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系元起：致思的方式
李约瑟说：“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思维总是关注着关系，所以就宁愿避免实体问题和实体假问题，从而就一贯地避开了一切形而上学，在所有的中国思想中，关系（‘连’）或许比实体更为基本。”[71]他指出了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性，并认为其差异性在于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以实体为中心而展开，而中国则以关系为中心而展开。中国的哲学家不是把世界看成判断的客观对象，并没有把客观世界对象化，而是看成人生存的环境。故中国哲人不太关注“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他们关注的焦点落在了“世界怎么样”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怎样”的问题上。关系是中国人思维的出发点，也是思维运行的方式，还是思维的指向。
（1）阴阳相生
中国早在公元前21世纪就开始有“术数”的存在，人们通过卜筮、占梦等来窥测天意，预测人事吉凶。《易经》就是在总结大量卜筮的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而其中的六十四卦都是由“--”与“—”两个符号排列组合而成，通过这两个符号的相互关系的变化来解释自然与社会的各种现象。《泰·九三》爻卦中说：“无平不陂，无住不复。”把平与陂、往与复联系起来，并指出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可见阴阳相互生成的思想从这里滥觞，关系一开始就成了思维的元起。
阴与阳是相伴而成的，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就会使事物失去依凭而无以为继，所以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72]。不同的事物在一起才能彼此相继，相反相成，如果是全部是同一事物，则最终会走向绝弃，这与现代的系统理论是一致的。现代系统理论认为要保持一个系统的稳定，必须要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否则系统就会因为“熵”增而导致最后崩溃。如果用阴阳来解释就是阴阳的失调，打破了阴阳之间的平衡关系，变成了“同则不继”的局面。“非阴阳判离，各身孳生其类。故独阴不成，孤阳不生。”[73]阴与阳并不是绝然对立，由阳生阳，由阴生阴的，所以孤立的阴或阳都不可能得到延续。
阴与阳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生生之谓易”[74]。阴阳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如男阳也，而非无阴；女阴也，而非无阳，以至于草木鱼鸟，无孤阳之物，亦无孤阴之物”[75]，而且阴生阳，阳生阴，生生不息，这就是易，即变化。“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76]这就是说在八卦的排列中有天地的法象，重重叠叠的卦中有爻，刚柔相济相互推衍的卦与适而动的爻说明了事物的变化，而根据它们写的爻辞则揭示了人事的吉凶与变动。荀子说：“天地之变，阴阳之化”，“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77]阴阳的转换导致了天地的变化，世界万物都是天地结合的产物，并在阴阳二气的接触推荡中变化。这个转变就是阴阳二气的交接，使阴阳二者原来所处的地位发生了转换，属性发生了变更。《易传》把这种阴阳的交互变化称为“剥”，而“剥，剥也，柔变刚也”[78]，阴柔之性向阳刚之性发生转移。阴阳两者各自朝相反的方面转化是不可避免的，“一阴一阳之谓道”[79]，阴阳转换，消长盈虚，就成了天道运行的规律。
这种阴阳作为对立面而存在，又相互依存的关系思维，体现在许多相互联系的范畴上。
有和无。庄子说：“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80]庄子在这里用思辨的语言，否定了世界有一个时间上的开始，因为如果有一个开始的阶段，那么这一阶段之前呢？如此推下去，永远没有一个尽头。所以他放弃了这种在本体论上的先在性追问，转而认为有与无是“齐一”的，一开始就从两者的关系上去把握，克服了方法论上的一元论。
一和两。一指统一，两指对立，“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81]。清和浊、大和小、快和慢等等，都是相互联系而存在。
动和静。动和静也是相对应而存在的，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指出：“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动与静相互依存，这里他也是从动和静二者之间的关系来论述的。
此外，天和人、性和情、形和神、义和利等等，无一不是在关系中论述二者，或者说是在论述二者的关系，同时也是阴阳相生思想在不同问题上的体现。(www.xing528.com)
（2）天人相依
自从人从自然界分化出来以后，人具有了自我意识，把自我同周围的环境区别开来，必然会思考自我与自我之外的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不论是作为自然界的“天”，还是作为有意志的上帝之“天”，都是作为一个外在于人而与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物。天与人都是在二者的关系中出场，尽管从绝对意义上说，作为自然界的“天”对人来说具有先在性，但只有在人产生之后，它才作为人的对立物而存在，而作为上帝的“天”则是人本身的创造物，所以可以说天人是相分的又是相互依存的。天与人只有在二者的关系中才得到陈述，单独的天或人都将无法获得辩护。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82]这里把天道与人道结合起来论述，并且认为两个道是相通的，其目的是要“顺性命之理”。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83]他把天道与人道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天道是减少有余的来补充不足的，而人道则不是这样，是要减少不足的来供给有余的。