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圈层结构与梯度发展

城乡一体化：“圈层结构”与“梯度发展”模式

城乡一体化是加快缩小城乡二元结构，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发展，实现农村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一种新途径、新模式。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论述和部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任务时明确强调，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目前国内很多地区正在实施的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发展，基本上都在推行五个一体化战略：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劳动力就业一体化；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1]很多城乡统筹实验点、示范区也正通过深化城乡改革，探索出更多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微观实践模式。城乡一体化战略的理论逻辑与操作策略，很大程度上还需遵循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我国城乡空间分布现状原则，以提升我国城乡一体化的效率与效果。

一、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的再认知

恩格斯最早提出“城乡融合”概念。1847年，他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说：“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2]恩格斯指出实现城乡融合的两个标志是：工人和农民之间阶级差别的消失和人口分布不均衡现象的消失。城乡融合的根本在于消除城乡差别，而根本途径在于通过发展生产力与工业化，而城乡一体化是城乡融合的最高境界。城市规划学家霍华德首先清晰地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概念。他在其《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一书中倡导“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结构形态。城市和乡村都各有其优点和相应缺点，而‘城市—乡村’则避免了二者的缺点……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构成一个‘城市—乡村’的磁铁，以表明在这方面是如何迈出第一步的。”^[3]霍氏认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核心在于用新的结构来取代，这种新的空间结构的根本模式在于他后来提出的“田园城市”，并在伦敦近郊的一个小镇进行了实践。经济学家刘易斯则从“城乡二元结构”分析了城乡差别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了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动力机制在于实现因产业变迁带来的劳动力流动，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乡村工业化，从而实现城市与乡村的就业变迁，最终消弭城乡二元对立的产业与就业结构。麦基在考察了欧洲与亚洲国家的发展状况之后，提出了“城乡融合区”的理论。他认为城市与乡村都在同时经历着变迁，变迁的主导性力量是人口、政治、经济、交通等状况的合力，这种合力的结果是导致城乡融合区的出现，它“既不是乡村亦不是城市，而是兼有两者的特征，”而且“伴随着城乡融合区的产生而发展成真正的都市圈，在乡村一都市连续体的所有层次上变得更为都市化。”^[4]麦基的“城乡融合区”与中国近年来的城乡结合带地区有某种类似状况。那些离城市较近的地区，因为城市的扩展与农村的空间结构变化，形成了近郊农村的“集中化居住”与“农村新社区”模式。

城乡统筹发展观点认为，城乡一体化是针对我国城乡之间的户籍、劳动用工、社会福利、住房政策、教育政策以及土地使用制度等不同政策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分割格局而提出来的，其原意旨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城乡之间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隔离，创建城乡之间政治、经济、社会运行的融合机制。^[5]城乡一体化战略旨在促进农村人口城市化，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协调发展，使城乡共享现代化的文明。城乡一体化不是农村城市化，也不是城市乡村化，更不是城乡一样化，而是“城市就是城市，农村就是农村，它是城市化的最高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6]城乡统筹之后，城乡逐渐形成一体化发展格局，从而达到良性、协调、可持续城乡同步发展态势。

城乡整合发展的观点认为，城乡一体化是指城市与乡村这两个不同特质的经济社会单元和人类聚落空间，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区域范围内，谋求融合发展、协调共生的过程。在这里，城市和乡村是一个整体，人口、资金、信息和物资等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高度依存，充分发挥城市与乡村各自的优势与作用。^[7]整合发展观提出了城乡互补、城乡互存的发展理念，从而开始建立了城市与乡村的依存关系模式。

城乡交流的观点认为，城乡一体化是指城乡之间通过资源、技术、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相互协作，优势互补，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实现城乡资源优化配置及城乡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其涵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城乡空间融合，即城乡两个地域实体融合成一个“区域综合体”；二是功能结构互补，一体化不等于中心外围经济的消失，仅意味着二者相互依赖；三是城乡基础设施的共享；四是城乡人口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流动高度通畅；五是城乡生态环境协调，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共同提高。城乡一体化是城市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高级形式。^[8]城乡交流观从空间、生态、资源、要素等层面，建立了城市与乡村系统发展的模式，从而诠释了城乡在资源交流基础上的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系统模式。

