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解蔽：现实的视角
（1）知识：权力的象征系统
近代知识作为西方社会建构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柱，早已脱离传统认识论的基本范畴，已经成为与社会权力构成相联系的象征性符号系统。其运作特征，一方面其构成过程表现了特定社会制度中掌握特权阶层的特殊需要，表现了这些特权阶层努力造就一批生产知识的精英分子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被筛选和组织起来的近代知识分子迎合着社会中特定阶层利益的需要的历史过程。知识的求真性被权力的需要所遮蔽，成为一个权力的象征系统。这种转换是一个过程，是通过知识的机械模块化、意识形态化、商品定制化、象征资本化以及媒体主导化来实现权力对知识的控制。
知识的机械模块化。在利奥塔看来，自从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文化进入了所谓后现代时期，知识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只有知识体系中那些可以翻译成计算机语言的要素，才能在这个新世界中存活下来。为了适应新的研究方式和传播方式，知识变成为可操作性，被翻译成信息量。不能被翻译成信息量的知识将会被抛弃，新的研究将以它的最终结果是否能翻译成计算机语言为导向。一个判断是否能作为知识判断也取决于它是否符合计算机语言的有关规定。因此，无论是知识的生产或知识的传播，都必须使得知识机械化、模块化、数字化、程序化等以获得知识的成活率和增长率的提高。当前显著的现象是，传统学术已经让位于信息的储存，教师的传统角色将被电脑储存库所替代，教师的授课内容也不再是精神的质量，而是记忆的容量。图书馆和信息中心将是学生的主要学习场所，学生坐在终端机前随时调用。资料库成了明天的百科全书。资料库的储存量超过了所有聆听者的接受容量和能力，资料库成了未来学生的知识本源。学生过去对老师提出辩驳的机会在巨大信息量的裹挟下，彻底丧失了。运用电脑的熟练程度、灵活剪裁资料的能力，成为制订学习规划、未来一切行动策划的唯一标准。
知识的意识形态化。利奥塔明确提出：“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33]事实上，随着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他们所说的“人民”，并不是真正的人民大众，而是“科学知识的操作者”——抽象的叙述主体，已经被决策机构，也就是国家机器所宰制和窒息，失去了主体作为主体的真正功能。准确地说，国家可能以“人民”“民族”或“全人类”的名义，在知识形成和正当化过程中，干预知识的认识活动和立法活动。正如福柯所说：“为了简单地指出权力、法律和真理之间关系的强烈程度和稳定性，而不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机制，应当承认：我们被权力强迫着生产真理，权力为了运转而需要这种真理；我们必须说出真理，我们被迫、被罚去承认真理或寻找真理。”[34]随着科学工作的复杂化，证明也越来越复杂，技术要求也越来越高，技术在这里遵循一条最优化原则，即在研究过程中，投入最少的能量，获得最大的信息。这条原则在科学语言游戏中占统治地位，这是因为科学发现需要花很多投入去证明。没有投入，就没有证明，这就意味着没有证实陈述，也就没有真理。科学语言的游戏成了财富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谁最富有，谁就最有机会是正确的。这样，在财富、效率和真理之间就建立起一个等式。
知识的商品定制化。通过对大脑训练的传统知识方法已经过时，知识日益成为一种商品，一种为了销售而生产的定制物。利奥塔说：“知识的传播，不再是有计划地培育领导民族解放精英的才能，而是以语用学为目的，为社会体系供应所需要的一定职位的成员。”[35]社会对大学和高等学术机构的要求是技术的发明创造，绝不是创造某种思想。比如成就大批工程师、医生、专业管理人员、营销人员等等。高等学校不再是培育民族解放和追求个人自由的思想者的结构，而是根据市场的需要而定制产品。除却对专业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的复制，其余在大学受教育的青年，都可以说是失业者。尽管他们比理工科学生掌握了更多的艺术和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不管他们年龄大小，实际上仍然是所谓知识时代的文盲。知识和认识者的关系是一种外在的关系，知识的获得与心灵的培养和个人的教化密不可分的观点已经过时。现在政府人员、高等学术机构提出的问题不再是“这是真理吗”？而是“这有用吗”？知识的生产者与知识的使用者对于知识的关系，如同商品的生产者与商品的消费者关系一样，采取了价格的形式。在知识商品化的社会里，一切问题总是围绕“这是否能够扩大市场”。在后现代，知识已经是利益争夺的最重要砝码，过去那种在世界范围内争夺领土、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代替的是为了信息的控制而你死我活。
知识的象征资本化。所谓象征资本乃是通过声誉、威望等潜在的、无形的影响力对现实的、直接的资本发挥作用和进行交换。象征资本是一种比有形的和看得见的方式更有效的正当化目的的“魔术般”手段和奇特的竞争力量。各类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过程，就是各种资本在象征化实践中被赋予象征结构的过程，也就是各类资本通过隐秘的形式汇聚到社会精英和统治阶级手中的过程。在转化象征资本的类型中，文化资本最具有象征化潜力和依存度。所谓文化资本，乃是同经济资本一起，构成一切社会区分化的两大基本区分原则。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文化资本同经济资本一样，在进行社会区分的过程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其社会地位和势力，不能单靠其手中掌握的经济资本，而要掌握更多的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只有将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紧密结合起来，并使得各个方面的数量和质量的总值，即在“通用汇率”的兑换下，社会资本的总量的大幅提高，才能促其在现代社会中占据社会地位的高度，以及社会声望与影响力的程度的增加。在文化资本的分配与再生产中，因而也是在社会结构的再组合过程中，教育背景、教育机会、知识类型、知识界限，知识深度是文化资本构成的决定性因素。(www.xing528.com)
