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学与城郊村居民的社会角色困境

“非工非农”，城郊村居民的社会角色困境

城市化是一股巨大的浪潮，一波一圈地席卷了一片又一片城乡空间。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学理论认为，城市化是一个不断的“侵入与接替”^[1]的过程。由城市中心向外围不断地“侵入”到郊区，从而有了中国特色的城中村、城郊村的“圈层化”^[2]存在。城郊村的人们为了适应“半农半城”化的环境而开始了艰难的转型。其中，城郊村的女性更因其身份、工作方式、生活型态的更大变迁，从而呈现出了新的“混搭”生活与社会特征。她们具有农村女性的心理，但却体验着非农女性的生活方式；她们可以每天去城里上班，但也可以每日下地摘菜；她们抬头看见的是城市，低头踩踏的是农村。城郊村的女性，就在这种“混搭”的生活中，挣扎着自己的心灵与身体，一头追逐时尚美丽，一头却触摸着土地。

村落变迁：侵入与接替型的城市化与城郊村。城郊村是由于城市扩张过程中，因盖工厂、修马路、开发住宅需征地而占用了农村的一部分农地、山地，但依然保留着宅基地和一部分责任制田地的城乡结合部地带的城郊型村落。城郊村与城中村的典型差异在于“半农半城化”与“非农化”。“城中村”属于典型的“非农化”社区。从语意上理解，即城市“里”的村庄。主要是指那些坐落于城市建成区之内或位于城市周边近郊区的已经纳入到城市总体规划发展区之内的，或彻底非农化，但从空间居住形态上依然按照传统的村落式族聚化居住空间分布的那类村庄。^[3]

相较于城中村，城郊村则是城市“边”的村庄。他们还保留了一部分农田与山地，虽然户口可能也被纳入到了街道办所属的城镇户籍体系，但其真实身份还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由于地处城郊，原有的产业结构与农业人口逐渐“半农半工化”或“半农半城化”。这里的“工”也并非工业化，更多的是靠房屋出租、开小店、城里务工、附近工厂打工，而且大多也都是临时工。这里的“城”指主要的生活内容都与城市相关，住在城郊、工作在城里或城郊、购物在城里等等。正如李培林所说，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独特现象。^[4]那么无论从空间结构与生活型态来看，城郊村同样具有了十分独特的存在形式。

如果说“城中村”是中国式“村落终结的最后一环”^[5]，则“城郊村”的变迁可能就是中国村落终结的倒数第二环，抑或也是最后一环。正因为城郊村在经济形态与社会生活形态中的“半城半农”特征，所以城郊村可以视作中国城乡二元机制中的“缓冲地带”。城郊村没有城中村那种拥挤、脏乱与人口混杂，它依然保留着农村村落型居住形态，还有一些农田与山地，但人们已经开始大规模进入城市工作与消费。因为中国城市化地区差异明显、模式不一，城市扩张的速度、规模、安置形态的不同，一部分农村首先变成了城郊村，再相对缓慢地变成了城中村，然后再慢慢被拆迁、改造而消失。但也有些发展较快的城市，城郊的村落可以不经过“城中村”阶段而直接被整体拆迁、重新安置为完全的城市公寓型居住社区。比如上海、南京、广州、扬州、无锡等几乎所有城市都面临着一些城郊型社区的“村居合一”的过渡类型。这些“村居合一”的过渡类型就包涵了城郊村、城中村、城市社区的混搭形态。这也正体现了中国城市化复杂而多样的特征。

角色混搭：城郊村女性的典型特征。为什么选择城郊村女性作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城郊村的女性生活样态比男性更为复杂。城郊村的大量男性劳力比女性更早地从事非农化工作。在南方，农村男性出外挣钱养家，女性操持家务与种菜是比较典型的农村生活图景。传统的男性都是家庭收入来源的主要承担者，农村女性很少参与非农化劳务。但城郊村的女性已经开始了新的变化，有些年轻的女性已经完全到城市工厂、服务业进行“通勤化”上班，成为了典型的“非农化”的城郊女性；有些因为要带小孩的，则留守家里，一边再种点粮食与蔬菜；有些女性则到附近小工厂、小作坊、小饭店里去做临时工，如炒菜做饭、计时或计件劳务、送水送料等，她们同时还能打理好小块的农地，种点菜等等；还有些女人则成天在村子里打麻将，不出外做工挣钱，最多负责家里烧饭洗衣的工作。

