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的由来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也有称做“回民”的。“回回”这一名称的由来与回族的族源是两回事。“回回”一词最早见于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指的是“回鹘”，即维吾尔族。元代的汉文史书中，便把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西亚、中亚的各族穆斯林均统称为“回回”。这时“回回”的涵义是西亚、中亚和新疆的穆斯林。历史上，蒙古文史料中的Sartqul一词，常用来指中亚一带的穆斯林商人，即指“回回”。明代《回回馆杂字》（汉语、波斯语分类词汇），《高昌馆杂字》（汉语维吾尔语分类词汇）中，“回回”一词都被写做musulman（穆斯林）。迄今，在不同的地区，各民族语中对回族还有各自不同的称呼。如藏族称回族为kace，据说是因西藏的回族中有一部分来自克什米尔而得名。
在有的蒙古族地区，蒙古族把回族称做Hotun，据说那里的部分回族来自新疆和田（Hotan），Hotan在蒙古口语中因元音和谐的关系读成Hotun了。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把回族称做Tung'gan-Tung'gen，有人解释为由于新疆的回族来自潼关或“东甘”（甘肃东部）而得名，有的解释为Tung'gan来自turupqalgan（留住下来的）。四川凉山的彝族多称回族为Maja（马家），因回族中马姓多而得名。云南佤、傣等少数民族称回族为Basi，Basi来自parsi、Farsi（波斯），是因为云南回族中有一部分来自波斯。各民族对回族的不同称呼，多少也反映出了回族的族源、职业及迁徙等情况。
宁夏回族历史渊远流长，最早可上溯唐末。“丝绸之路”从西汉始，就一直是连接欧亚陆路交往的交通大动脉，宁夏正处在这条商路的必经地区。唐代盛世使丝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活跃，而当时同样强大且与唐接壤的大食国民（包括当地波斯人及已经改信伊斯兰的中亚各族穆斯林）在这支异常活跃的丝路商业大军中占很大的比重。他们从西域经河西走廊，入凉州（今甘肃武威）、景泰，之后过黄河到靖远，越过盐池、西安州到今海原县城，穿苋麻河到黑城、三营固原城，而后过开城、瓦亭、三关口出宁夏境，又经甘肃东部进入陕西，最后到达唐京长安。其中也有部分人在宁境长期逗留，成为这里最先的一批回族先民。元朝是西域回回人大量进入中国的时期，也是宁夏有大量回回进入的发轫期。1227年蒙古军灭西夏，迁移大批“回回军”进驻其地，屯垦牧养，以资守御。
明代对回族所采取的怀柔政策，使回回民族族体稳定发展，人口迅速繁衍。明初，不断有大批“西域回回”归附，被安插到灵州及固原等州县，在原有的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比较大的回族聚居点。到明代中后期，史书中已有了回族族体的正式记载。
回族的形成是散点式的，多族源的，多地源的。就族源而言，回族先人包括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等中亚人，在形成过程中，还大量地融进了汉、蒙（主要是汉）等族成分。就地源而言，回族并不是在某一地区形成后而散居全国的，在形成时就是多地源、散点式的，西北、中原、东南、云南、海南都是回族发祥地，这些地方的回民相互之间几乎不存在血缘的、经济的联系。现在，泉州、海南、中原地区一些回族家族的族谱一直追溯到元代，是元时由国外迁入当地的。而海南的一些回族家族，据史书记载，其迁居此地又可上溯到宋代，来自古占城者居多。这是回族形成时的最大特点：散发式。他们形成民族时的共性是什么呢？一句话，是伊斯兰教。而这个民族在后来的发展中把汉语作为共同语言，则是回族的另一个特点。唐、宋、元留居中国内地的穆斯林是形成回族的基本成分。在回族形成的过程中，伊斯兰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回族的形成又促进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大约从7世纪中叶以后，有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来到中国经商，逐渐定居在广州、泉州、杭州、扬州和长安等地，被称为“蕃客”。13世纪初，蒙古军队西征期间，又有大量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被签发或自动迁徙到中国来，散居我国各地，他们在元代官方文书中被称为“回回”，是当时“色目人”中的主要部分。后来，他们由于通婚和经济文化联系，同汉人、蒙古人、畏吾儿人等，经过长期的融合和发展，到元朝末年开始形成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具备了一个民族的雏形，入明以后逐渐形成为回回民族。
◆回族与伊斯兰教