由此可见，城乡一体化发展核心是由于城市与乡村两种空间形态、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的结构性差异化存在，从而需要通过缩小城乡差距，协调城乡发展，最终形成城市与乡村优势互补、资源互补、机会共享的一种发展模式。所以，在理解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时，需要明确几个问题：（1）城乡一体化发生在生产力水平或称之为现代化和城市化水平相当高的时期。（2）城乡一体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结果。（3）城乡一体化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是城市和乡村互相吸收先进和健康的因素而摈弃落后和病态的东西的一种双向演进过程。（4）城乡一体化要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5）不能把城乡一体化看成缩小甚至消灭城乡差别的过程。城乡差别是永恒的，只是不同历史时期其表现程度和形式不同。因此，可以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它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城市与乡村实现结合，以城带乡，以乡补城，互为资源，互相服务，以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的过程。^[9]从结果上看，城乡一体化发展充分的阶段，应该是城市与乡村在产业上各有分工，但生活水平、生态格局、生活方式各有特色，公共服务、发展机会趋于均衡化。

二、我国当前城乡一体化的多样化形态

自国家实行城乡统筹发展试验区、城乡一体化发展试验区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展开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试验。国家级试验区如成渝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区、长株潭“两型社会”发展试验区，以及各省市区开展的城乡统筹改革发展试验区、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试验区，都结合区域特点，进行了广泛的城市一体化发展实践。

我国各地城乡一体化试验区也因各自省情、市情、区情不同而具有了多样化形态。主要体现为：（1）多中心发散模式。在大中城市周围带若干中心城镇（县镇）或若干小城镇，中心城镇周围带若干小城镇（建制镇），小城镇周围带若干村镇（大型村）。形成“三镇”网络群，“两镇”城市化模式。苏南的城乡一体化则大致采取了多中心发散模式，昆山、吴江、常熟等地便形成了小城镇网络群格局。（2）成都的“三三见六，以一化二”模式。这里，第一个“三”是指“三个集中”，即：工业向园区集中，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第二个“三”是“三大重点工程”，即：农业产业化工程，农村扶贫开发工程，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工程。“六”是指六句话：一是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二是以利学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三是以产业发展为支撑；四是以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五是以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为保证；六是以农民身份转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一化二”是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路径来破解“二元结构”。（3）珠江三角洲模式。既包括地域发展的一体化（其表现为城乡的合理分工与城乡的双向支持），也包括产业发展的一体化（其表现为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和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一体化（其主要表现为城市化的发展）。（4）西部地区城乡一体化模式。即构建城乡网络，在参照东部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色，进行制度创新。具体表现为财政制度、行政管理体制、就业制度、投资模式等有关促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更多创新举措。

从中国各地城乡一体化发展实践经验可以看出，要达到缩小乡村与城市的差距，通过乡村的城镇化集中与产业的转型，是实现公共服务均衡化的重要手段。并且通过近城、近镇的乡村的改造，逐渐建立了农村小城镇化，农业产业化，乡村现代化的“三化”发展模式。

三、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在空间上的体现——圈层结构

从经济地理与空间形态分析，我国当前城乡一体化改革试验区，呈现出了空间特征上的“圈层结构”模式。圈层结构理论最早由德国农业经济学家冯·杜能提出。其主要观点是，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城市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与空间距离成反比，区域经济的发展应以城市为中心，以圈层状的空间分布为特点逐步向外发展。^[10]圈层结构理论认为，“圈”实际上意味着向心性，“层”体现了层次分异的客观特征。圈层结构反映了城市的社会经济景观由核心向外围呈规则性的向心空间层次分化。世界各大城市及其周围地区，由内到外可以分为内圈层、中圈层和外圈层。（1）内圈层：即中心城区或城市中心区，该层是完全城市化的地区，基本没有大田式的种植业和其他农业活动，以第三产业为主，人口和建筑密度都较高，地价较贵，商业、金融、服务业高度密集。内圈层分布着中央商务区和高级住宅区；（2）中圈层：即城市边缘区，既有城市的某些特征，又还保留着乡村的某些景观，呈半城市、半农村状态，居民点密度较低，建筑密度较小，以二产为主，并积极发展城郊农业。比如当前我国城市经济开发区和城乡边缘区就处于中圈层；（3）外圈层：即城市影响区，土地利用以农业为主，农业活动在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与城市景观有明显差别，居民点密度低，建筑密度小，是城市的水资源保护区、动力供应基地、假日休闲旅游之地。当然外圈层中也许会产生城市工业区、新居住区的“飞地”，并且一般在远郊区都有城市卫星镇或农村集镇或中小城市。

我国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典型区域，大多根据“圈层结构”的发展模式来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路径。我们大多数的城乡一体化改革试验区都选择在城市外圈层，即城市影响区或城市延绵区，这个区域生态、产业基础较好，与城市的联系较为密切，有利于实施各种城乡一体化的改革政策，成本也最低。比如江苏苏南发达的城市延绵区，昆山、常熟、江阴、武进、张家港，浙江的义乌等地，这些区域开展的城乡一体化试验，都遵循了城市圈层结构模式中的城市影响区理论，这些区域的城镇化基础雄厚，农村与城市的联系密切，各种资源投入的产出效益最大。成渝城乡统筹改革的先行区双流县，离成都市区15公里，处于成都绕城公路外围，是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所在地，是十分典型的大城市边缘区与影响区。因而其城乡统筹改革、城乡一体化发展基础大大超越成都其他地区。在双流县成功实行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六个一体化：城乡规划、城乡产业发展、城乡市场体制、城乡基础设施、城乡公共服务、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四大基础工程：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方面之后，城乡一体化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