所以，原本意义上的农村女性的“单一性全农化”样态逐渐改变为“多元混搭型”生活样态。城郊村女性一旦“混搭”，便催生出了崭新的“女性生活方式”——“半农半城型”或“亦农亦城型”生活。而且，因为这种“混搭”生活的“搅拌与碰撞”，她们的心理与行为开始了“分化、分异、变迁”，并且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侵入、包围和接替，城郊村的妇女们，渐渐融入了真正的城市生活体系。农村妇女形象逐渐消退，但城市妇女形象却也并非得以顺利建立。她们的路，折射出城乡变迁的一种无言的“爱与哀愁”，抑或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种独特的现象。

对象素描：典型的城郊村X市L村概括：（一）城乡结合部的典型区位：X市L村是中部地区江西省新余市城北办事处岭泉村。岭泉村是一个典型的城郊村。在1998年之前，岭泉村还是隶属远郊农村乡镇——新余市渝水区河下乡的一个行政村。1998年之后，受新余城市化的总体规划要求，岭泉村与另一个紧邻的行政村，统一被“划归”到新余市渝水区城北办事处。两个行政村共23个自然村近3000多人的户口从此被要求重新申报成为城镇户口。L村共有12个自然村，呈相对椭圆形围合状分布，中间曾是农田。L村紧挨着市区，也是X市的西大门入口地带。20世纪80年代“三线厂”的外迁，L村就被三四个大工厂征地迁厂而减少了近1/10的土地。周边开始分布着工厂，农民种地卖菜基本供应给周边厂区居民。卖地收入连同务工务农的收入，L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中部地区算是不错，家家盖二、三、四层的楼房。最近几年，由于新余城区扩张较快，4条城区马路穿越其中，加上一所全国招生的民办高职院校的校区扩张，又征用了将近50%的剩余田地。2007年因为X市的省属钢铁公司三期技改扩建，2009年后可能需要征用L村近80%的剩余农田以及两个自然村的宅基地以供建设规模化的拆迁安置小区。所以说，从1998年到2008年的十年中，L村就是一个典型的城郊村，而且是一个正在逐渐消失的农村。（二）L村的人口结构：L村现有的1648名户籍人口中，男性896人，女性752人。其中18岁以下男性305人，18岁至59岁男性389人，60岁以上男性202人，已婚男性516人；16岁以下女性183人，16至54岁女性344人，55岁以上女性225人，其中已婚女性524人。18岁以下男性稍多于女性，体现在农村生育观的重男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已婚人口中女性数量还稍多于男性，这是因为老年男性寿命相对于女性稍短。这基本也符合了中国社会人口结构的常态性分布。其实，正如一位该村的妇女主任所描绘，L村的计划生育情况20多年来都非常合规，只有零星的违规现象发生。（三）成年女性的角色分布：L村的已婚女性共有524人，其中55岁以下的已婚女性有302人，16岁以上未婚女性42人。她们构成了城郊村女性的角色主体，她们相对年富力强，具有完全劳动能力。所以，城郊村的女性生活样态，主要是以她们作为研究对象。2009年春节期间，笔者进行了对村委会书记、主任和三个村民小组组长、妇女组长以及部分女性的随机访谈，对L村女性工作、生活、收入情况有了较完整的了解。她们大多数都从事“非农化”工作，其工作类型有：上市公司合同工、宾馆服务人员、私营工厂工人、小作坊工人、临时工、建筑小工、小店主、摊贩、饭店服务员、网吧管理员、公交车卖票员等“非农职业”（表二）。其“非农化”工资性年均收入从1000元到2.5万元不等。在城郊村农民的家庭收入结构中占有重要比重，有的甚至超过了男性非农化工作的收入。可见，女性参与非农化工作的收入已经达到了男女平等的程度。因为城郊村男性的非农化工作大多不是固定班，而女性却更多是固定班。虽然男性非农化工资更高，但女性的工资却更为稳定。