如果说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是回族民族共同体及其思想意识形成的基本因素，而伊斯兰教则是在这个基础上发挥了促进和屏障作用，产生过某种特殊的凝聚力。正因为如此，在明清之际回族内外人士的心目中，伊斯兰教几乎变成这个新生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标志。当然，通过这种形式，伊斯兰教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就依附于回族而生存下来，而不至于像景教、犹太教那样湮没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伊斯兰教，或者说伊斯兰文化，它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始终和回族的历史进程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回族的基本哲学观念
回族的哲学思想，主要通过本民族学者的汉文译著作品而得到概括、总结、提炼，从而为族内外人士所知晓。其主要特点为：其一，回族学者充分吸收了周敦颐、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并将它们与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教义结合起来。其二，回族学者提出了在中国思想界尚没有见到的独特的宇宙形成理论，即以真一—数一（太极）—阴阳一—天地—四大（土水火气）—人、万物。其三，回族学者将宋明理学家关于“格物致知”的唯心主义认识论搬进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巧妙地为“认主独一”的伊斯兰信念服务。其四，回族译著家采纳并运用儒家的“人性论”思想，无论是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还是孟子的性善说，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以及朱熹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说，都在其作品中有所反映。其五，回族学者大量汲取和改造儒佛道诸家的哲理概念来丰富伊斯兰的文化思想，如王岱舆《正教真设》40篇文章中，其篇名就用了真一、元始、普慈、真赐、五常、风水等。伊斯兰宗教哲学理论中一旦增加了这么多新概念，其内容和表现能力自然更加丰富和多样。
◆回族的伦理道德观念
中国封建社会宣扬的“三纲五常”，明确规定了社会成员的尊卑等级制度，以及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即对人们立身行事、处世接物和处理社会各层人际关系的要求，因此被推崇为“当然不易”的行为准则。明末清初以来的回族译著家结合伊斯兰教律和回族实际社会状况，对“三纲五常”有较多吸收和融合，并概括为与伊斯兰“天命五功”并重的“人道五典”，使其互为表里。有趣的是，回族对于“人道五典”的内容排列，与儒家各有侧重。儒家宣扬“君为臣纲”，总揽一切。回族学者则在文论中突出夫妇“代天地育人”，将其相互关系居于“五典”最前列，提到顺“天命”的高度，其理由是“有天地而后万物生，有男女而后人类出”。刘智在《天方典礼》卷十“五典总纲”中这样论述：“有夫妇而后有上下，在家为父子，在国为君臣。有上下而后有比肩，同出为兄弟，别氏为朋友。人伦之要，五者备矣。”这种观点与儒学强调君王承天建极，“履至尊而制六合”的出发点显然有别。
◆回族的生产习俗
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必然建立在物质生活基础上，由生活消费品的取得及使用的内容所决定，而在社会分工发展的情况下，生活消费品的取得方式因生产职业差异而显得不同。就回族来说，它形成于生产力已比较先进的元明时期，当时生产关系相对稳定，社会分工比较发达，商品货币关系已形成一定基础。因而回族在生产领域呈现出明显特点：一是回民所从事的主要职业是农业，但对其他行业也都有涉及；二是有相当数量的回民投身于商业活动，并成为回族生产方式或经济生活中最富活力、最有特色的一部分。上述情况，取决于回族民族性格和生活消费活动的独特要求，我们不仅要从经济方面进行研究，还要从社会学角度深入考察。回族通过经商这种专门生产方式，不光促进了我国边远民族地区的开发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我国商品生产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本民族的成熟。首先是提供了产生回族共同经济生活的条件，推动了回族在全国不同居住区域内的发展；其次是促成了回族对汉语汉文的使用以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从而维系、巩固了回族文化的一体化，并不断对回族文化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回族的饮食习俗
