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伦理学与道德修养-核心价值与人文医学

【教育修养道德规范】

◆德教与修身

中国传统的伦理学，尤其是儒家的伦理思想，把德教与修身看得十分重要。儒家认为，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学校教育则更要把德育放在首位。同时又认为自身的道德修养（“修身”）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一切皆要从“修身”做起，为此提出了“自天子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重要思想。作为国家官吏更要以身作则，起到表率作用。只有先“正己”，然后才能“正人”，使人心悦诚服，从而通过道德教化和提倡自我道德修养，促使整个社会风气的淳化，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道德不是万能的，但道德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又是不可或缺的。人的高尚的道德品格和社会良好的道德风气，对社会的发展进步会起到特殊的推动作用。而人的道德品格的提高和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需要从个人的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抓起。

◆德教为先

德教为先，一是指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在道德教化与政令刑法关系上，要坚持以德教为先为主的原则；二是在学校教育中，在德育与文化知识教育的关系上，要坚持以德育为首位的原则。历史上的儒家认为，为政的根本在于得民心，而得民心在于道德教化，因此善政（好的政令刑法）不如善教，道德教化是为政的根本（“教为政本”）。同时又认为，道德教化是促成人性向善的重要措施。在历史上，不论坚持人性本善、人性本恶，还是人性善恶混杂的思想家，大都主张要通过道德教化成就现实的善性，用德教来使人仁善。至于在学校教育上，儒家坚持把如何培养人，如何成圣贤，当做学校教育的根本宗旨，因此尤重德教，把德育放在一切教育的首位。

◆修身为本

修身为本，讲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皆要把修身当做根本，从自身的道德修养开始才能实现。《礼记·大学》所讲的“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然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集中地表达了这一思想。我国古代思想家十分重视“修身为本”的思想，尤其强调管理国家的官吏，特别是最高领导者（国君），必须首先端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正己”），然后才能管理好他人（“正人”）。这就叫做“正人必先正己”。修身为本，以身作则，首先从严格要求自己做起，然后才能管理好实现治国、平天下，达到提高整个社会、国家的道德水准的目的。

◆立志

立志，在道德领域内就是指培养一个人追求道德境界的自信心及成圣成贤的志向。中国古代思想家都很重视“志”，把立志当做修养的第一步。

孔子、孟子及后来大多数古代思想家所说的“志”，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志于道、志于仁义、志于成圣成贤。换句话说，都是指关于自己道德人格培养方面的志向。他们认为，对道德人格的追求是不可或缺的、使人真正成为人的东西，而名利、权势等则是身外之物、可有可无的，因此，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身居贫贱之地便放弃对仁义之道的追求。由于志之所向在于道德人格的确立，与外在的条件没什么关系，而只要求人心的参与，因此，它对于人的自主性有严格的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性善论联系在一起的。儒家性善论传统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先天的道德能力，每个人都可以成圣贤、为尧舜。这有助于培养人的自信和自强的性格，从而也有助于道德志向的确立。从人皆有为善的可能和能力方面来看，儒家的性善论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根本上说，性善论是一种道德先验论，是不科学的。人性无所谓善恶，人的善恶品质都是后天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个人更须立志接受教育，以期养成高尚的道德人格。

◆志学

志学即有志与学习的意思。对志向而言，第一是志要笃，即求学的意志要坚定，不能半途而废。第二是志要大，志小则容易自满，不求上进，志大则无止境。志笃、志大，才会学有所成。学习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掌握一定的知识需要下一定的苦功，提高自己的道德觉悟更需要不懈努力。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志学正是要人们笃志上进，不畏困难，从而达到学习目的的起点。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是儒家，极其重视人的道德进步，因而志学的首要目的，便是有志于学习圣贤的道德品格。