依据圈层结构理论，结合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我国城乡一体化在空间上呈现了三种发展模式。

1.中心发散型城乡一体化模式。这是一种最为典型的城乡一体化模式，即是依据圈层结构理论中外圈层与内圈层的联系来发展城乡一体化。这个模式强调一个大中城市作为中心对周边郊区发展的支持。我们可以将这个模式称为“走出去”模式，即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居住模式、生活方式等“走出去”，将城市的优势资源扩展出去，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最终达到周边地区的各种物质和精神服务条件一致化。江苏省城乡一体化主要是中心发散型城乡一体化模式，利用中心城市的优势资源来打破城乡发展的壁垒。

2.区域集中型城乡一体化模式。这种模式也是城乡一体化实践进程中经常采用的模式，即是将相邻中小城市的资源内聚起来，共同利用有限的资源来发展城乡一体化事业。这个模式强调平等主体的内聚力。我们可以将这个模式称为“引进来”模式，即平等发展主体根据自己的发展情况将相邻地区的优势经验“引进来”，互相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最终达到各平等主体的城乡一体化目标得到实现。

3.点轴联系型城乡一体化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现实中可能采用的较少一些，但确是未来可以主要采用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是通过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和方便快捷的通信网络结合起来，利用中心城市与腹地或周边地区之间形成的“极化—扩散”效应来实现城乡一体化。随着我国道路交通和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备，这种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必将得到进一步推广。

图2　中心发散型

图3　区域集中型

图4　点轴联系型

四、我国城乡一体化结构上的体现——梯度发展

根据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梯度发展模式以及产业转移理论的启示，可以总结出城乡一体化的梯度发展模式。这种梯度发展模式既是指在全国范围内东、中、西部地区的城乡一体化模式的梯度发展，也是指某一个地区由于地理因素、经济因素等的影响导致不同的发展速度而施行不同的梯度化的城乡一体化模式。因此可以将城乡一体化的“梯度发展模式”总结为初级城乡一体化、改进型城乡一体化、高级城乡一体化。

1.初级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初级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是城乡一体化中极为重要的发展模式，或者说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进程。在初级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必须要实现发展规划的城乡一体化、基础设施的城乡一体化等为最终的城乡一体化打下基础物质的目标。

2.改进型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改进型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不但要实现基础条件的城乡一体化，而且还要实现公共服务的城乡一体化。有些发展比较迅速的地区由于初级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已经实现，因此，改进型城乡一体化就成为了第一阶段目标。当然，改进型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中也必须考虑未来的高级城乡一体化的最终目标，因此，必须要在精神文明建设、居住生活方式上打下一定的基础。

3.高级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高级城乡一体化是整个城乡一体化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在这个阶段，除了要实现基础条件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外，最重要的是进行文化建设以及居民素质转变，最终实现完全的城乡一体化，将整个社会建设成为没有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没有城乡二元的制度模式、没有城乡二元的文化环境、没有城乡二元的生活方式。(www.xing528.com)

当然，这三个发展模式并非彼此分开，而是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阶段与过程。所以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现状，对起点、发展方向和速度、目标进行具体分析。特别是处在初级城乡一体化阶段的地区，首先应该发挥“后发优势”，以最先进的理念来指导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尽量争取各种外部资源支持，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跳跃型、跨越式发展。

五、江苏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对策——适度跳跃

江苏省作为东部沿海发达的地区，城市化水平达到5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江苏省也是一个苏南、苏中、苏北经济发展水平梯度差异典型的区域，基本代表了中国的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格局。因此，整体而言，江苏省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在坚持“圈层结构”和“梯度发展”模式前提下，从改革力度与发展速度上，可以采取“适度跳跃”的原则，并将新农村建设、农业产业化、小城镇建设统筹思考，并积极利用发达的区域经济，加大制度投入期机遇，确立跨越式、适度跳跃型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路径。

