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合大学时期：战乱中的北大传奇

西南联合大学时期

卢沟桥事变后， 日本发动了全面对华侵略战争，使得中国的教育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平津沦陷以后，许多教员和学生知道在侵略者的刺刀下绝无精神自由的希望。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著名学府进行南迁。鉴于这种状况，国民政府下令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至长沙，共同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因战火逼近长沙，学校决定再度西迁，于1938年4月下旬抵达昆明，并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荟集了吴大猷、周培源、王竹溪、梁思成、朱自清和闻一多等大批著名学者教授，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学风，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

1938年5月 4日，西南联大正式开学。此时，联大共有四个学院，学生总数在1300人左右。1939年春，联大新校舍落成，办学规模再度扩大，学生人数已达3000人。至抗战结束，联大共有500位左右的教授、助教和职员以及3000名学生。

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在前北大校长蒋梦麟的极力主张下，成立后的西南联合大学并没有设校长这个职务，而是实行常务委员制，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及秘书主任杨振声组成，共同主持校务。他们三人之间的友谊与团结是西南联大能在困难时期支持下来的根本原因，也由此奠定了三校八年合作的基础。

成立后的联大面临不计其数的困难。从1937年起，教师的薪金被改为按七成发给，加上各种名目的捐款，所得无多。虽然1940年起开始发全薪，但由于货币贬值，物价暴涨，那点薪金很难养家糊口。一个月的工资听起来是几百万，但不到半个月就花费完了。教师们多靠兼职兼薪，以作补贴。大多数人是卖文，向报刊投稿，得一点稿费。能作古文的人，向当地富贵人家作“谀墓”之文，这样的生意最好，因为可以得实物报酬。(www.xing528.com)

联大所面临的困难是严重的，但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不仅克服了文人相轻的恶习，而且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方面都有至今仍值得称道的价值。三校虽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但“八年之久，合作无间”。联大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的，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后期，外部虽有压力，谣言不时流布，校内始终是团结的。在联大八年患难的岁月里，大家始终艰苦与共。经过长沙临大5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3500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绝的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

在人才培养方面，西南联大的成绩极为可观。许多后来在学术界有极大名声和成就的学者，都是西南联大出身。其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73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有“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邓稼先、朱光亚、王希季等8人；有中国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4人等。此外，还有大批人文社会学科的杰出人才，以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抗战期间，联大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抗战胜利后，联大又成为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坚力量。

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南联合大学于1946年5月宣告结束，举世瞩目的西南联大撤校北迁。时任三校常委之一、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慨然捐出薪俸旧币500万元，在他曾为之呕心沥血近8年的校园拓出一片小园，种上数棵梅花，以寄托自己对这片土地的眷念之情。从此，梅树随风雨而生长，伴岁月而蓊郁，终蔚然成林。

如今，西南联大的影迹仍然存在于云南师大校园的每一处。那些历经岁月沧桑、斑驳的旧屋，让前来参观的人看到了那些饱经流离之苦的著名人士，在缺衣少食、拮据窘迫的岁月中所创造的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