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与秦汉帝国的交往：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

罗马与秦汉

徐徐展开一幅公元前后的世界历史地图，便会发现，在古代文明集中绽放的辽阔的欧亚大陆上，不仅仅存在着辉煌的古罗马文明。与位于这片大陆西端的古罗马帝国相对，在遥远的大陆的东端，几乎同时存在着另一个世所瞩目的古老而辉煌的文明，那就是在黄河流域华夏文明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秦汉帝国。人类的文明成果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罗马帝国虽然伟大，但称不上是一枝独秀或世界的中心。对于古今世界，我们都应当以一种非中心论的开阔视野与宽容心态，来理解和认识各种文明的特色。若如此，对于罗马与秦汉帝国最初交往的再现及对两种文明的比较，便成为一个颇有趣味的话题。

马克思曾经说过，世界史不是从来就有的，世界史是世界各区域的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也就是，各地区发展到息息相关而彼此紧密关联到一个世界整体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16世纪由西方殖民者的大航海运动所诱发的海陆大通。那么，在此之前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欧亚，自然地理环境的阻隔，构成了文明交往的最大屏障，尤其是对于欧亚大陆两端的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其交往的难度更是不可低估。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于文明种群的自发的强烈的交往动机，这两个帝国还是彼此伸出了最初的相互了解的触须，由此，也开启了所谓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新的交往历程。

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交往的最明显的历史见证，堪称丝绸之路。这条古代文明通道的开通初始于西汉时期的张骞。公元前121年左右，西汉大将霍去病、卫青大败匈奴，控制了河西走廊，因此张骞得以顺利进入西域，走通了丝绸之路的东段。历史学家司马迁将张骞出使称作“凿空”，意思是他第一次走通了前人未曾开通之路。对于西方世界的探索在后来又有了新的尝试。东汉时代，班超奉命派甘英出使大秦。这大秦，就是当时汉人对于罗马帝国的称谓。几经辗转，甘英到达了波斯湾。虽因航海不便折返，但甘英出使表达了汉帝国对于罗马帝国的强烈交往动机。罗马帝国对于汉帝国的兴趣亦然。在甘英出使的半个世纪之后，罗马安敦尼王朝借助海路成功实现了对东方帝国的探访，在洛阳，这位罗马使节向东汉的君主献上了贺礼。

以今日之视角来看，我们当佩服这位罗马使节的勇气与幸运，然而，若从文明史的角度而言，罗马使节来华以及此前汉使张骞与班超的西域之探，当被视为标志着西方古典文明与东方古典文明开始建立往来的划时代大事件。正是有了这种最初的交往，并借助于中亚地区的文明交往中转站，罗马帝国与汉帝国，才开始意识到另一个繁华世界的存在，东西方的物质、文化与生活方式，才得以相互渗透并彼此影响。比如，中国的丝绸大量输运到罗马，并成为贵族追慕的对象。在当时的罗马帝国上层社会，以中国丝绸作为服装面料已成为符合贵族身份的时尚。由于中国丝绸工艺精湛、质量上乘，再加之长途转运而价值倍增，这种源自东方的带有神秘色彩的丝织物，因数量有限而成为稀缺商品，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何汉帝国的丝绸与罗马帝国上层的奢侈生活构成了表里关联。当我们在罗马帝国的艺术遗物上看到当年的罗马贵族身披东方的丝绸，享受着西方式的荣华富贵的时候，我们是否会觉得，这就是人类古代文明最初相互交往的缩影？

文明的交往，表明交往双方有互通有无之需，同时也表明，交往双方各具文明特色。经过初步的比较，我们会发现，在公元前后同时存在于欧亚大陆两端的文明，也堪称在当时的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文明——罗马文明与秦汉文明，既有内在的相似之处，又各具鲜明的历史风貌。