◆志道

儒家认为，凡人皆应立志，立志的方向不在美衣美食，而在于得“道”。道，就是为人之道，亦即儒家所说的仁义之道。在古代儒家看来，道体现了人生的意义，其价值高于物质生活美衣美食的满足，高于功名利禄，甚至也高于自己的生命。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些话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志于道，志于仁义，是对社会所有人的要求，人无论贫富、贵贱、长幼皆应如此。儒家认为，只要努力从事于道，皆可以成圣成贤，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我们今日要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首先就要引导人们树立高尚的道德理想。古人关于志道的思想，可资可鉴。当然，今天志道的内容已于古人有别，但古人教人超越功名利禄的狭隘眼界，把立德放在第一位，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的精神，值得提倡发扬。

◆为学

对于道德修养来说，为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步骤。儒家传统中虽然一直有圣人生而知之的观念，即认为圣人不需经过学习，天生地具有各种知识，但是，自孔子以下，并没有一个儒者宣称自己是生而知之的。孔子还特别强调自己并非生而知之者，他的知识都是通过刻苦学习获得的。因此，生而知之就像是一个只给圣人戴的高帽子，一般人与它是无缘的。换句话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只能通过学习来获得知识，增长德性。从总体上来看，为学各部分的内容在先秦、汉初就已经提出来了。如孔子倡导好学、博学、为己等，并要求学与思想结合；荀子作《劝学》篇，对孔子的上述主张进一步加以发挥。《礼记》中的《中庸》，对为学的内容更有了概括及总结性的说明。《中庸》提出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思想，对后世发生重大影响。

◆好学

好学，第一便是要勤奋。君子可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但决不能忘却努力学习。第二便是要多问。遇到不知道、不理解的东西，要虚心向他人请教，甚至向不如自己的人、自己的下级请教，做到“不耻下问”。第三便是“时习”。学习了新知识后，还必须时常温习之，以巩固已获得的知识。

◆存养

存养之说最早出于孟子“存其心、养其性”的提法，宋代以后，特别是理学思想家常用“存养”概括儒家有关心性修养的讨论。存养有时亦称涵养，旨在获得精神、心理的充实、稳定的修养方法，把人的整个道德、精神、心理的修养归结为“变化气质”，用“气质”来指称人的生理、心理、文化的综合素质，强调通过存养以改善人的气质。

◆养气

“气”实指一种生理—心理的状态。所谓“浩然之气”与“不动心”都是指一种充实了道德意识和情操的精神境界。孟子认为人必须善于养气，才能体会这种状态，以此提出了“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之说。养气的最根本的方法还是要不断培养积累自己的道德意识（“集义所生”）和保持住这种道德意识状态（“持志”）。所谓“气”，即是气质，主要是指道德理性，与此相对的所谓“气”，即是气质，主要指人的禀性、生理欲望、情感等。气质本身无所谓善恶，善恶的观念完全是由后天所造成的。

◆慎独

在早期儒家经典《大学》和《中庸》中都曾提出“君子慎其独”的思想。慎独是指一个人独自居处的时候也要谨慎地注意自己的内心和行为，防止有违背道德的思念或不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中庸》更明确说：“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强调君子在他人看不见、听不到自己言行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检点自己。朱熹认为戒慎是对一个人喜怒哀乐情感及思想未发作时的一种警觉，是防患于未然的意思。慎独是我国古代哲人所提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它体现了严格要求自己的道德自律的精神。(www.xing528.com)

◆自省

自省是指人的自我反省、自我省察。《论语》记载曾子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自省修养方法，影响十分深远。孔子自己也说过“内自省”，孟子则提出“自反”“反求诸己”的思想，也是指反省自己的言行而言的。《易传》把这种自省的修养称为“修省”。后来的思想家又发展了这一方法。还提出了“责己”说，相当于现代人说的自我批评。宋明以后更是用“省察”表示上述这种自省的思想。综合起来说，就是要人经常反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辨察自我意识和言行中的善恶是非，严于自我批评，及时改正自己的过错。

