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之律师、医生、作家：探秘专门职业

专门职业之律师、医生、作家

罗马有许多需要知识和技术的职业，但其中只有律师职业才会受到罗马人的重视和青睐，这是因为罗马的政界领袖，即罗马人所说的官员，都是从律师行业中挑选出来的。当时，文人地位较低，作家很难以文人身份在有生之年赢得人们的肯定和尊敬，大作家维吉尔是鲜有的例外，而其他的许多作家，甚至包括西塞罗在内，之所以能在当时享有一定声誉，主要是因为他们有雄辩的演讲口才，而绝不是因为自己的著作。像奥维德或马提雅尔这样的文学大家，虽然作品在当时就很流行，却始终都不能靠作品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许多建筑师、内科医生、外科医师，还有牙医，一生都背负着奴隶或曾经是奴隶的烙印，永远都无法完全抹掉。

律师

“擅长演说的优秀人士”，这是公元前2世纪中期加图对律师的描述。早在那时，罗马人就已经养成了从事法律事务的习惯，许多条件好的罗马家庭，都希望家里的男孩子去学习如何为朋友或委托人辩护，以及如何对敌人或对手提起公诉。这同时也是登上政治舞台的一种最好方式。因为审判常常是在公共场所即广场举行的，那些成功的辩护人很快就会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如果参选应聘当年政坛的空缺职位，这会为他们拉拢不少公众选票。每年政府都会有些空缺岗位，当选获得此类职位，既是获得议院席位的方式，也有可能成为获得罗马国家或地方省市高级官员职位的方式。

因此，年轻小伙子到了17岁，就脱掉未成年人的条纹长套衫，换上象征男人气概的素白宽外袍，由一支朋友组成的欢庆队伍簇拥着，在年长者的正式引荐下，以演说人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家里人则会想办法请一位在国家事务中声名显赫的人物，最好是执政官或前任执政官，担任他的担保人。在这项庄严的仪式之前，以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位年轻人都要竭尽全力去学习一切有关法律程序和罗马各项法律的知识。在整个共和国时期，要获得这方面的训练只有一种方式，就是追随某位成功的资深辩护人或律师，勤勤恳恳，踏实学习。比如，马尔库斯·图提乌斯·西塞罗的父亲在当时的教会中有些朋友，因此小马尔库斯才能得到执政官帕布里乌斯·穆奇乌斯·司凯沃拉和一位会占卜的亲戚安古尔的指点，从他们那里学习法律程序的规则和技巧，以及如何应对辩论法庭上的审判员和裁判官。

到共和国晚期，罗马有一大批的优秀人才都辛勤忙于法律事务。诉讼审理时需有一支由审判员组成的专门陪审小组，审判员人数多达50或60名，是从近4000名候选人的名单中选出来的，所有候选人均来自上层阶级，诉讼审理则由一名裁判官即资深行政官主持。由审判员组成的这支陪审团类似于英国司法制度中的陪审团，不过古罗马陪审团的作用和影响力要更大，英国的陪审团仅仅负责对有纠纷的案件进行公平判决，而规定和解释法律要义的权力则由英国法官执掌。罗马陪审团则并没有这些限制，他们拥有较大的自由权，能对罗马法律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因为最后的裁决取决于他们的判断。毫无疑问，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冷逻辑和大量的法律学问都一样至关重要，但仅凭这些还不够。律师或辩护人还需努力展示自己的雄辩口才，以此来博得审判员的同情和兴趣。因此，夸张离谱的戏剧化措辞是罗马辩护中的一大普遍特色。

罗马的年轻人若要掌握法律学问，必须得熟悉罗马各种法规、司法形式和程序、历年来法庭上裁判官作出的判决意见和法律裁决，还有专业课本及专家就某些特殊法律要义达成的学术约定。除这些外，他还得了解罗马人常常欣然遵守的古老习俗。裁判官的各种判决也极为重要，值得研究，因为罗马裁判官与英国法官的做法不同，在英国，法官的判决是对普通法的解释、描述和运用，而罗马裁判官的判决绝非如此简单，它能对法律本身进行细微的修改。由于这些知识既繁多又复杂，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律职业就变得越来越形式化和专业化，分成了两大主要专业。其一就是法律顾问团的出现，这类人对法律知识极为了解，却无意或没有能力面对法庭上混乱的舌战局面。因此就会有委托人和辩护人前来请教一些棘手的法律要义，而他们则会对提供的建议收取一定的咨询费用。而那些出庭为案件辩护的律师则不能要求也不允许收取费用。这些律师的报酬往往是以“礼物”或遗赠等方式间接呈现的。陪审员和裁判官也同样没有薪水，但这些职位的竞争和角逐仍是非常激烈，因为人们能从中获得巨大的影响力和社会地位。盖乌斯·格拉古执政时，一些出任法庭审判员的元老院议员与地方省级官员相勾结，对这些官员勒索当地商人的行径偏袒庇护，于是格拉古将这些审判员全部撤换，改由部分商人出任，引起了当时元老院议员的强烈反对，他们的愤怒也证明了法官这种职业的特殊地位。