首先，从帝国建立与文明形成的角度来看，罗马与秦汉大体都经历了以武力开疆拓土、四处征伐，由蕞尔小邦或弹丸之地，逐渐发展成为纵横千里、臣民种族各异的大帝国的传奇过程。公元前8世纪时，罗马由拉丁姆平原崛起，历经意大利战争和地中海世界的征服，到罗马帝国时代，终成为横跨亚非欧三洲的、以地中海为核心的庞大帝国。同样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秦获封为诸侯国，此后200年间，经历不断扩张，秦开始崛起于陇西。在春秋战国群雄争霸的历史环境中，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在秦代政治遗产的基础上，汉代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得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尤其是北击匈奴，凿通西域，东联朝鲜，南接缅甸，至公元前1世纪左右的汉武帝时期，汉帝国在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等方面发展到了巅峰状态，从而成为可与西方罗马帝国比肩的东方文明国度。

其次，从帝国巩固与文明恒久存在的原因来看，罗马与秦汉（尤其是汉王朝）皆采取了有力的政治制度，由此方使各自的国家存续久远，使各自的文明能够波及四方，泽被后世。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皆幅员辽阔，不可避免地要通过划分区域加以统治。对于罗马帝国而言，其行省制当属一种有效治理国家的制度首创。在罗马对外征服的过程中，罗马人就通过因地制宜、分而治之的政策，灵活地处置被征服的领地。罗马统治者逐步地、有条件地向那些归顺的被征服者授予公民权。行省的建立及直接向行省派遣总督，则标志着罗马行省制度的规范化。到了帝国时代，中央对各行省的控制更为紧密，地方的罗马化进程得以推进。行省的稳定与发展为罗马帝国的强大与继续对外扩张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罗马文明的辉煌绝对离不开各行省的繁荣。与罗马帝国统治模式相似，秦汉帝国也特别重视统治制度的建设。秦始皇废除封建诸侯制度，实行郡县制，还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制度，规范文字。汉初曾分封异性诸王，为巩固统治，刘邦等统治者先后实行分封同姓王以及“推恩令”等措施，限制地方势力，减小地方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为加强中央集权，汉朝还推行中央直接统治地方的郡县制，郡守和县令皆由中央任命，有力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再次，借助政治制度的建设来维护帝国统一固然重要，但从帝国稳定的角度来讲，思想文化的控制同样不可或缺。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皆采取了相应的思想文化举措来应对时局，但其效果可以说是有所不同。众所周知，罗马帝国原来信仰的是多神教，后来，随着基督教在罗马的传播，罗马统治者颁布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公元4世纪末，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基督教的传播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罗马帝国动荡的社会土壤，同时也深刻改变了这个帝国的命运。有人将罗马帝国的衰亡归因于基督教的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罗马统治者采取的对于基督教的政策实则不利于帝国的稳定。但若加仔细思考，便会发现，这种因果解释太过简单，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罗马衰亡同样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归因于复杂的因素。以另一种视角考察，基督教正是借助罗马帝国所提供的天时和地利，才成长成为一种信众广泛、影响深远的宗教。罗马帝国虽然灭亡，但在帝国版图上成长成熟起来的基督教，却构成了罗马传给后代西方的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如果说基督教构成了当代西方文化的核心要素，那么，造就西方这种文化特性的最初的努力，当归功于罗马人。(www.xing528.com)

与罗马帝国稍有不同的是，秦汉帝国的思想文化统一措施，既奠立了日后中国正统文化的主流发展方向，更在帝国治下起到了稳固统治的作用。公元前213年和前212年，秦始皇先后焚书坑儒，其主观出发点即是统一社会的思想，当然也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浩劫。汉武帝的思想文化政策出发点可谓继承前朝，只不过其形式显得更为温和一些，那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于帝国稳定有利，但显然此举钳制了思想，限制了文化的发展，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后世几千年来官方认可的正统。今日之东方文明具有鲜明的儒家思想特性，这不能不说是与秦汉帝国通过行政手段所规定的文化发展方向有关。