表二：L村女性职业分布

“非农化”谋生方式成为了城郊村女性的主流。L村女性的“非农化”已经达到了近80%，而依然在家靠“种菜卖菜”为完全型劳务收入的女性只有不到8%，且大多年龄偏大。可以发现，这种女性的“职业结构”呈现了一种崭新的“城郊模型”，即非农化工作与城郊农村居住为主的模型。这与城中村的完全化的“非农工作与城区居住形态”有差异，与真正的农村女性靠出远门“打工谋生”更有显著的差异。这种城郊女性的生存状态，可以看成是一种传统农业社会女性走向城市化女性的一种典型的过渡或转型样态。因为她们并没有受“外出打工”的“离家之苦”和“分居之孤”，也没有城中村那种“包租婆”的轻松。

挣扎前行：城郊女性角色变迁的心理感知。女性的角色变迁是一种“主动适应”和“环境压力”的双重后果。一方面，原有的“三农型”生存状态随着村落的郊区化和城市化而不断变化，城郊村的女性必定需要一步步面对无地可种的现实生存模式的变化，所以迟早有转变生存状态与角色的心理。另一方面，在传统的耕种模式的逐渐解体和城市市场经济日益活跃的环境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寻找新的谋生手段。其中一些先行“跳农门”女性所带来的更加自立、自信与独立的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使得更多的城郊女性有了“模仿与跟从”的打算，这种“社会性欲望”^[6]逐渐侵入了这些女性的心理，她们开始了新的角色变迁之旅，为了各自心中的追求而竭力进行着非农化转型。在L村的访谈中，这种主动适应与环境压力的情况比比皆是。

陈姓女士，35岁，有一个8岁的女孩。早已不再种地了，田地也已抛荒多年。是一个一直不喜欢以种地为生的女人。在过年期间，问及现在上班时的变化，她说：“我们这个地方，靠近城市，田太少，守着田种点水稻，种点菜，饿不死，但肯定过得不好，反正我是不喜欢种田种菜，太辛苦没钱挣。我嫁过来之后，贩卖过水果，就是觉得比种田轻松。现在我在附近宾馆做打扫房间的工作，好歹每月都有六七百块工资，每天骑车上下班，住在家里，又没有什么额外开销，老公也是在外做些工，这样两个人做事比种地好多了。人也过得轻松自在很多。现在我晚上没事还骑车到城北广场跳舞，生活舒服多了。现在地越征越少了，听说马上就要拆迁安置住单元房了。等以后家里拆迁了，我们就真正过上城里生活了。我真希望以后还能继续有个稳定的工作做，这样我就不怕什么了。”

“厌农”，是一部分城郊村女性的普遍情绪。她们不愿种没有收益的菜地，她们觉得种地又脏又累，她们向往的是轻松一点、干净一点、上下班制的城里的工作，哪怕钱不多，她们也觉得很满意了。这或许可以称作为“厌农型自立女性”的类型。调查得知，陈姓女士的“率先”非农化后，还示范带领其他女性去做工。据村民说，在她这个“活跃分子”的带领下，好几个L村的妇女被介绍到宾馆做勤杂工去了，跟同她去跳舞的也有三四个人。

蔡姓女性，37岁，有一12岁儿子。自己2007年开始租了一个家附近的临街店面，做小炒生意。当问及开店的主意动机时，她谈道：“前几年看到别人都出去做事挣钱了，自己心里也很急。当时也跟着老公去做了些建筑小工，但觉得不是办法，做工时间有一茬没一茬的，挣得少，也辛苦。后来看到家里这边开发的路多了，我就到对面村马路边租了个门面房，开始自己开店了。老公现在也帮我看店买菜送菜了。我们早上炒米粉，煮面条，中午做快餐，晚上做小炒。一年到头下来，还是觉得不亏，有点挣。你想，原来没有出来做的时候，家里田少，经常无所事事，看人家打麻将打牌，混日子过，钱也挣不到，靠征地分的那些钱，迟早会花光的。所以前年就开始自己开个小店了，总之，有生意就接着开，没有生意再找别的做。马上就没田没地了，必须要出门做事挣钱的。儿子以后大了，读书生活都要钱。现在尽量多辛苦些，开了两年店，现在感觉自己也有胆量做些事情了。”

