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

现代新儒家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论争的当代价值

曾令华

一、“孰体孰用”：两类文化精神论争之的

现代新儒家是在一战暴露资本主义的本质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对西方现代化进行深刻反思并将东西方文化予以比较而兴起的一个文化和哲学流派。现代新儒家“一方面是产生于对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反省，另一方面又是这一文化冲突的产物”。无论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到20世纪50年代后活跃于港台地区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还是再到当今仍活跃于文坛的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人，都是一脉相承的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他们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为依傍，以恢复儒家的价值体系为特征，并以此来吸纳或“华化”西学，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主义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等人就奋起反击。20世纪50年代前后，由于科学主义弱点的不断暴露，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勇于将中国哲学传统“返本开新”，“直接中国文化之潜流，去其土石与沙砾，重显其源泉混混、不舍昼夜、健行不息之至德于光天化日之下”，重扬人文主义的大旗，同“五四”主流知识分子形成了相持而又相通的格局。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儒家的第三代代表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将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和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儒家的现代化实践，奉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综合论、合一论、超越论，以更加贴近时代，更具现实意义。尽管“新儒家”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这一论题上多遭非难，但其独特而深邃的思考，已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重要思想之一，并成为现代人文致思的一种必要的张力。两类文化精神“孰体孰用”呢？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思想的奠基人，他认为科学主义“没有给人以根本人生态度”。张君劢是现代新儒家发端时期的另一代表人物，曾挑起了“科玄论战”。他在比较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时，认为前者以价值中立的态度一味追求实事中的“是”，后者则是对人生选择的总趋向作某种堪认为“好”的肯定。换言之，科学精神的“是”是主体对客体的非价值性的对待与判断，人文精神的“好”是主体对自身祈求或向往的关于价值的反省和与此成表里的主体对客体价值的认识。所以，要“以自己的人格为主体，以中外古今的文化为用具”。

事实上，“新儒家”第二代代表人物唐君毅对儒家文化的阐释与发扬是通过人文主义这一独特视角来把握的。科学精神即谓“重概念之分析理型之观照之希腊科学精神，依假设之构造以透入自然之秘密，而再以观察证实”，因而他认为科学的道德生活在于“真理之把握”，科学精神的根本就在于“实践”；而中国文化就是以儒家人文主义为中心的文化，“所谓人文思想，即指对于人性、人道、人格，人之文化及其历史之存在及其价值，愿意全面加以肯定，不可忽视，更不加以曲解。以免同人以外、人以下之自然物相等的思想”，人文精神“近理想主义，而性即理心即理，尽心知性以成己成物，则知事知天，则归宿于道德”。唐君毅认为，儒家思想是人文精神的思想类型和文化模式，人文精神则是对儒家思想内蕴真谛和表象特征的整体把握。到了牟宗三那里，人文精神就是“反物化”，就是“提醒理智主义的僵化”以及“价值观念之开发”。而科学主义就是科学一层论，理智一元论，“最大的害处就是抹杀了意义和价值”、“只知物，不知人”。

到了第三代，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逐渐走向统一融合，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难发现“体用论”的深刻痕迹。其著名代表成中英主张知识与价值的合一论，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对宇宙价值、人生价值、社会价值深沉的肯定与体验，是基于对生命的会通、对生活的整体反思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西方文化则是主知的理性主义文化，是知识化的宇宙，二者应该合一。进而，余英时则认为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具有内在的超越特征，这种“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为仁由己”的价值观念不仅可以适应现代科学主义及科学精神，而且可以解救更高层次上的现代化社会的精神危机。

不难看出，新儒家在“孰体孰用”的争论中，是由浅入深、由轻之到合之、由合之到超越之。但总体上讲，新儒家将科学精神归于文化的外在层次，而处于文化中核心位置的是纯人文精神式的人生的“态度”或“理想”。张君劢始终守持“心”对“物”的驾驭和点染价值的意义，他坚信科学认识无非是“人的意力”和匠心的客观化，但意力或匠心的客观化并不就是意力或匠心在“物”中的消泯或沉沦。熊十力在他的治化论中明确道出，科学只是“器”，只是“用”，作为儒家价值核心的“仁”才是“道”，才是“体”。唐君毅说：“西洋文化之中心在宗教与科学，而论其文化为科学宗教精神所贯注支配。自中国文化之中心在道德与艺术，而论其文化为道德与艺术精神所贯注”。他进一步谈到：“谓中国较缺乏西方之科学宗教，人无可诤”，“中国人之道德理想，不建基于科学上之自然主义”，相反，“中国人之道德精神却主宰其学术”。“新儒家”认为科学精神就是西方文化精神，“言自然主义，取证于科学，以人与物同为自然律所支配，人欲支配自然，必知其律，以戬天役物，此为科学上之应用技术”。显然新儒家的“体用观”已将人文精神置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优势地位。张君劢在比较中以“一种严谨的方式”使用了下列范畴：现象与物自体，事实与价值（是非善恶），理与气（器），理一分殊，机械论与目的论。牟宗三在《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中甚至断言，必须在科学知识以外，承认有更高一层、更具纲维性、笼罩性的圣贤学问之存在。