饮食文化是回族人民历经千年所创造的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着回族的辛劳和智慧，也体现了多种文明的融汇和交流，因此多彩多姿。从总体上看，回族的饮食习俗主要受伊斯兰教的规定和某些禁忌的影响，并在历史上由宗教戒律转化为民族习俗，甚至禁猪亦成为回族和其他非穆斯林人士相区别的重要标志。清代回族学者刘智在《天方典礼》一书中以两卷篇幅论述了回族饮食，并提出了“夫饮食，乃生人所资以立，自非浑圈而不择焉”，“饮食，所以养性情也”，不光以“食”作为延续个体生命的观点，进而提高到“性理之学”的高度而加以强调，反映了饮食在回族生活中的重要位置。由于饮食文化是回族用以达到生活目的之一种重要手段，因此随着民族的发展，又逐步创造出更为丰富多彩的饮食生活。其一，是在承袭先辈传统的基础上，采纳了兄弟民族饮食习俗和品种，并形成自己的饮食特色，如回族吸收了喝盖碗茶的习惯，冲制方法却和汉族大异其趣，而自成一家。其二，随着回族商业经济的发展，入居城市的回族人口和流动人口在明清时不断增加，因此推动了回族城市饮食业的发展，为了适应城市中不同阶层回族人士的需要，由职业厨工创造或提炼的“清真菜系”开始问世，而在回族聚居的街巷市肆，则涌现出多种多样的回民小吃摊档。回族饮食生活中出现的两个不同层次，既说明了回族内部的阶级分化，也反映了回族饮食水平的提高。当然，清真菜系和回民小吃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前者常常包括后者的品种，而回民小吃摊上，也经常烹调清真菜系中的大众化菜肴。
◆回族医学的源头
回族医学是以兴起于公元9世纪的阿拉伯医学为源头的。由于旧时称回族人为“回回”，所以回族医学又常常被称为“回族医学”。
公元9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开始大规模地吸收以希腊为主的西方医学，将希腊、罗马的几乎全部三部医学著作都翻译成了阿拉伯文。在此基础上，阿拉伯人又用伊斯兰教世界观对西方医学思想加以改造，并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创建了阿拉伯医学体系。因此，阿拉伯医学在创立之初，就是东西方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在阿拉伯医学发展的进程中，又融入了印度、中国等东方医学的知识，进一步体现出东西方文化相交融的特色。被称为穆斯林医学鼻祖的拉奇（865～925年），在他所著的《医学大纲》一书中，汇希腊、罗马、叙利亚、波斯及印度的医学成就于一炉，成为这一时期最杰出的阿拉伯医学著作。公元11世纪，著名阿拉伯医家阿维森纳（980～1037年）的《医典》一书的问世，标志着阿拉伯医学在理论上的升华。《医典》中还收入了中医学的理论和诊疗经验，中医脉学在公元10世纪之前就已经传入了阿拉伯国家，《医典》中的许多脉象就是采自于王叔和的《脉经》。阿拉伯学者兼医家拉什德·阿尔丁·阿尔哈母丹尼（1247～1318年）还主编了《伊尔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又名《中国人的医学》）一书，该书是包括了4部中医著作的阿拉伯文译本的医学大典，这些都说明中医学对阿拉伯医学的发展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并使阿拉伯医学进一步体现出东西方文化相交融的特色。
公元9世纪之后，伴随着回回民族在中国的形成，以及阿拉伯医家的来华，回族医学便在中国形成并发展了起来。
◆回族医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阿拉伯医学对中国的影响，最早是缘起于阿拉伯药物的输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交往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建元二年），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此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及人员往来日益密切。在隋唐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交往已很频繁，自公元651～789年，大食国（位于阿拉伯半岛）派遣使者来中国达37次之多，他们带来了龙脑香等药物。波斯也28次遗使来华，送来香料和药物。在宋代，公元987～995年，大食国又先后将乳香、白龙脑、珑拍、龙盐等药物送到中国。公元1131～1162年，大食国商人罗辛在福建泉州做生意，仅贩卖的乳香就价值30万缗之巨。
在宋元时期，一些阿拉伯医家相继来到中国，成为回族医学的开先河者。公元1263年，元朝朝廷聘请阿拉伯名医爱薛（Fnant Isaioh）为御医，并掌管上都医药院。上都医药院是负责回回医药事务的机构，又名上都回回药物院，隶属于元朝的广惠司，设于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1272年，元朝在大都（今北京）成立了大都回回药物院。此后，在明朝初年，又有编译注释的《回回药方》这一著名医学书籍问世。
还有一些阿拉伯医家比爱薛更早来到中国，其中有著名的骨伤科大夫梁柱。北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一位阿拉伯骨伤科大夫来华，在开封定居。他曾在朝廷担任金疮供奉（骨科医生），并被皇帝赐姓梁，赐名柱。皇帝又赐其长子名爱，次子名婴。后来，梁爱、梁婴兄弟辞去官职，在民间为百姓治病，因医术超群、求医者门庭若市，尤以接骨医术闻名于世。梁柱的后代，曾参与了元朝回回药物院的工作。到了明初，接骨医术已传至第九代，传人梁季六、梁季七迁居南京开业行医，其接骨医术在南京家喻户晓。(www.xing528.com)