“向钱看”，也是很多城郊村女性“非农化”的主要动机。她们中的很多人都能感知生活变迁之后的种种情形，需要趁早“转型”做生意。所以，像她这样开店的人在L村特别多。有理发店、小商品店、小超市、网吧、台球吧、小炒店、服装店、水果店、副食品店等一个个分布在几条穿行L村的马路两边。这也成为“城郊村女性经济”的重要特色。这一点有如城中村的一些情况，大都将自己家一部分临街店面出租，留下一两间自己经营。当然也有一些没有门面房的家庭，要开店就得租别人家的门面房。她们开店一是解决了自己的就业问题，更多的是希望挣钱发财，以便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肖姓女士，40岁，有个儿子正读高三。自己家有几间临街的门面房都给出租了，每月有1千多元的房租收入。丈夫从事临近工地的建筑工作，她自己开始没有出外做事，就在家洗衣做饭，顺便种点菜，后来去了一家本地老板开的拉丝工场做厨师，负责买菜和做20多个人的午餐，每月600元工资。闲聊问及此事，她说：“以前没有事情做，每天都在村里开的麻将馆打麻将，输输赢赢的，日子过得很没劲。后来麻将馆都赌大的，我都不敢再去打了。地又少，也不想种菜卖，挣不到钱。出去做建筑工也经常没事做。儿子在读高中，怎么说都得读个什么大学或职业技校。况且现在村里大多数女人都在外面做事情挣钱，比我大的，比我小的很多都在外面找到了事情做。我看着也坐不住了，麻将也没心思打了。正好当时有个机会，他们请个人做饭，我就去给人家做饭了。这样虽然钱也不多，但每天就做个午饭，买个菜，菜场也近，关键是早上、晚上还是能给儿子做饭，快要高考了，能把早、晚饭给他收拾好，也就安心一点了。这样一个月有几百块钱工资，也不是很累，自己家里的伙食费是基本上能够了，也算是有收益的事情。我们这个地方，靠城市这么近，肯定得多出去挣钱，地是没有办法种了，大家能出去做事的，都出去做事了。没有几个人留在家里的了。”

“里外兼顾、离土不离家”是很多城郊村女性的“非农化就业选择”的另一种重要现象。她们的小孩大多就近上学，作为母亲还得照顾小孩。因为没地好种，她们又有强烈的做事挣钱养家的意愿，所以就想利用城郊村的地利人和之便，找个事情做，同时把家照顾好。城郊村女性的这种“顾家不离家”的心理，也正好符合了城郊地带就业机会较多的客观现状。这也暗合了费孝通在讨论有关小城镇问题时提出的“离土不离乡”^[7]的逻辑。因为城郊村的女性基本上都能够在城市中或者家附近的各种“非农产业”找到工作，所以地处城郊村的便利环境，为城郊村女性“离土不里家”式的“社会角色”变迁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万姓女孩，20岁，未嫁。在江西赛维LDK太阳能有限公司上班，已经工作了两年多，每月工资有1600多元。江西赛维是一家新近设立的2007年底在美国NSDQ上市的太阳能公司，发展异常迅速。到2008年年底，新余的生产工厂共有工人15000多人。由于大部分的生产车间都没有较高的技能要求，所以招收了大量女工在流水线上班。据其人力资源部门介绍，工人中女工有9000多人，年龄在18～45岁之间。万姓女孩告知：“我们村里有十几个人在那里上班，那里开的工资也比较高。有几个去得早的还分到了几百股美国上市的股份，值好几万块钱呢，这很让人羡慕的。那里员工大多是女的，都是附近村里的，也有一些下岗女工在那里上班。虽然也知道赛维有些污染与危害身体的情况，但没有办法，又找不到其他稳定一点的工资还不错的工作，所以大家还是都跑赛维去工作了。每天上下班也有伴。我以前是在市区饭店工作的，干了几家都觉得这行不适合我。后来看到赛维招工，我也就报名了。因为不需要文凭，也不需要特别技能，去那里做事就像以前在家里‘筛豆子’一样，非常简单。现在先干着，吃住在家里，养活自己是没有问题的了。我知道新余有很多女的都在赛维上班。”