◆改过

改过是道德修养中常常碰到的问题。改过指改正错误和过失。一个人有了过错，就应当努力改正。孔子曾多次谈到改过是“善”的一种体现，认为有过不改才是真正的“过”。孔子还以颜回为例指出，有道德的人不在于犯错误，而在于有过就改，不要重犯。后来的思想家也提出了许多改过的具体方法，如知过、思过、补过、喜闻过等。这说明，如何对待自己的过错，如何对待别人对自己过失的批评，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十分重视的问题。有过错不怕改，知过必改，欢迎别人批评自己的过错等，不仅是我国传统道德中的重要的修养方法，而且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重要美德。

◆以公克私

古代的儒家、法家等都是极力提倡以公克私、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这种公私之辨在当代社会中亦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公私关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传统道德中的以公克私、公而忘私和大公无私，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为重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承认和保护合理的个人利益的存在和发展，并不主张去掉一切个人的利益和欲望。在公私发生矛盾冲突时，我们主张以公克私，在必要的时候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以维护国家集体的利益。

◆力行

中国古籍中关于力行的文字出现很早，《左传》中就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的说法，《古文尚书》中也说：“知之匪艰，行之惟难。”这些记载强调行比知对人的正确认识有更重要的意义。孔子最主要的思想“仁”“忠恕”不仅要求人要有同情心，而且要求用行动来实践同情心。孟子认为理想人格的造就全在于道德实践，在于将自己天赋的善性推及他人。荀子提倡“学至于行而止”，道德行为是道德理想的最后完成。与儒家相反，先秦道家崇尚自然，以个人的高洁为追求目标，反对儒墨道德，也反对实地践履，如老子就有“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的话。明代王守仁为了纠正知行畸重的理论偏失，提出了“知行合一”说，认为知与行是同一的道德活动的两个方面，二者不可分割。王守仁还特别强调行就是知、知就是行的思想，认为不行何可谓之知，行本身就是知，知“孝”必须行“孝”，而行“孝”就是知“孝”。我们今天继承中国古代的优秀道德传统，尤其是继承力行思想，就是要弘扬不尚空谈、重在实际行动的美德，把对道德理论、道德规范、道德知识的理解与学习，融会于真真切切的道德行动中去。

◆躬行与笃行

躬行与笃行意思相近，躬行是亲身实践之意，笃行是一心一意实行之意。这是儒家所谓“五事”之一。儒家基本典籍《礼记·中庸》中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意谓君子应广博地学习，审慎地问辨、思考，最后是笃实地践行。“学而思辨行”与《礼记·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同为士君子修身的重要项目。历代思想家对此都有论述，但知与行作为哲学范畴在宋明理学中讨论最多。中国古代思想家对躬行实践的强调，集中代表了民族思维方式中重实践、重道德修养、重实用技术等特点，这些特点对实践高于理论，实用高于玄想，务实不尚空言等等民族性格的养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慎言与慎动

慎言与慎动即指言语、行为要谨慎，勿放纵之意。中国最早的典籍《诗经》《左传》中就有对慎言的记载。《诗经》以白玉之瑕易磨而言语中的错误难改来说明言语应该谨慎，应该深思熟虑而后出。《左传》更有“君子之言，信而有征”的话，强调说话要有凭据，认为信口开河是结怨招祸的根由。孔子以“讷于言而谨于行”作为仁人的重要标志，反对言过其实，更反对巧言令色取悦于人。就连极少言道德修养的老子，也有“轻诺必寡信”“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样的隽语名言。《易传》中把能否“谨言行”作为事之成败的重要因素。嵇康的《家训》、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都把谨言慎行引为训诫后代的重要内容。宋明理学，更把言语行为作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面，教导弟子多在言行上省察克治，不敢有丝毫放逸，并强调“慎独”，在人不知而己独知时检点行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慎言慎动的论述，对于我们是有益的。我们应该时时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待人接物，谦虚谨慎，从日常言行上培养严谨的作风；同时也要保持乐观坦荡的精神面貌，谨慎但不至于拘泥，洒脱但不至于放逸，修养健全的人格，成为我们时代需要的新人。