二、“返本开新”：两类文化精神论争的价值旨归

（一）满怀“人文复兴”的抱负

“新儒家”原是为了挽救“儒生淡泊，收拾不住”的儒学危局、为了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为了排解人生的苦情和文化的纷扰才去反观玄微的哲学的，但哲学究源寻宗的品格使他们又不得不在天人之际去觅求人文世界同生命世界和物质世界的贯通。“新儒家”认为“道德理性”为“体”，“文化意识”为“用”，使道德自我得以确立的道德理性是“当代新儒学”的文化意识宇宙的普照的太阳而科学活动及其精神气质只是被这个太阳照耀的具象而已。掀起中国人文精神的复兴运动正是“新儒家”们的“追日”。

梁漱溟曾以意欲与直觉比较中西印三大文化，认为“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并认为只有把儒学复兴起来，才是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提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也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并说：“吾确认三重罗网（国家主义、工商政策和自然科学主义）实为人类前途莫大之危险，而尤觉内生活修养之说不可不竭力提倡。”熊十力也说：“不舍器而求道，亦不至睹器而昧于其原，如此方是本末不遗”。到了唐君毅那里这种抱负更为强烈，他说：“中国文化与中国民族，必须两足同时站立起来”，并认为深具人文精神的中国儒家文化具有“举世誉之而不增、举世非之而不减”的光辉价值。与之相对应，牟宗三则提出了“内圣开出新外王”，不仅要在“道统”上彰显人文精神，还要在“学统”与“政统”上实现人文精神。此后，无论是徐复观的人性论、杜维明的现代化理论，还是成中英的合一论、余英时的超越论都具有这样一个特点，一种态度，满怀深远的“人文复兴”抱负。

但是，由于在当时德、赛两位先生迈入国门的浪潮中，以胡适、丁文江、陈独秀等代表的“科学派”猛烈抨击玄学主义的“负隅顽抗”，加上现代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必然会导致满怀抱负的现代新儒家们有排斥西洋文化的科学精神及其实践活动的倾向。他们对科学精神大多给予了具有偏见性的评价，熊十力就曾经在其《明心篇·通义》中就说：“余固知，凡为格物之学者，不得不用纯客观的方法。然当其解决重大问题时，必先之以假设，作假设时，却只靠内心天然的明几（自注：即天机），当下有所启示，而受得住考验，这时，自是一个浑沦的模样，向下，却要实测、分析，种种方法，博求明证，方可以假设成定案，惟自使用纯客观的方法，以至断案立定，成就明确的知识，人便以知识自矜，不知当初实由智力主动，付以全幅图样也”，对科学精神曲解如是。

（二）塑造时代精神的“救世”情结(www.xing528.com)

现代新儒家的产生本身就带有很强烈的“救世”情结，它一方面要遭受“五四”主流意识形态及其知识分子的猛烈抨击，另一方面还要承受欧风美雨的坚强洗礼；一方面要继承恢复儒学传统，另一方面又要与现代连接。这种境况，也促使了新儒家们为了振衰救弊、承亡继绝，最后终于挺身而出、荷道而行。决定挽狂澜于即倒，延续儒家思想精华，弘扬儒家的人文精神，重建儒家的道德传统，解决现世今生的根本问题。

面对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花果飘零，儒学家们早在二十年代初就以对“新宋学”的倡导向人们吐露一种“新玄学时代”的消息了。新儒家定义的“文化”是“社会中精神与物质生活之全部现象”，但这构成“文化”的“精神”与“物质”生活现象并不是一种平列的关系，那是怎样的关系呢？正如张君劢所讲，前者是客观的，后者是主观的；前者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后者则起于直觉；前者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后者则为自由意志的；前者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后者起于人格之单一性。而这，正是他们区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体用观”的具体真实的表现，因此他们认为“文化”的核心就是人文精神。

不同时代应具有不同主题的时代精神。现代新儒家认为“当前”的人文精神已经沦丧，“时风中的理智主义是只承认‘经验事实’为学问的唯一对象”。这可以看出新儒家又将塑造时代的人文精神的重任放到了自己的肩上。新儒家们大都认为，科学及科学精神固然带来了人类物质生活的优裕，但同时也带来了人性的异化与意义的迷失，即“文明至极反而让非文明非理性的力量闯了进来，以至于构成了整个世界的思想危机”，出现了普遍意义上的“意义危机”。他们将科学精神视之为“理智主义”，将研究经验事实的机能视为一元的“理智的分析”即科学一层论。牟宗三甚至对积极鼓吹科学的人们大加批驳：“在主体方面，理智活动以上的情意心灵乃至理智本身的内在根源，他们不视为学问的对象，也不认为这里有大学问。”

