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系生成基础
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出发点,而这种需要的满足是建立在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之上的。这种对象性关系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与其“逻辑规定性”的关系,也不是费尔巴哈抽象的“自然界和人”的“感性直观”关系,而是“现实的人”在“感性的活动”基础上与“现实的世界”所发生的关系。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而“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的活动”[1]。要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就必需设定对象,“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2]。也就是说这种对象的设定并不是逻辑先在的设定,存在物的存在必定是对象性的存在,它在自己的本质规定中包含着自己的对象。“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3]
人在对象性活动中确证自己的存在,通过对象使自己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得到表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在自己的本质规定中已经包含着自己的对象,即整个自然界,人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4]。如果没有了自然界这个对象,人就成了无,人必须以自然界作为对象来表现和确证自己的存在,人与自然界就有了内在的联系。“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5],也“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6]。作为类的存在物,人把类当作自己的对象,也就是把自身当作有生命的类来对待,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识的对象。所以,“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7]。动物和它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并没有把二者区别开来,而人能“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8],因此“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他们居住地方的面貌和气候,他们甚至还如此地改变了动植物本身,以致人的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灭亡一起消亡”[9]。然而,在人和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中,二者始终是互为对象的,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双向适应关系。(www.xing528.com)
“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10]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我必须通过一个与我不同的他人来表现自我,如果没有了他人,我就失去了对象,我也就成了无。“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11]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12]。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人在自己的类生活即社会生活中反观自身,“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3]。人的这种对自身的直观,只有作为社会存在物才是可能的,“人只有以社会生活为中介才能发现自己,才能意识到他的个体性”[14],人与自身的关系必须通过人与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说明。从人与他人的关系的性质,“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来说成为并把自身理解为类存在物、人”[15]。人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看成是类的关系,他就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为类的存在物,马克思曾经愤慨地指出:“把妇女当作共同淫欲的掳获物和婢女来对待的,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16]如果把他人仅仅看成是满足自我需要的工具,那么与他人的关系就像是动物与它的食物一样的关系。把人当成非人看待,自我也就失去了类的特性,失去了人的本质。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中人的异化时,深刻地批判了人的关系的异化。马克思说:“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17]
需要的多样化与实践的复杂性,导致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多层次。人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同时人在本质上又是一种有意识的社会存在物。那么,人的需要就不仅要保证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的存在和发展,而且要保证人作为有意识的社会存在物的存在和发展。人作为一个生命体而存在,“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8],所以必须进行物质生产劳动,生产出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的资料,而这种生产只有在人类社会中才能够进行。所以人的生命的延续与再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9]。在这两种关系中,自然关系是人保证人存在的绝对必要因素,而社会关系则是保证人之成为人的本质方面。“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20]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够使自然关系成为人的关系,使自然界成为人“无机的身体”,并使人本身的自然存在成为人的存在,即类的存在。在这种类的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21],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基础,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人与人的关系得到表征。人的需要不是不变的,“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22],“而这些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23],所以作为为满足这些需要而进行的“感性活动”即实践也在不断地复杂化。实践不是一个抽象的静态范畴,而是具体的历史范畴,是无限拓展、推进和深化的活动。实践作为人的感性活动,本质上是开放的,是不断发展和演进的。由于需要的多样化与实践的复杂化,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便深化成了人与自身活动成果的关系、人与人自身的关系相互交织的关系网络。在这种多层次立体化的关系网络中,事件作为人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结果,同时也作为关系发生的过程而成为关系网络中的结点。事件本身就是关系,它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事件的变化引起与之有关的一系列关系的变化,形成关系网络中的“链式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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