◆事上磨炼

事上磨炼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有价值的修养方法。孔子教人在具体事务上锻炼才干，磨炼意志。孟子认为实际事务甚至痛苦境地的磨炼是人担当大任的先决条件。宋明理学提倡“极高明而道中庸”，更把事上磨炼作为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认为，事上磨炼比书本所得更真实、更深切，事上磨炼既是做了实事。又能在其中体验人生，增进修养。特别是明清之际实学思潮兴起，反对空疏讲论，提倡经世致用，更给事上磨炼增加了新的内容。

◆理想人格与理想境界

理想人格与理想境界是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有一个及其重要的特点，就是以道德统率知识，强调真和善的统一。至真至善，是中国古代理想人格的极致。至真至善人，就是圣人。虽然称得上圣人的只是极少数，如儒家所谓的圣人不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人，但历代都有士人把成圣成贤作为最高目标。孔子的理想人格是有道德，有智慧，有勇气，也就是智仁勇“三达德”。孟子的理想人格是“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即奉行正义，始终不渝。老子的理想人格，是与自然的原始质朴为一的人，即他所谓“复归于婴儿”。古代儒家的理想人格有不同的层次，有圣人、亚圣、贤人之分。圣人，则孔子；亚圣，则颜回、孟子；贤人，则历代大哲。理想人格最重要的是其精神境界：圣贤气象，是这种精神境界的表现；圣贤功业，是这种精神境界的作为。我们今天批判继承中国古代的思想人格，最主要的是要继承其追求道德至善的执著精神和远大目标；同时，也要剔除被历代儒者附着在理想人格身上的神秘色彩，把远大的道德理想与个人切身的道德处境紧密结合起来，脚踏实地地在道德境界的阶梯上不断攀登。

◆浩然之气

浩然之气最早是孟子提出的。孟子认为，道德修养达到一定高度，就会产生一种至大至刚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鼓舞人为实现道义而勇往直前。浩然之气不同于匹夫之勇，它是由道德修养产生的，并且要用道德修养去保有它、加强它。养浩然之气不能间断，不能急于求成，要在日常一点一滴的小事上培养。它积累至极，可以“塞于天地之间”。浩然之气并不神秘，它实际上是由道德修养而产生的一种勇往直前的气概。浩然之气千百年来成了鼓舞志士仁人不畏艰险，不恤死亡，决议行道的精神力量。

◆力命

讨论人生际遇最终由谁决定的“力命之辨”，古贤之说颇多歧义，一谓“天命论”或宿命论，主张听天由命，“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与之相对立的，则视“命”为可以被人所认识和掌握的客观必然性或自然规律，认为吉凶祸福“在我人力”，或得或失，“不归于天”。认为人与天可以相参为友，“能执天理，与天交胜；用天之利，立人之纪”。据此提出了“人定胜天”的论断，在“力命之辨”上形成了反宿命论的优良传统。

◆荣辱

中国古贤的“荣辱观”，提出了许多可资令人借鉴的精辟见解。他们认为荣辱之分，不在于地位的高低，财富的多寡，而在于是否合乎道义，“由义为荣，背义为辱”。人生在世应该明于荣辱之分，行当容之事，据为辱之行。荣来誉，辱招毁；“毁誉予夺是人之主张，立身行己是我主张”，要做到“誉之不喜，毁之不怒”。再进一步，人应当“完名美节不宜独任，分些与人”，而“辱行污名不宜全推，引些归己”。闻誉则惧，“惧无其实而掠美也”，见毁则幸，“幸吾得之而改之也”。其言其理，发人深省。

◆人和

中华民族素以“和贵”著称。“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冤家宜解不宜结”等格言，始终是我们这个多民族大家庭的精神纽带。古贤有关“人和”的合理思想，首先是“和而不同”，以同德、同心、同志为基础，在坚持原则之下“相济”。其次是“和睦昌济”，这里虽带有一些自然经济和宗法制的特色，但其基本精神仍值得提倡发扬。再次是“人和为贵”，道明了“人和”的价值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