在宋元明时期，以阿拉伯医学为源头，广泛吸引了中医学理论和临证经验的回族医学形成并发展了起来。阿拉伯医学本来就是东西方医药文化相交融的产物，在传入中国后又进一步与中医中药相互借鉴，实现了东西方医药文化的第二次交融。这反复的交流与融合，使回族医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回族医学的理论体系，是以天人同一的“真一”理论为核心，以元气、阴阳、四元等学说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回族医学的阴阳概念显然与中医学的阴阳概念同出一源。然而，回族医学对阴阳、元气又有独特的阐释，认为元气的自然生化过程只有在不断地运动之中才能实现，动与静之间的此消彼盈，产生了阴阳之分。静多动少者为阴，动多静少者为阳。回族医学认为，以动静多少来阐释阴阳，更能反映阴阳的动态特性。
回族医学理论中的“四元”学说，不同于古希腊医学中的“四元素”。这里的四元不是4种物质元素，而是4种生化方式。从这里，可以看出回族医学对于古希腊医学的吸收与改造。
回族医学理论还将中医的经络理论与阿拉伯医学中关于脑的认识结合了起来，认为“脑者，心之灵气与体身之精气相为编结而成”。其作用为“纳有形于无形，通无形于有形，是为百脉之总源，而百体之知觉运动皆赖焉”。这些见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无疑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形成于宋元明时期的回族医学，就是这样兼收了当时东西方医学的精华，构筑了其独具特色的医学理论体系，成为传统民族医学的一枝奇葩。
◆回回医书与回回医药
回族医学在其发展的进程中，产生了不少医学典籍。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变迁，许多回族医学的著作已经失传。流传下来的回族医学著作中，最为著名的是《回回药方》。
《回回药方》是产生于明代前期回回医方书，作者佚名。该书是多种阿拉伯医书、方剂的编辑译注本，原书共36卷，是体系完整的大型医方书。现存4卷明代抄本的残本，藏于北京图书馆。书中载有580余首方剂，内容丰富多彩，其中还有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开给亚历山大大帝的方剂。有相当多的医方是译自拉奇的《医学大纲》和阿维森纳的《医典》。书中载有数百种产自阿拉伯、希腊、罗马以及印度、中国的药物名称，这应当是东方医药交流的成果。《回回药方》所载的骨折、脱位等伤损的治疗手法，也颇有独到之处。《回回药方》的编译与刊行，对中医学内、外科及骨伤科的发展与进步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早在《回回药方》刊行之前，受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药物交流的影响，国内已出现了一些介绍阿拉伯药物的药学专著，其代表性著作是李珣的《海药本草》。李珣（907～960年），字德润，唐五代时梓州（今四川三台县）人。其先祖为波斯人，隋代来华，唐初时随国姓改姓李。《海药本草》是一部记载海外药物的专著，对产于波斯国的绿盐（可治眼疾）、石硫磺、巩石、莳萝等多种药物的功能有详细介绍。
回族医学的著作，还有成书于《海药本草》之前的《南海药谱》和《酉阳杂俎》，以及成书于元代的《忒毕医经》和《瑞竹堂经验方》等。此外，回族医学的成就还散见于一些中医学书籍中。例如，明初编修的《普济方》，在“眼目门”中载有回回眼科医方7首。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也介绍了来自大食国、波斯等阿拉伯国家的多种药物，并转引了《普济方》中的回回医方3首。在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则记载了来自波斯的“服牛乳补虚破气方”（据记载，此方曾治愈了唐太宗的气痢）。这些中医典籍中收录的回族医学内容，已成为研究回族医学的重要文献资料。
在回族医学的发展进程中，还产生了许多享有盛誉的医药名品，白敬宇眼药就是其中之一。元代医家白敬宇，借鉴阿拉伯医学，创制了白敬宇眼药。其后人继承他的事业，于明朝永乐年间开设了白敬宇眼药铺，生产销售眼药和各种膏丹丸散。到清朝末年，已发展为药厂，有工人300余人，药品种类也不断增多。1905年之后，白敬宇的第16世孙白泽民继承祖业，并对药品的制造和经营进行了改革，生产的药品不仅在国内享誉四方，还曾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
回回狗皮膏亦是享有盛誉的回回传统药品。回回狗皮膏在北京历史悠久，世代相传，因疗效显著而颇受群众喜爱。苏州文人张子秋还特地写了一首《续都门竹枝词》，对回回狗皮膏加以赞誉。此外，清代安徽安庆人马春和集祖传秘方配制的马春和膏药，也是回回传统医药对治疗痈疽、肿块颇有奇效。
在近代和现代，有不少回族医家享誉杏林，如著名外科医家丁庆三和他的传人哈锐川、赵炳南等。在这些回族医家们早已与中医学相融合的医术之中，也依然保留着传统回族医学的一些特色。
◆清真食疗与养生保健