又次，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在崛起与发展的过程中，始终都经受着北方外来部族的猛烈冲击。为此，两大帝国的各代统治者皆采用各种方式予以应对，有和平交往，更有武力对抗，但结果却大相径庭。在希腊、罗马农耕世界的北方，有克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将其称为蛮族，其中以日耳曼人对罗马人的威胁最大。罗马崛起和衰落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罗马人与日耳曼人长期拉锯争夺的历史。起初，强盛的罗马向日耳曼人的领地进攻，扩大帝国的北部版图。公元前1世纪凯撒所著《高卢战记》即描写他北击日耳曼人的赫赫战果。公元1到2世纪时莱茵河畔的哈德良长城，尽管规模远逊于秦汉的万里长城，但作为防御日耳曼人的工事，还是基本上发挥了作用。可是到了公元3世纪以后，罗马国力一日不如一日，边境松弛，日耳曼人不断涌入罗马帝国腹地。再加上，此时的罗马统治者时常主动征召日耳曼人入境，因为此时内外交困，国运动荡，统治者不得不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故此不计前嫌。可是，正是此举加剧了罗马的日耳曼化过程，罗马统治者就这样亲手为自己的国家培养了掘墓人。

公元375年，来自东方的匈奴人向顿河流域的东哥特人发动进攻，由此引发的蛮族迁徙的连锁反应可谓一浪高过一浪，长达200年的亚欧民族大迁徙运动正式拉开帷幕，而推动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则是东方的汉帝国。受此影响，之前和平渗透式的日耳曼向罗马帝国的渗透，改为狂风暴雨式的武力冲击。公元378年，罗马军队在亚德里亚堡输给了西哥特人，连皇帝瓦伦撒也阵亡疆场。此后，象征罗马帝国政权中心的罗马城，又几度陷于蛮族铁蹄之下，永恒之城的神话就此破灭。此时的罗马帝国，已然成为蛮族各部长驱直入，尽情厮杀的疆场，而罗马军团往昔的霸气已不在，罗马帝国的君主不得不任人摆布，毫无回天之力。在这样的形势下，罗马帝国倒数着末日时刻。公元476年，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具有特别标志意义的年份，就在这一年，蛮族出身的罗马将领奥多亚克废黜了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那个曾经强盛一时的帝国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早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兴起于黄河河套及阴山一带的匈奴人，就已发展成为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游牧民族。战国时代，燕、赵、秦在各自的北疆筑起抵御匈奴的长城，后来，秦始皇又将三国的长城连起，并扩建成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如今，这座象征着古代中国文明成就的建筑物，也作为历史的见证，昭显着亚欧大陆东端所最早发生的游牧与农耕世界的交融。西汉初年，无力抗击匈奴，统治者遂采取和亲政策，以维持北部边陲稳定。汉武帝时，国力强大，卫青与霍去病数次击退匈奴，张骞出使西域又削弱了匈奴的势力。到了东汉，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被允许入居农耕地带，并成功与汉族及其他民族融合；而拒绝归附的北匈奴则在汉王朝的压力下，于公元91年“乃远引而去”，开始了漫长而又传奇的西迁之旅。

应当注意到的是，主要由秦汉帝国驱使挤压而导致的匈奴西迁，并不是影响力仅仅局限于亚欧大陆东端的区域性事件，而是造成了系列历史运动，并引发整个亚欧大陆历史变迁的带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匈奴人西迁，不仅席卷中亚，而且冲入欧洲内地，正是在匈奴西迁所引发的民族迁徙的连锁反应下，广居亚欧大陆农耕地带上的游牧民族才先后涌入农耕地带，由此开启大规模的农耕与游牧世界的相互交流与融合，这个曾经孕育世界上古文明重要发祥地的大洲，在此种交织着暴力与和平交往的文明激荡中，又开启了一段新的历史时期，也就是中古文明的进程。