到了帝国末期，律师跟其他许多罗马居民一样，都受到了世风日下、道德标准破坏的影响。其实此前也有陪审员受贿之类的行为：西塞罗就曾公开谴责这种行为，说这是当时政治腐败的重要标志。如果说罗马史学家马塞林在公元4世纪末所写的内容属实，那么那时他已目睹了一场严重的衰退，“我们看到的是最狂暴、最贪婪的人类阶层。”他沉痛地写道，“他们围着富人的房子，阴险狡猾地制造出各种诉讼。”的确，在与他同时代的大部分律师身上，他已找不出任何优点。许多律师无知至极，“如果有博学的人在场，提到某位古代作家的名字，他们竟会以为是国外某种鱼或食物的名字”；更糟糕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家都只能天天敞开着大门，任由堕落的法官和律师变着名目偷窃抢掠，这些法官和律师都是一丘之貉，把穷苦人民的利益出卖给军事指挥官”。虽然罗马法此时已经成形，但也像那些腐坏的法官律师一样，让一些恶人可以逍遥法外。尽管帝国专制的力量已经削弱，各种暴乱反复出现，帝国随时都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但罗马法仍然展现出了一种活力、一种生命力，正是由于这种活力和生命力，罗马法才能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延续下来，成为法治的基础，而法治也作为罗马久负盛名的文化成果之一，为罗马共和国赢来了又一著名美誉。

医生

老普林尼在公元1世纪时说：“罗马600年来都没有医生。”如果不是希腊人，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有医生。在加图和西塞罗的祖父的年代，罗马旧学派对希腊人非常不屑。他们不仅从来没有过任何医生，而且也不愿意相信希腊来的新移民。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有很长一段时间，“赶走希腊人”这句口号在一些社圈里很能引发同情和共鸣。希腊人完全是凭着自己的美德，慢慢地赢得了罗马人的承认，至少赢得了罗马知识分子的肯定。西皮奥·阿弗里卡纳斯、西皮奥·埃米利亚努斯和盖乌斯·格拉古等几位赫赫有名的罗马人，在公元前2世纪时率先将希腊文化引入罗马。他们为一个世纪后的西塞罗向希腊人学习铺平了道路，西塞罗经常流露出自己对希腊人的深深敬佩，并承认自己从希腊人那里受益匪浅，“（他们是）真正的人类种族”，他说，“在他们身上，不仅存在着文明，而且众所周知，正是他们将文明传播到其他民族的。”连最富思想的拉丁诗人和哲学家卢克莱修也称，“第一个真正的人来自于希腊”。此时的罗马人与地中海各民族不同，他们愿意并且能够重视和吸收希腊人所教授的东西。

圆筒里面装的是医生使用的医疗器械

在接受希腊人医学知识的基础上，罗马人开始相信并利用药草和药盐，起初这些物品是帮助祭司和神侍人员给人治病的，带有宗教色彩，各家的神侍人员都由一家之长担任，因此，药草正是通过各家家长得以推广应用的。各户的家父，即一家之长是大祭司，常常收集各种药物并将之存放在摆有家庭守护神帕纳特斯的储物柜中，喻示这些药物将得到家神的神力庇佑。如此这般珍藏的药粉和药剂中，有一些极为罕见和奇特，甚至叫人恶心：有角斗士的血，动物的粪便和尿，人体的肥肉，婴儿的脑子，海豹的胃内膜，诸如此类，不计其数。这些东西越是奇异，越是让人厌恶，人们就越是对其神力深信不疑。“未知的事物总以为是宏丽的”，史学家塔西陀对这种人类通病如是总结道。但也因此，对于身受病痛之苦的病人来说，至少意味着在当时各种神秘的超自然疗法失效时，还有某种办法可以寻求。当时人们多依赖于一些超自然的治疗方式，具体有：神秘的抚头顶按手疗法，宗教式的捆绑松解，口中念叨名字和咒语，膜拜某些神秘数字，运用圣井、圣泉、神圣浴水等，用圣水施以涂油礼，睡庙堂，供奉，献祭，以及释梦，等等，这些都是人类治疗疾病的重要疗法。其中很多方法令人作呕，非但无益，反而添乱，不过在这些念叨咒语的莫名行为背后，也有一些明智、健康的成分存在。比如加图就靠食用大量卷心菜保持身体健康，卷心菜富含维生素C，这对于饮食条件受限的罗马人来说，极富营养价值，尤其适合漫漫冬日里食用。

