而，对于这件婚事，蒋梦麟的在北大同学会的师友，几乎都是不赞成的，就连胡适也持反对意见。当时胡适因病住院，他挣扎再三，还是拿起笔，给陷入热恋的好友蒋梦麟写了一封长信，“喋喋不休”地劝他放弃这场热恋。此时的蒋梦麟尽管已75岁，但显然已被爱情冲昏了头，接到胡适的信后，他直接揉碎，扔到垃圾纸篓里。
胡适的强烈反对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蒋梦麟的再婚对象徐贤乐，在婚姻上“斑斑劣迹”。漂亮女人后面总是跟着一大批追求者，徐贤乐也不例外。当然，漂亮女人贪财、视爱情如游戏的毛病，徐贤乐也有。
在认识蒋梦麟之前，徐贤乐曾经是“驻苏大使”杨杰将军的夫人，但是将军夫人的头衔，她只保持了七个月就被扫地出门。为了和她离婚，杨杰不惜花大价钱，可见徐贤乐做人妻做得多么糟糕。
然而此时的蒋梦麟已经被爱情蒙蔽了眼睛，虽然其婚事遭到胡适的极力反对，但是，蒋梦麟还是领着新婚妻子前去拜访他。蒋梦麟对胡适说，徐贤乐是个“贤内助”，“人家说她看上我的钱，其实她的钱比我的多”。此时的胡适自然是不便再多说什么。
俗话说，患难才能见真情。1962年的一次意外，成了蒋梦麟这段婚姻的转折点。这一年，结婚一年多的蒋梦麟赴台中考察，因教师会馆地板打蜡，他不慎摔伤右大腿股骨。
就在蒋梦麟住院期间，徐贤乐照顾得很不耐烦。为了省钱，她让丈夫搬到小病房；丈夫开刀，她也不留院探视照料，而是忙着参加各种舞会；她还对蒋梦麟的女儿拍桌谩骂，搞得蒋家后院苦不堪言。
最让蒋梦麟寒心的是，他发现徐贤乐已经把户口迁出，同时把他名下的全部财产转到她的名下，甚至连蒋梦麟女儿的存款与股票也没有放过……万念俱灰之际，蒋梦麟决定分居，同时，他把保险柜里的存款一律冻结，股票也报失。随后，他又写了一封《分居理由书》，托人转给了徐贤乐。
之后不久，双方就在媒体上打起了笔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蒋梦麟说：“我鼓起勇气与徐贤乐女士结婚，希望再有一个幸福的家，来帮助我的事业。到现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地后悔没有接受故友胡适先生的忠告，才犯下错误。我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的勇气，更要拿出勇气纠正错误。”同时，他还把胡适当年写给他的那封长信交给《中央日报》发表，以示“拿出勇气纠正错误”的决心。
经过几个月的相互指责后，双方对簿公堂。最后，蒋梦麟胜诉，据胡适好友刘真回忆，蒋梦麟胜诉的原因：“因为新婚之夜，徐女士曾一再问及梦麟先生的经济状况，包括动产与不动产等等，梦麟先生便在教师会馆的便条纸上一一开列出来给徐女土看。这张教师会馆的便条纸，梦麟先生一直保留在身边。后来梦麟先生的律师，把这张便条纸拿到法院给法官看，证明徐女士对梦麟先生并没有真正的爱情，否则何以新婚之夜详细查询他的财产，结果法官采信了这件证物，梦麟先生的离婚官司总算打赢了。”
最后，婚是离了，不过这种折腾实在是折寿之举。离婚之后不到5个月，即6月19日，蒋梦麟就不幸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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