不管天道与人道是多么的不同，但只有把两者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说明。至于天人之分，荀子说得更清楚，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84]荀子认为天道与人道是不同的，天道的运行有自己的规律性，人道则有主观能动性在内，明白二者的区分是明智的。但他并不认为二者毫不相干，他进而指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85]这就是说只要人保持头脑清醒，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遵守自然规律，就可以做到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统一。最后他还号召道：“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86]与其一味地顺从天、称赞它，还不如掌握天的变化规律而利用它。顺着天人相分的路，柳宗元走得更远，提出天与人互不相干，认为“生殖与灾荒，天也；法治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预，而凶丰理乱出焉”[87]。当然，对于天人关系，更多的中国先哲们认为二者是相通的，是可以做到天人相胜，达到天人合一的。正如《中庸》所言：“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88]从一己之诚心可推出人与天地相参，可见人性、物性是相通的，天与人自然也是可以合一的了。
不论是认为天人合一，还是天人相分，或是天人相胜，甚或是天人不相干，都是在天与人的关系中讨论二者的分与合，而天人相依则构成了一个关系论域，在关系铺叙中找到了视界的融合。
（3）人人相关
人可以说是中国古往今来讲得最多的，无论是先贤还是后哲都把人的问题作为自己的关注重点，人在中国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尽管各家在讲人的时候各有其见解，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展开论述。
孔子在讲人的时候，特别提出了“仁”，对于什么是仁，孔子在不同的时候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阐述，最主要就是“爱人”[89]，由此可见，仁讲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90]，“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91]。自己不喜欢的就不要强加给别人，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要使别人也事事行得通。能够就眼前的事情一步步地去做，就可以说是实现仁的方法了。孔子在讲“爱人”的同时也讲“亲亲”，“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92]。他说朋友间要互相勉励，兄弟间要和睦相处。孟子接续孔子“泛爱众”[93]的仁爱思想，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94]由尊敬自己的长辈推广到尊敬别人的长辈，由爱护自己的晚辈推广到爱护别人的晚辈。孔子也说过类似的话：“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95]人们不单是以自己的双亲为双亲，不单是以自己的子女为子女，他们让老年人安度晚年，青年人发挥自己的长处，小孩子得到成长，鳏、寡、孤、独和残疾人都有所养。
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96]。提倡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博爱精神，也就是对待一切事物都应以平等体验和悉心体贴。同时，宽容、体谅和关切别的人和事都应是无条件的，是彻底的慈悲。《新华严经》说：“一切众生平等、一切法平等。”[97]佛教讲“缘”，强调一切事物都是缘起互依而存，因缘散而失，“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此生则彼生，此灭则彼灭”[98]。其实讲的就是事物之间的依存关系，由于佛教把人看成与其他事物是平等的，所以缘也就成为佛教中人际关系的核心观点。由缘起而生出“因果报应”观念，有因则必有果，有果则必有因。佛教认为，众生之行为能引生异时之因果，即善之业因必有善之果报，恶之业因必有恶之果报，此称善因善果、恶因恶果。
老子在讲人的时候与孔孟有很大的不同，孔孟讲仁爱，只有那些最具仁德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是圣人，但老子却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99]天地不讲仁慈，它把万物当成是祭坛上草扎的狗，圣人也不讲仁慈，它把百姓当成是祭坛上草扎的狗。这与老子主张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是一致的，老子讲的“自然”是自然而然之意，即万物都保持它本来的样子。天地只是依照自己的规律运行，如荀子所言：“不为尧存，不为桀亡。”[100]而圣人是法天地之至者，故亦是不仁的。老子认为仁，就是要去追求自己认为好的东西，这就会变得不自然。而世界应该是“莫之命而常自然”[101]，没有谁来下命令，可是万物总是自然而然地去运行。所以老子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鸡鸣狗叫都可以听得到，但人们从生到死都不来往，这看起来好像是说人与人之间毫无关系，其实刚好相反，老子在这里界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才可以达到人民无争，社会安定。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的“仁”、释家的“缘”还是道家的“道”，都是讲关系，具体内容千差万别，但其论述方式则一，都是通过论述人与人之间的相关性而使概念得到澄清，自己的主张得到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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