群体行动的逻辑，也是城郊村女性非农就业的一种理由。在X市，江西赛维太阳能公司逐渐成了很多城郊女性的就业选择。一是那里的工资比较稳定也较高；二是因为那里的工作不需要什么技能，容易就业；而且更重要的还是因为那里集中了大量的女性员工，特别是城郊村女性扎堆。这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农村特有的“惯性心理”：跟风、模仿、群体行动。这种行为和L村男性的非农化就业的单一领域类似，很多男性都从事建筑行业相关的工作。城郊村女性也可能因为“传统熟人社区”的习惯，有什么工作，只要不是排他性的机会，都喜欢邀人一起去做。这种“群体行动的逻辑”非常明显，比如赛维、饭店服务员、棉织厂、开店女，在L村女性的非农化就业分布中就显得很集中。

城郊村女性因其各自的年龄、家境与社会资本的差异，从事了越来越多样化的“非农工作”，成为了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成员。这也使得她们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显著上升，有的家庭，女的还比男人挣钱多，能力更强。所以，城郊村女性的家庭经济贡献力也与传统中国农村的女性角色有较大差异。(www.xing528.com)

二元困境：城郊村女性“边缘群体”的非农化压力。城郊村女性对城市化的适应依然受到城乡二元机制的制约。作为中国城市二元机制形态中“缓冲地带”的城郊村，其二元张力表现得非常清晰。一方面，她们都是客观状态的“农民”；另一方面，她们又是非农化劳工的生力军。虽然城郊村民的户籍“名义”上更换成为了城镇户口，但一切与户籍相关的“城市居民福利”却与他们无关，他们甚至连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险都没有全部办理。该村一部分失地农民的社保是自愿缴纳，比如45岁以下的女性需一次性缴纳2万多元，45至55岁女性需一次性缴纳6600多元，55岁以上女性需缴纳3300多元，55岁到龄并缴纳了社保费的女性每月可以领取260元养老金。所以一部分失地村民，包括女性，因为观念与自身考量，没有一次性办理社会保险。在这个意义上，她们所体现出来的农民身份非常清晰。

由于没有享有城市居民的任何福利，她们“事实”上还是不折不扣的农民，与以前没有任何差别。如果说有差别，也是因为可耕田地越来越少，同时多了一部分征地补偿金，这部分补偿金转化为了一部分城郊村农民的“第一桶金”，并用来作为“非农化转型”的投资本金。就如L村蔡姓女士去“创业”开了一家小炒店。还有的去开网吧、小百货店、洗衣店、理发店、副食品店等等。但是这种转型并非都是“田园牧歌型”^[8]的，更多的是一种无奈选择。如果不主动去选择从事“非农化”的工作，她们将“无所事事”，成为完全的“剩余劳动力”：没有社保、没有土地、没有工作的女性。最多只能靠征地补偿金和丈夫打工挣钱度日，一些女性成了“无业农妇”。L村至今还有44名妇女没有任何具体工作可做，每天靠打麻将度日。

农民的真实身份与边缘化就业群体。因为并没有随着户籍的“城市化”而带来“身份”城市化，所以她们依然是农村女性。城郊村女性的这种“农民身份”导致她们的“非农化”就业机会必须完全靠“个人化”的努力，靠亲戚朋友帮忙做些低档次的工作。她们只能靠出卖简单的劳动力谋求非可持续性的工薪工作，并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城郊女性处于“失业”状态，成天只能聚集打麻将过日子。L村的情况表明，她们根本就受不到政府层面的组织化开展的就业关注、帮扶与再就业的培训。所以身处繁华城市的近处，却没有办法享受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待遇，也没有组织化的渠道为城郊村女性的职业转型提供帮助。所以她们身上，深深地烙上了“女性农民工”的印记。尽管她们早已没有了土地，也没有背井离乡，但却依然是农民工。这种身份结构的半城半农的双重特征的客观存在使得她们中的很多人“日渐远离城市生活的主流，成为现代城市社会中身份模糊的尴尬群体。”^[9]