回族还有着颇具民族特色的清真食疗方法，其内容包括居家饮食习惯和牛羊肉药用等。一些以牛羊肉为主料，配以药物的食疗方法，如“羊肉黄芪汤”等，历史悠久，确有实效，早已被古代医家所推成为中国传统食疗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元代，曾任饮膳太医的忽思慧撰著了《饮膳正要》一书。《饮膳正要》成书于1330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营养学专书，其中也有不少食疗内容。该书中收录有回回豆、回回葱、回回青、咱夫兰、马思他吉等，对于了解阿拉伯植物及食品传入中国的历史情况以及回回传统饮食及食疗文化，都颇有重要意义。
回族还十分关注养生保健，注重身体的卫生和心理的健康。《清真指南》中指出：“心地要洁，身体要洁，饮食要洁，夜服要洁，礼拜处要洁。”这些，对于保持身心健康都是很有益处的。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回族医学进行了不少开发研究工作。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回族医学的开发研究也经历了几起几落。
新中国政府首先关注的是回族群众的医疗保健，致力于回民医院的建设。创建于1949年10月的北京回民医院，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回民医院。该医院初为北京市回民工作委员会领导。院长为金雅如，后由市民政局代管。1952年，中央拨款在牛街南口建成二层楼新院址，改归市卫生局领导。到1957年，北京回民医院已发展到病床80多张，日门诊量达1500多人次。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沈阳、呼和浩特、南京等城市的回族聚居地区，也都成立了回民医院或诊所。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回族医药的传人们相继以家传的医药之术报效祖国。1952年，白敬宇的第16世孙白泽民先生，怀着拳拳爱国之心，自香港回到南京兴办药业，创建白敬宇眼药厂。后来，在公私合营时，白敬宇眼药厂改为南京第二制药厂。
同是在南京，梁柱的接骨医术已传至第27代和28代，依然遐迩闻名。1959年，梁氏的传人将祖传数百年的伤科药方及接骨丹秘方献出，由江苏省卫生厅转送北京，载于北京中医学院1959年版《简明中医伤科学》方剂卷中。
“文革”中，全中国沦入浩劫，连北京回民医院都被改名为“向阳医院”。
改革开放以来，回族医学研究和回族的医疗保健受到了重视。1986年，在国家民委支持下，为北京回民医院新建了12层大楼，并配备了现代化的医疗设备。在20世纪80年代，哈尔滨、西安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回民医院。
进入20世纪90年代，沉寂多年的回族医学学术研究又兴起。1990年，有关单位召开了回族医药学术讨论会，并由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这次讨论会的论文集。在此之前，《回回药方点校本》已于1989年在西安出版。
中国中医研究院安迪光研究员，在撰著了《中国回族医学史稿》及《回族医学临证举要》等著作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回族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工作。安迪光研究员的科研成果为回族医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为开拓我国民族医药学研究新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
更为令人鼓舞的是，全国首家回族医药科研机构——宁夏中医研究院回族医药研究所已经成立。该研究所成立以来，为收集、整理回族传统医药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承担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研课题“回族卫生保健研究”。人们有理由相信，回族医学的研究开发有着相当广阔的前景。
本篇介绍了中国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重点在于中国传统道德。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掌握，是为师行医的精神动力所在。只有经过这些传统文化精神的陶冶，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人文精神和道德修养的重要意义，才能树立符合中国主流文化要求的道德审美意识，并将其内化为个人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本篇结合宁夏地方特色，介绍了悠久的回族历史、文化、生活习俗和作为中华传统医学不可分割的回族医药学，供读者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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