罗马早期的医学都以神力为基础，治疗的能力全归于众神。在罗马的传统中，医疗护理是纯粹私人的事，主要是家长的责任。当妻子、子女生病时，由家长直接治疗和照顾；家庭成员中较低等级的人生病时则由奴隶照顾。老加图就有能治疗多种疾病的药方清单，其中特别强调“白菜可治百病”。同时，家长还负责为家族中的病人求助于神秘的力量，例如向生命女神卡纳祈祷，她专管内脏，为人抵御嗜血的斯特利吉的危害。或者求助于一些有特别能力的人，如马尔斯山的人们，他们知道治疗蛇咬的草药和咒语。当严重的疫病流行时，病人就被送到埃斯库拉庇乌斯神庙提供的医疗室，如果是奴隶，在那里得到痊愈就得到自由。

后来希腊内科医生的出现取代了这种由家长治病的局面，这些希腊人有的是富人家的奴隶，有的曾为奴隶后又获得了自由，他们懂医术，以治病谋生，罗马终于开始有了具备这种专业技能和知识的人才。因此，直到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罗马才出现了真正的医生，但他们并不是罗马人，而是作为奴隶或俘虏的希腊人。罗马上层社会本就蔑视体力和手工劳动，对这些有着奴隶或俘虏身份的行医者，当然更不会放在眼中。公元前46年，尤利乌斯·凯撒允许罗马市民从医。这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后果，一些庸医和骗子自诩懂医术，靠厚颜无耻的吹嘘和虚假的知识抢走了真正医生的生意，以此聚敛起大量的钱财。老普林尼曾说：“医生是唯一能够夺掉他人性命却不受惩罚的人……不过对这一点我们却丝毫也不在意，毕竟他们会给病人带来治愈的希望，希望总是诱人的。”我们不难想象，有多少不幸的人，男人，女人，孩子，就这样死在这种无赖的手里。在罗马的历史上，医生并不像今天这样，需要参加一些指导课程，通过严格的考试后获得文凭证书，然后才能合法申请从事医生的工作。马提雅尔曾抱怨说：“辛马库，你一来照顾我，我就觉得自己病了，你还带来了100名学徒，100只被北风吹得冷冰冰的手在我的身上乱摸。原来我不觉得自己发烧，可现在我病了。”(www.xing528.com)

罗马人的这种风俗既荒谬又根深难除，为了有效地与之抗衡，一些优秀的希腊人以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神灵感应说来武装自己。希波克拉底在公元前5世纪接受了当时流行的信条，即“所有的疾病最初都是神圣的，没有哪一种要比其他疾病更加神圣，也没有哪一种更具人性”，但是他又作出了重要的补充，认为“每一种疾病都有其自然特性，是由于某些自然原因才产生的”。从无知到迷信，从迷信到贪婪，渐渐地，希腊医学的价值和精神暂时赢得了罗马人的认可。第一位在罗马名利双收的希腊名医是阿克列比德，公元前91年他到达罗马，行医生涯集中在西塞罗的时代。据老普林尼说，阿克列比德起初想做一名修辞学教师，失败后突然转行学医，而当时他对医学不甚了解，甚至可以说一无所知。罗马以前的传统民间医药中有许多糟糕的治疗方法，他对这些弃之不用，而是主张多运用一些自然的方法，尤其强调饮食、锻炼、新鲜空气、光、按摩、洗浴以及合理规律的生活方式。他同时还是位著名的外科医生，他对病人态度极好，他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对旧式疗法的忽略和摒弃，而不是对新式疗法的关注和探索。他是第一个敢于直面当时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并勇于反对强大的迷信势力的人，从这一点来考虑，他所取得的成就的确称得上伟大。