知识的媒体主导化。由媒体机构网络系统及其活动所构成的媒体文化，是知识化社会中最活跃和最有效的部分，自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晚期阶段之后，科学技术和商业在文化领域投资量的蓬勃发展、知识与文化的信息化过程，都大大地促进了媒体事业在整个社会中的渗透，使它成为资本主义文化整体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在后工业社会中，媒体几乎取代或贯穿整个文化活动，成为社会和文化得以生存和活跃的最主要媒介。如果说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媒体文化基本上是报纸系统的话，那么现在的媒体基本上是电视和互联网为动力的信息制造和传播系统。以报纸为核心的传统印刷媒体，同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电子信息系统相结合以后，不但改变了原来印刷媒体的功能、性质及其效果，而且也进一步加强了现代整个媒体系统及其文化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整个社会领域中的各个结构及其功能，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印刷媒体与电子媒体的现代结合，使一向对社会生活发生重要影响的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传播，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电子媒体的横行表明文化一旦被技术化之后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人的思想感情和社会秩序。
知识之所以成为今天的知识，根本在于现代性的成熟与膨胀。知识的生产为了出售，知识的消费为了在新的生产中获取价值，因此，知识的交换价值成了目的。知识不仅成为权力的工具，更成为权力的帮凶。知识成为现代性最鲜明的标志，如果现代性的衰亡是从反理性、反科学开始的，那么现代性的终结一定是以知识的回归而最终实现。现代性启蒙如果是人类解放的一个骗局，那么人类真正解放必然是从知识的解放那天才正式开始。
（2）需要：消费社会的炫耀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到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物质相对丰盛的社会，尽管仍存在着饥饿，但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角度而言，已经从生产落后于消费的稀缺性社会转变成消费落后于生产的消费社会。马克思从生产与消费的辨证关系上论证了二者的同一性，他指出：“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36]在马克思的时代，需要更多地是作为物质生活上的需求，即对物的使用价值的追求，但发展到当代，需要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更强调物的象征性追求，以至于需要更多地成了一种超过对物的使用价值追求的炫耀性追求。而这种需要的变化导致了人与物的关系的变化，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描述了这一现象：“他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等，除了各自作为器具之外，都含有另外一层意义。……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37]当消费成了炫耀性消费，这种消费就逐渐地远离人的真正的需要，不再是一种促进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消费，而处于了非理性的消费状态，消费不再是一种自主的选择活动，而成为受时尚左右的盲从。美国是炫耀性消费观念最盛行的国家，他们的“人均消费在上升，而消费者的期望上升得更快”[38]，据调查，有85%的美国人想成为18%的美国富人。而2008年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这种消费观念的一个恶果。社会越来越多地把人们的消费兴趣转移到商品的符号价值及其象征意义方面，消费社会在中国已初现端倪。
与需要的二重化相适应，满足需要的物也具有了功能性与意义性的双重维度，而物的意义性维度只有通过比较才得以体现，所以需要就不再是单个人对单个物的需求，而是作为一个需要体系而出现。在需要体系中，需要象征着区别与差异，这种区别与差异通过符号意义来体现，而作为满足需要的物的功能性被遮蔽或丧失，物被抽象成了一种没有所指的能指符号。在追求符号的消费中，人被这一套符号体系所驯化，人与物的正常关系被扭曲。苏特·杰哈利从三个阶段讨论了人与物的关系：前工业传统社会阶段，人们过着乡村与农业的生活方式，种族文化规范着人与物的关系；工业社会阶段，旧的思维方式面临着新的生产关系的冲击，没有主导性的文化来规范人与物的关系；消费社会阶段，在市场和广告的共同作用下，流行文化主宰了人与物的关系。[39]而马克思从商品开始的分析则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本质。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双重属性，使用价值简单地说就是物的有用性，这是商品赖以存在的根本属性，“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40]。使用价值表征着人与物的自然关系，是物以其某种自然属性满足人的某种需要。商品的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只有在交换中才得以实现，在物的交换中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商品内在地隐含着人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作为价值的符号化具有无可比拟的魔力，人们在追求这种符号的过程中丧失了自我。马克思更多地从价值方面而不是从使用价值方面来分析商品拜物教，因为他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就其揭示人的关系而言太过明显，他说：“商品就它是使用价值来说，不论从它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察，或者从它作为人类劳动的产品才具有这些属性这个角度来考察，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41]这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有关，当时正是资本主义刚刚兴起，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下是资本家对工人的野蛮剥削，这也使得马克思的关注焦点集中在价值，选取了从价值来进行商品拜物教的分析逻辑。然而，物的使用价值因其自身的特殊性而具有不可通约性，这使得物在交换之中具有了一种意义性，这种意义作为象征而存在于物之中。当社会发展到以消费为主导，物的象征意义被予以估价，由于其本身并没有价值，所以估价的基础就更多地依赖于心理或文化层面。这种估价有一个过程，首先物被抽象成符号，其次把某种意义赋予符号，最后完成对符号的估价，整个过程就是符号附魅的过程。与商品的价值演化成最高的“神”一样，这种依存于使用价值的意义性被夸大并通过符号而走上了神坛，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拜物教。它是人与物的关系的异化表现，使物对人而言丧失了满足需要的自然性，更为严重的是使人的需要丧失了真实性。而要打破这种拜物教就要对符号进行除魅，剥离掉使用价值的“神性”，把人与物的关系还原到本真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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