“因此，人生全部活动的总根源，成了人类心思所不及的荒地，你愈不注意它，它那里便愈荒凉，愈黑暗，而人生也便愈盲目，愈混乱”。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就是忘记了人文精神的根本，“主权易位”，不仅不能增加人生的幸福，反而加深了人生的痛苦，降低了生活的真素。要医治这些现代病，就必须紧紧把握住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并把它推向世界，并说“这是人类走向未来所能以来的唯一的定盘针”。显现了新儒家们的浓烈的“救世”情怀。

（三）“返本开新”的“入世”心态

现代新儒家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立足于传统儒学，力图用儒家思想为主体来吸收、接纳、融会和改造西学以谋求现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经济等现实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体现出了一如既往的“注重传统”和“积极入世”的思想精髓。现代新儒家不仅不是如“西化派”那般希望与传统一刀两断，反而是一脉相连，于是被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但又不是“国粹派”那么守旧，反而是与时俱进的。他们十分注重寻找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主张开掘传统的“源头活水”以浇灌现代。

于是，在面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时，牟宗三提出来了“返本开新”说，后在1958年元旦，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共同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系统地提出了这一思想纲领。“返本”，就是肯定儒家道德观念在民族文化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维护孔、孟所开辟的人生终极价值本源和宇宙关怀；“开新”则指“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即在于探讨如何从“德性主体”转出“知性主体”和“政治主体”。“返本开新”又被称为新“内圣外王”学说、“三统之说”等，是“道统之肯定”“学统之开出”“政统之继续”的简要概述。事实上，“返本开新”又何尝不是“体用观”的另一表述，即要把儒家的“内圣成德之教”、“接续民族文化生命之本源大流”的道德精神落实到“外王”事业上，此也即是“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一方面，指出科学在价值领域里的无能，科学只是“新外王”的材质条件，而且“新外王”终究要体现儒家的“道统”才是，即要体现儒家之本；另一方面，并不菲薄科学精神，承认科学的事实作用及与传统文化的不矛盾和兼容性，而且“内圣”之本，若想在现代得到发展，就必须借助于“外王”这个“新”。

在全球化的人文精神崩落和道德价值迷失的大环境下，“返本开新”无疑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它不仅反映了新儒家想凸显人文精神在现代社会中的本根性意义，反对物化和精神危机的努力，在人文和科学之间找到平衡的构想，而且也反映了新儒家们想“以人文价值统驭科学的成果”“造福人群，不至于使人流为机器工业或者现代经济制度的奴隶”的极度关怀与忧虑。再者，这一理论的提出、发展与完善本身就是积极“入世”，关注众生万象的表现和近乎完美的精神禀赋。

三、融合会通：同源异构的两类文化精神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科学活动中所具备的意识和态度，是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意志、信念、气质、品质、责任感、使命感的综合，它建立在科学思想和科学观基础之上，是对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规律及其活动主体要求的一种理性升华，是促进科学活动的精神动力，其内涵具体表现为：探索求知的理性精神，是科学所以可能的精神基础；实验验证的求实精神，是科学所以成科学的实践基础；批判创新的进取精神，是科学得以发展的创生基础；互相合作的协作精神，是科学得以继承的重要条件；自由竞争的宽容精神，是科学自由发展、深入发展、优化前进的民主基础；敬业牺牲的献身精神，是科学得以永生的关键因素。此外，现代科学精神在科学活动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过程中，以求真理性为前提，以个体至善德性作为内核，以社会至善伦理为本质，从而形成理性——德性——伦理的有机精神链条。

人文精神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或者说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人文精神包含着人类的审美现象和审美精神。人文精神关注人的思想、心灵，关注人的意义世界，追求人生真谛的理性态势，它是对人本身自由的关怀与追问。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里，人文精神都是以人为核心，既追求美好、推崇理性和多样化，又主张人类的认识有禁区、有极限。现代人文精神是在经济转轨时期，为防止追求财富和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指导下人类文明畸形发展的灾难、为捍卫人的价值和尊严、谋求人类的长远利益而提出的。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作为人类认识活动的产物，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它们同是人类认识和观察世界的两种基本方法和维度，两者不可或缺，无轻无重。那么，主客之分是否可以涵盖科学精神的特色呢？主客之分是否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对抗呢？人文精神仅仅就是天人合一吗？人类的文明史表明，人猿相揖别的精神特征在于：人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尽管这是非常原始的理性萌芽，但却构成了人类精神发展史的起点。而从概念上将主观与客观区别开来、主体与客体区别开来，则是哲学思想发生的重要标志，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巨大飞跃。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曾以寻找世界的统一性为主题。自然科学的“主客之分”并不等于人与自然之分。构成主体性的要素是人的各种规定性中最重要的一种规定性，而构成客体的要素则是泛指一切相对主体性而言具有对象性意义的东西。它不仅包括自然的存在，也包括社会的存在。当思想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也具有不以特定范围内的主体为转移的客体性。因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非根本对抗的异类，而是同源异构的两类文化精神。

（原载于《求索》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