专职医生与专业化民用医院在罗马出现皆比较晚。在共和国时期和帝国早期，医生很少受重视。直到公元2世纪以后，医生的地位才渐渐得到认可。这主要是因为，权贵人物常请医生疗伤，所以医生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才开始改善。公元4世纪的社会进步体现为，罗马市民可以到专门的医疗服务机构看病。公元350年，基督徒在罗马帝国建立起第一所正规的民用医院。此前，医生大多是个人在家中坐诊，有时他们也被召到富人家中。与民用医院的发展不同，军队对医疗设施和医生要更为重视一些。大型的罗马军事要塞皆设有战地医院。

尽管罗马医生的社会地位不高，也的确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江湖庸医”，但罗马帝国时期还是出现了不少艺术精湛的医生。马可·奥勒留统治时期，医生盖伦取得了一些伟大成果，更被誉为“神医”，但此后医学的进步时代结束了。人们不再依靠科学，转而相信一些迷信的老妪疗法，于是魔力和东方鬼怪之说风靡一时，占据了统治地位。不过，在古罗马，不管医学成果能带来什么样的益处，其分配都是极不公平的，因为穷人很少有机会或者根本没办法接触到那些好医生，另外，当时除了一些军用医疗设施外，穷人根本就找不到医院或诊所。直到帝国末年，受基督教的影响，才出现了一些为穷人看病的医院。可能会有一两个医生在自己家里接待病人，但罗马多数病人都只能在自己家中等死，许多患者连最基本的医护和照顾都得不到。公元1世纪时，古罗马哲学家塞尼加说病人临死时都是孤零零一个人，“没有人会坐在旁边陪着临死的朋友。不管有多想，都没有人敢亲眼瞧瞧临死前的父亲”。

随着罗马人简朴的旧式乡村生活方式让位于世故复杂的城市生活方式，一些新的疾病开始出现，比如罗马周边的拉丁乌姆和坎帕尼亚都曾经是肥沃的平原，后来成为了沼泽地，随之便出现了疟疾。斑疹伤寒症、痢疾、肺结核、天花、炭疽热、狂犬病、破伤风、瘟疫等，都很容易风行起来，给毫无防御能力的罗马人造成巨大的伤亡。对于这些疾病，罗马人不仅仅是无药可治，更严重的是他们还没有一点真正的科学探索求知欲，既不做实验也不去研究，根本不去尝试着寻找治疗方法。就连精力异常充沛的老普林尼也抱怨说，“我们的君王沉浸在世界进步和艺术进步带来的快乐中，我们在他的统治下尽情享受着神灵赐予的和平，然而，对于任何一种靠研究获得的知识，我们都没有做出一丁点的补充，甚至连前辈先人的发现，都没有仔细地学习过。”他因此总结说人已变得懒惰和退化了，诚如他所言，若非如此，罗马人应该会取得更伟大的成就。

接下来，再重点谈一谈外科手术和外科医生。

外科手术在经历了试验、失误、解剖等长期的实践后，达到了很高的熟练和精确程度。在庞贝古城遗址处，已经发现了近200件各种各样的手术器具。据此推断，古罗马可能已有了娴熟的骨折和脱臼医治技术，假肢也已经出现。外科手术中已能够使用手术刀去除脓肿和消除肋膜炎。由于没有麻醉和消毒措施，即便是外科手术专家主刀，病人休克和手术的风险性都相当大。应该有不少人死在那些笨拙的医生刀下，或者成了某些医生练习的实验牺牲品。那时的手术不像现代外科手术这样神奇，甚至连现在很多非常简单的手术，如阑尾炎手术，都远远超出了罗马人的技术水平。不过，手术治疗在当时要比在现代社会更受到大众重视。

有经济能力的罗马人可以享受专业的全身按摩。4到6名男按摩师同时对身体进行按摩治疗，起初动作很慢很柔，渐渐速度加快，手法加重。为了获得结实的肌肉，保持良好的体能，许多人还参加各种医疗体操训练，这些体操是早期由希腊人传入罗马并逐步完善的。这些治疗方式，再加上经常用冷水和热水搭配洗澡、泡温泉、参加球类赛场或逐猎场上的训练，使许多罗马人都保持了很好的体能，身体素质比今天城市里生活的一般商人要强壮得多。