（一）江苏城乡一体化的典型案例分析

江苏省的昆山、泰州、南通三个地级市，从基础设施（包括道路、规划、交通、环卫）、公共服务（医疗、教育、产业与就业）、居住方式（水、电、气、通信）等方面采取措施，进行了城乡一体化的综合改革实验。昆山的城乡一体化经验主要体现为七个方面：对城市化四个进程的认识比较独到；提出了“新昆山人”的理念；一举打破城乡壁垒；推动农民稳定就业；产业带动互融，城乡“对接”共创经济繁荣；统筹规划建设，城乡“联网”共话生活品质；民生保障普惠，城乡“并轨”共享发展红利。昆山充分利用了城乡经济基础发达，城市化带动城镇化、产业化促进农村转型发展的模式。

泰州的城乡一体化的实践主要体现为机制创新。利用较为密集的城乡网络式分布格局，积极进行了系列机制创新：探索城乡一体的规划发展机制；探索建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机制；建立了城乡一体的就业机制；建立了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机制；建立了城乡一体的财政支出机制；建立了城乡一体的合作机制；建立了城乡一体的社会救助机制；建立了城乡一体的教育机制；建立了城乡一体的户籍管理制度。泰州这种制度投入型的城乡一体化创新发展机制，便是适度跳跃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典型。

南通的城乡一体化的实施情况则主要实施了市区医保实现城乡一体化；海安全面实现城乡用电一体化、城乡客运一体化等措施，从初级城乡一体化的角度切入了城乡统筹发展进程。

（二）江苏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适度跳跃与跨越式模式

江苏城乡一体化适度跳跃发展的可能。江苏省迎来了两个国家级的发展规划《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沿海发展规划》，这使得江苏省的苏南、苏中地区以及苏北大部分区域，都在新的国家战略规划区域，面临着全新的发展机遇。另外，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东陇海发展规划也为苏中、苏北地区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格局。这让江苏省在加快实施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城市化发展战略上，有了全新的战略基础。

苏南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的启示。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市早已形成了较为发达的城乡网络经济带，百强县、百强镇的密度最高。城乡二元结构日益缩小，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逐渐进入到了高级化阶段。苏南现有的城镇化水平达到了68%，城市拉动乡村发展的能力强劲，农村也在通过“三集中”发展模式，逐渐转型为现代城镇化、产业化发展模式。这也为整个江苏城乡一体化适度跳跃发展奠定了样本基础。

苏中地区的南通、泰州、扬州、南京、镇江等地区，在近年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在城市与乡镇地区也积累了丰富的“三集中”发展经验。城市化与城镇化同步发展，使得乡村的劳动力转移加速。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迫切需要以集约化、高效率的方式发展，这也为农村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可能。而苏北所迎来的沿海开发战略、苏南发达产业北移战略，能够给农业产业化、劳动力城镇就业转移、城镇化发展带来全新的机会。这种战略机遇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条件、经济基础、空间规划条件，都大大超越其他地区，因此，采取适度跳跃，适度跨越型的城乡一体化发展，也具备了相当的条件。

苏北地区的徐州、宿迁、淮安、连云港、盐城五市，连云港、盐城的大部分区域属于沿海发展规划区，港口建设、滨海产业发展都迎来了重大机遇。徐州、宿迁、淮安在承接苏南地区的产业转移与沿海发展近腹地层面，都大大增强了发展的后劲。从近些年来的经济增长来看，苏北地区的“后发优势”日趋明显。其中宿迁、淮安、连云港、盐城四个城市的经济增长已经连续三年排在江苏省前列。徐州市2010年总人口约达955万人，城市化水平为46%，最新的发展规划也确立了2020年城市化率达到58%的目标，1个特大城市，5个中等城市，65个小城镇的规划，将城乡一体化纳上了快车道。

因此，从江苏省的具体发展情况与面临的战略机遇分析，确立适度跳跃、跨越型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具有时代必然性。江苏省完全可以围绕城市圈层结构与区域梯度结构的规律，加大城乡统筹的制度投入、体制创新力度，抓住新一轮经济发展、社会改革的重大机遇，力争做到江苏省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此文已发表在《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

【注释】

[1]薛敏兴.我国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建设模式与路径选择的社会学思考.理论导刊，200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杨玲.国内外城乡一体化理论探讨与思考［J］.生产力研究，2005（9）

[4]吴传清.西方城市区域集合体理论及其启示——以Megalopolis、Desakota Region、Citistate理论为例［J］.经济评论，2005（1）

[5]李丹.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回顾与探讨［J］.理论探讨，2008（11）

[6]应雄.城乡一体化趋势前瞻［J］.浙江经济，2002（13）

[7]洪银兴，陈雯.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4）

[8]黄国胜，李同升，王武科，段晶晶.基于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的新农村建设探讨［J］.人文地理，2009（4）

[9]陈光庭.城乡一体化概念的历史渊源和界定［J/OL］.http://www.bjpopss.gov.cn/2002-12-14

[10]约翰·冯·杜能著；吴衡康译.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