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调适：符号系统的调整与现实关系

1.关系的符号表达

人与世界的关系内在于实践活动之中，而这种关系要通过符号系统才能够进入人的认知系统，成为思维操作的对象。人只有通过把外部世界符号化，转换成有意义的符号系统才可以理解，并通过符号系统掌握和利用外部世界。皮尔士根据符号与指称对象之间的不同关系把符号分为三类：“类象符号”（Icon）、“指示符号”（Index）和“象征符号”（Symbol）。类象符号是指符号的载体所具有的物质属性与所指对象之间存在着相似、类比的关系，如山水画、人物照片等。指示符号反映了符号与指称对象构成某种因果的或者时空的连接关系，比如商场里指引顾客出去的“EXIT”标志。这种符号如果不与具体的对象直接相关就失去了作用和意义。象征符号与指称对象之间的联系完全是约定俗成的，比如在不同的方言里对“月亮”这一自然物的称呼是不同的。客观事物到人对该事物的认识之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人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而形成对事物的直接表象，这时外部世界作为人的经验元素而出现，然后通过符号指称把直接表象中的事物以及事物间的关系用符号与意义表达出来。卡西尔说人是能创造和使用符号的动物，符号的使用并非是无端的想象，它本来就内在于人类生活的构造之中。语言就是人的一种符号体系，而且是非常基本的符号体系，就像人的本性一样植根于人的生活。人缺少符号就不能表达自己，任何一种思想观念或行为都需要自己的符号系统来予以支持，封建等级关系的学说有自己的符号，而自由平等的学说同样也有一套自己的符号。

没有表达出来的关系是不能被分析的，只是盲目地被感受到。如果要对没有表达的潜在的关系进行干预，就像是与一位躲在黑暗中看不见的敌人作战，而符号则把它暴露于明亮之中。有了符号，理性的介入便有了根据，山川、河流、花草、树木如果不纳入文化之中，它们只是自然的存在，而我们读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句子时，它们就具有了民族的感召力。怀特海指出：“当我们考察一个社会是如何驱使它的个体成员遵照它的需要而行动时，我们便发现，我们继承下来的那一大套符号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存在着一套复杂的、表现为语言和行为的符号，它遍布于我们的社会，使我们对共同目的的基础有起伏不同的理解。”^[55]这些符号系统表达着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反映了人对世界的整体认识，符号体系形成的过程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以语言符号为例，各民族的自然语都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是人们为了交流而创造的符号系统，用抽象的符号代替了客观世界中的各种事物。通过符号系统，人们把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模式化，也就是如实在记录、描绘和反映现实世界，在符号系统中建构整个世界图景。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探讨了中国7世纪前的仪式后面蕴藏的思想世界，他说：“秩序首先表现为一套仪式。……这套仪式把这种来自‘宇宙’的自然秩序投射到‘历史’的社会秩序之中，把人类社会的等级秩序在仪式上表现出来，并通过仪式赋予它与自然秩序一样的权威性和合理性，这样，仪式就有了特殊的意味。”^[56]仪式就是符号，它们表达着社会的秩序，这些秩序表明人的各种关系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按照一定的秩序而形成有序的系统。符号最初是人根据客观世界创造出来的，但符号体系形成之后，就会反过来对现实中的各种关系进行规制，符号系统与现实关系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与互动。这也就使得关系调适成为可能，可以通过调整符号系统而最终达到对现实中内隐于事物间的关系的调适。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礼”，礼是一整套符号系统，礼的承载符号可以是仪式还可以是其他的事物，而中国的古典建筑就承担着确立人伦关系的“礼”的责任。在古代人眼里，建筑物不仅是遮风挡雨的场所，也是阴阳交汇的地方，还是体现人伦关系的空间模式。故宫的中轴式布局，房屋宫殿层层深入，就是象征皇权的崇高和威严，加深着人们对帝王的敬畏。而西方的教堂建筑风格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用巨大的圆柱配以高耸的塔顶，象征上帝的超越与完美以及众人对上帝的虔诚。符号系统完整地表达着社会的多层次的关系，在表达着关系的同时也对关系进行着有序化规制，因而形成了符号与关系之间的互动，不过符号本身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运用符号的人。(www.xing528.com)

符号系统是表达系统也是解释系统。我们在使用符号系统的时候不仅把它当作是表达系统，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赋予它们以意义使符号系统成为解释系统。符号本身不会创造出它的意义，是人赋予符号以意义，这个意义生成的过程是人在适应环境的漫长过程中自然学会的，赋予符号不同的意义实际上就是对它们进行阐释。符号有简单的也有复杂的，简单的符号可能只表达简单的意义，复杂的符号则承载着非常复杂的意义，同一个符号可以表达多个意义，符号与符号之间形成的时空关系也会产生意义，因此，有限的符号与它们的意义就会形成无限的组合，构成复杂的、有层级的“符号—意义”系统。符号的意义是变化的，随着人的活动的变化，会赋予符号以不同的意义。比如一个延续了几百年的仪式，人们对仪式的理解相对于仪式本身而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符号在其流变过程中，其意义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义，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让所有人达成对某一符号的一致理解。然而，如果对一个符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这个符号就由于其意义的不可通约性而失去了它的表达功能，或者说它已不成其为符号了。就像全世界如果只有一部电话，那么这部电话就毫无用处一样。正如美国语言学家威廉·J.贝克在谈到人类的交际时指出的：“意义显然只能存在于说话人和听话人的思想中。意义不是词或词语具有的性质，而是说话人和听话人赋予词或词语的性质。所采用的赋予方式是要达到下面这个目的：希望听话人在接收到该话语以后，对它的解释跟讲话人想说的意见一样。”^[57]为了达到使用符号的目的，至少需要在一定范围内达成对符号的相同理解，或者说赋予符号以相同的意义。显然，个体对符号的自由赋义与对符号的一致理解之间会有一定的张力存在，一个群体组织得以稳定地存在，就在于把这种张力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既不会因个体的随意解释而导致符号使用功能的丧失，也不能因强制符号意义的统一与不变而导致符号缺乏创造性，僵化的符号最终必然会消失。社会的自我组织要依赖共同传播的符号，它们引起共同传播的观念，同时表明被共同理解的行为。符号意义的被给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个体与群体互动的结果，同时符号的意义也有自己的衍生链条，一个符号的意义同它自己的历史、其他符号的意义以及当前被提及的一般状况都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