由一支游牧民族迁徙所引发的欧亚大陆的一端与另一端之间所发生的这种历史关联，并非一种偶然性的关联。放眼公元前后的欧亚大陆的地图，便不难发现，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在这片大陆的中段，自东向西逶迤存在着一条界线，它的北面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如中国北方的匈奴人，及其所进攻并导致迁徙的中亚游牧民族，还有冲击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部族；而它的南面则是习惯于定居务农的农耕民族，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即是当时农耕民族的文明之花。南富北穷，是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格局的重要特征。受财富的诱惑，游牧民族时常冲入农耕世界，有时甚至威胁农耕文明的生存。当然，在暴力冲突之外，更存在着长期的两个世界之间的和平交往。由暴力与和平交往方式所构成的两大世界的文明交融，构成了古代亚欧大陆文明的重要内容，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构成了一种必然的联系。

同是当时强盛一时的帝国，同要应对北部强敌的袭扰，但结果却大有不同，其细致原因何在呢？如果从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寻找一些规律，则不外乎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两个方面。从主观原因，也就是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对待游牧民族的政策而言，秦汉帝国的举措似乎更为灵活多变而又富有实效。汉初的和亲政策，汉武帝时期的关键性反击，东汉时期允许南匈奴归顺的决定，都起到了应有的控制匈奴人的效果。反观罗马帝国，长期的以蛮制蛮政策，无限度地容许蛮族参与罗马帝国的军务，到头来使自己伤了元气。军事上更是屡见败绩。即使是耗力巨大的罗马哈德良长城，也未像秦汉的长城一样，真正起到抵御外敌的作用。从客观原因上看，罗马帝国的败绩似乎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及面对敌人的强悍程度相关。秦汉帝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东端，恰巧，那里又是发起亚欧民族大迁徙的出发点。秦汉帝国赶退了匈奴人，即可以大大扫清外患，而他们何曾想到，正是在其压力下而远走西域的匈奴人，引发了此起彼伏的游牧民族的迁徙，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如一只蝴蝶翅膀所煽动的大洋另一岸的风暴，而这所有的后果，最终都不可避免地由位于大陆另一端的罗马帝国所承担，在那里，风起云涌的日耳曼人已没有更广阔的空间可以选择远遁，他们将繁盛的罗马帝国当作可以大快朵颐的面包，于是，这个老大帝国就不得不面对这些游牧民族的蚕食，直到终结。这样的结局说明，古代帝国历史的发展并非全然决定于自然地理环境，并非全然受制于偶然事件，但却不是与环境和运气毫无关系。

帝国的繁盛，为社会生活的进步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和安全环境保证。当年的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都可谓是世界上一流的超级大国，它们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臣民种族复杂，文化丰富多样，能到这样的国度里生活，对于那些深处帝国边陲的族群来说，应当是一种向往，否则，便不会有一波又一波的来自蛮族的侵扰了。在这样的环境里，民众的生活质量应当说普遍比前代有提高。尤其是那些直接占有大部分社会财富的统治者，包括君主和贵族阶层，可以说是享受着比较奢侈的生活。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统治者，都花费大量资财，为自己修建豪华的建筑物，从大理石的罗马，到东方的阿房宫，这些建筑既代表着一个帝国的曾经的不可一世的繁盛与霸道，同时也昭显着一代君王的野心，更意味着一代百姓所倾注的智慧和心血。那些暴殄天物，极尽奢侈的君主，都被钉刻在了后世暴君的耻辱柱上，如尼禄，如赢政。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普通民众在帝国政权重压下的辛勤劳作，才成就了王公贵族的纸醉金迷的生活，同时，也正是高高在上者所亲手加剧的社会等级与贫富的巨大差距，为那貌似强悍的帝国悄悄埋下了分崩离析的种子。当汉墓中价值连城的金缕玉衣再现天日，昭显当年侯门贵族是何等的奢华的时候；当读到尼禄纵火焚烧罗马，自己却在城楼上高颂特洛伊失陷的荷马诗句的时候，我们是否能感觉到，这两个强大的帝国的命运，将由此而改变呢？人类每一个判断都是历史的判断。古代帝国的兴衰正昭示着这样一个道理，社会生活风尚，尤其是统治者的生活习气，实际上正构成了一个国家与民族兴衰的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