可能的前景：主动或被动的角色变迁与城市适应。城郊村女性将无可避免地进行着“非农化”的角色转型。因为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城郊逐渐被城市所“接替”。新的工厂、住区或城市功能区将取代原有的农村，城郊村的农民将被集中安置，成为居住形态上完全的新市民。L村的女性今天所开始的“非农化”角色转型可以看成是一种“主动”的预前准备，否则一旦住房被拆迁重新安置，她们就将面临更“被动”的去适应未来的城市化生活。

城郊村中一部分年富力强的女性早已经开始了“主动转型”之旅。在L村的访谈调查中，有近一半40岁以下的女性，有了某种“创业”的观念与意识。由于受城郊村的“女性能挣钱”的风气与习惯影响，她们这些女性都有一股“挣钱养家”的干劲。她们也有想通过工作来挣钱、来改善家庭生活、改善自身生活习惯的强烈愿望。特别是那些家有门面房或者没有太多后顾之忧的女性，都积极地盘算着自己闯出一条财路出来。她们中有开店的、有学驾驶的、有做家政服务的、有搞养殖的，这些女性因其有了一定的技能与经验积累，开始显示出某种“企业家气质”，总憧憬着拆迁安置之后，能有更广阔的谋生的舞台。这一部分城郊村女性的积极、主动、乐观心态，正说明她们具有了较强的城市适应心理准备，其工作动机已经“由单纯的经济目的向历练自我、融入城市等多重目的转变，工作的意义由原初意义上的‘谋生’逐步向‘立业’转变。”^[10]这一群人极有可能在将来的拆迁安置之后，更能找到自己的“舞台”，成为生活的主动掌控者。

另一部分女性，特别是年龄偏大或性格内向的城郊村女性，心中的焦虑情绪依然明显。由于体制化、组织化力量的暂时缺失，使得城郊村女性享受不到任何的政府就业援助。她们既不是“返乡农民工”，也不是“下岗女工”，所以基本上成为了“两头不沾的边缘群体”而得不到制度性投入的技能培训与就业帮扶政策。而且经过调查与访谈，暂时还没有看到X市有进行过失地农民的就业再培训与工作安置。所以，城郊村的女性还是得像L村女性那样，依靠“个人化”的努力自谋生路。但毕竟出身农村，文化素质较低、年龄与性别的劣势使一部分女性对未来产生不安与焦虑的情绪。她们担心以后在“社区”生活成本很高，又没有收入，生活会变得更糟。L村最少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对未来生活的变迁存有悲观心理。她们抱怨田地没有了，自己根本就不可能找到“非农化”的工作。以后的生活成本又上升，征地补偿款迟早会花光，所以那种过一天算一天，被动等待拆迁安置的女性，未来的角色变迁与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可能将遭遇不少的困境。

城市化不快不慢的节奏，使得城郊村的人们面对“缓变”的情形呈现出“混杂”的心理。而城郊村的女性，在其五花八门的“非农化”的历程中，经历了内心的挣扎与向往，但其中展现出来的“主动”与“被动”的“混搭”特质，正是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女性生存状态的另一种真实写照。

【注释】

[1]康少邦，张宁等编译.城市社会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76

[2]吴柏均，钱世超.政府主导下的区域经济发展.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308

[3]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5

[4]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

[5]蓝宇蕴.城中村：村落终结的最后一环［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1）

[6]Pun N：Made in China：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5.24

[7]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J］.江海学刊，1984（1）

[8]［法］H.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4

[9]刘搏.生活方式的转变与社会身份的重构——对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个案研究［J］青年探索，2008（6）

[10]何明洁.工作：自我转换的平台——服务业青年女性农民工日常工作研究［J］.青年研究，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