罗马人关于牙科知识的记载非常少。不过，伊特鲁里亚人中曾出现了一些技术非常娴熟的牙医。在罗马贵族元老院的《十二铜表法》中，规定禁止将金子与尸体同葬，但有些人“牙齿上镶的金子”则为例外。如果这点可以表明牙科技术水平的娴熟度，那么罗马人很早（约公元前450年）就掌握了熟练的牙医技术。西塞罗曾提到过一个教希腊人如何拔牙的神。老普林尼有许多治疗牙疼的药物，其中有一种车前草粉末，仍为今天的顺势疗法医师所推荐使用。经济条件许可的话，罗马人也经常使用牙膏。他们有一种物质，可能是碳酸钾或碳酸钠，可以用来擦牙或烤在牙齿上，以恢复牙齿的洁白。牙齿变黑和长有污点的现象比较普遍，马提雅尔对此常常表示厌恶，他在作品中也提到过几次假牙和牙医，他说：“卡斯凯留斯拔掉坏牙，防止牙齿腐坏。”

作家

今天大部分作家都可以从其著作发行中获得一定量的报酬或版税，但是，古罗马的作家能从发行中获得多少直接的报酬，或者是否能够获得报酬，并没有明显的证据。马提雅尔曾写信建议读者从书商阿特克托斯或特弗恩那里购买自己的诗歌，从中可以看出马提雅尔能从书籍销售中得到些回报，虽然他说他的书“被勇蛮的百夫长在雾色中翻看，在战旗旁阅读，连英国人都在纷纷吟诵我的诗行。这有什么利润呢？我的钱包却一无所知”。毫无疑问是书商获得了利润。当时和现在一样，作家创作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钱财，仅是作品能出版发行就常常让他们觉得满意，他们希望自己的见解可以得到传播供人讨论，甚至希望能因此成功地影响到别人的思想，使人们接受自己奉为真理的信条或观点。许多人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知名度，为此他们甚至为公众朗诵，这与现在一些作家通过电视节目宣传自己的方式类似。西塞罗眼光更为长远，希望对子孙后裔有所影响，他说，他最关心的，不是同代人对自己的议论，而是百年之后世人可能会怎么评价他。

那些靠写作和口才出名的人，也有可能会得到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有时候他们的优秀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得到认可：某些对他们心存感激的仰慕者会给他们留下大量的遗赠。这种方式常让后来的许多作家羡慕不已，盼望类似的事情能在自己身上重现。西塞罗就从这种慷慨的遗赠中获得了可观的收益，他常向人炫耀自己的大笔财富，觉得这是种荣誉。继他之后的又一代作家维吉尔和贺瑞斯更是幸运，不用等到自己有钱的朋友去世，他们找来了梅塞纳斯做自己的保护人，梅塞纳斯深得奥古斯都大帝的信赖，靠着保护人和皇帝的仁慈和慷慨，他们俩都能过上悠闲的生活。

这些事情激励了后来的作家，他们都希望得到类似的恩惠，而一旦这样的好处自己没能得到，或是没能如期而至，或是数额太小，他们就会转而写下刻薄之语。“要是有许多许多的梅塞纳斯，我们就不会缺少维吉尔这样的大作家了。”连马提雅尔都曾这样说道，尽管他知道这绝不会成真。不过他还是毫不隐瞒自己希望得到资助的愿望，“如果仁慈的神再赐给罗马一个梅塞纳斯”，他说，“我可以写出多么不朽的篇章啊！”后世虽有些富人把作家列入自己的朋友圈，但再也没有像梅塞纳斯和奥古斯都那样慷慨大方、识才怜才的保护人了。后世君王有时会为有才华的文人谋些差事，但这与维吉尔和贺瑞斯的休闲安逸相比，自是难以同日而语了。

如果说社会对才华横溢的作家和演说家有所亏欠的话，就在于它不大可能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以实用的物质方式恰当地回报他们的才华。普劳图斯、特伦斯、卡图卢斯、西塞罗、卢克莱修、维吉尔、贺瑞斯、李维、奥维德、塔西佗以及其他一些罗马作家，他们的名字历经了几个世纪，越传越响，读者圈也越来越广，可是很明显，他们自己都没能享受其作品所创造的巨大资本价值。不过，所有天才都是如此。因此，如果仅以金钱来衡量他们作品的价值，本身就是一种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