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遗迹：春秋、战国时期的书法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书法

第一节　进一步发展的金文

春秋、战国时王室权力衰落，列国的青铜器物增多，器物制作与西周相比，已趋简率。铜器上有铭文的较少，无铭文的很多，铭文一般都很简短。春秋初期的金文与西周晚期金文很相近，从书法风格上有时难以判断出两者之间的差别，列国间的金文也都相差不远。春秋末和战国时，齐、晋、秦、楚等国的金文最有特色，并带有地域的色彩。北方的晋国出现了尖头肥腹的笔形，如《智君子鉴》，很像后世所说的蝌蚪文。南方江淮一带吴、越、蔡、楚等国的文字，有的笔画多加曲折，或以鸟形和点子作为附加装饰，这种近于图案的文字，多见于兵器上，应是所谓的鸟书。

郭沫若认为，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或装饰化，是春秋时代末期开始的，这是文字向书法的发展，达到了有意识的阶段。春秋中晚期出现了错金工艺，并用于错嵌铭文，传世的《栾书缶》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错金铭文器物。战国时期错金工艺进一步发展，像《鄂君启节》《曾侯乙墓编钟》和一些兵器上，都有错金铭文，这些铭文圆润秀劲、端严华丽，在金文中别具一格。在战国中晚期，器物崇尚素面，错金铭文都铸刻在器物的明显位置（与商、西周铭文铸在器物腹内不同），起到了装饰作用。春秋战国时，铁的发明和铁器的应用，使青铜器上出现了刻的铭文。刻铭笔画匀称、劲健，兵器上的刻款字迹草率，也是这一时期金文书法的又一特色。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失去了西周时期金文凝重端严、雄奇浑穆的风格，而变得清新秀丽。突出的特征是文字的形体多为纵式，行笔很长，笔法全用玉箸（粗细划一的线条），圆润柔和，像《攻吴王夫差》《秦公簋》《齐陈曼簠》等，已开秦代小篆的前形。

商代的文字多见于甲骨，西周文字多见于青铜器（吉金），甲骨文、金文都是以附着之物来命名的。而春秋战国时期则不同，文字的记事材料更为丰富，字体也更为多样，已很难再用文字附着的器物来命名。战国初年的《墨子·非命下》一书说：“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写照。

一、春秋吴王夫差矛

吴王夫差矛

中国春秋末期吴王夫差使用的一把青铜矛。于1983年11月在湖北省江陵县的楚墓出土，仅存矛头，此矛冶铸精良，保存完好。吴王夫差矛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矛头为青铜铸造，长29．5厘米，宽5．5厘米。矛身与剑身相似而较短，有黑色花纹，材料为铜和锡，中线起脊，两面脊上均有血槽，血槽后端各铸一兽头。矛体满饰菱形几何暗纹。正面基部有两行8字错金铭文：“吴王夫差自作用钅乍”。据专家考证，钅乍为矛属刺兵器。矛刃锋利。其铸造工艺之精细为同类兵器所少见。

吴王夫差矛铭文

二、吴王夫差

吴王夫差于清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在山西代州蒙王村出土。为夫差所铸器。

春秋时期的书法出现了因地域而风格各异的现象，东南方各国的铜器铭文均有美化的趋向，或作鸟虫书，或作蝌蚪书等。而《吴王夫差》却作瘦长形，字形、笔画不加修饰。文字显得质朴规整，线条均匀，起止尖锋。字距、行距较大，布局疏朗。已具后来小篆的雏形。

攻吴王夫差

三、王孙遗者钟

该钟出土于“湖北宣都”，为春秋时期楚国遗物。上端略有残缺。其上铭文与常见楚国文字略有差别，字形瘦长齐整，笔画细长柔美大方，笔势趋于方折，由于线条的平行状态，整个铭文看起来极富装饰性。属未成熟的楚国书风。

王孙遗者钟

四、曾侯乙墓编钟

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早期全套编钟64件，分三层悬挂在矩形钟架上，上层最小者高20．4cm，下层最大者高153．4cm。1977年湖北随县（今随州市）擂鼓墩1号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钟架为铜木结构，钟体上有错金篆体铭文，共约2800字。这套编钟的发现大量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失和不足，生动地表明了此时期音乐文化高度发达的辉煌成就。

曾侯乙墓编钟

五、鄂君启节

鄂君启节1957年出土于安徽寿县，是战国中期楚国器，青铜制成，形似剖开的竹节，是当时楚怀王发给受封在湖北鄂城的鄂君启的水、陆通行符节。鄂君启节书法圆润秀劲，庄严肃穆，是错金铭文中的精品。

鄂君启节

鄂金启节铭文（拓片）

六、栾书缶

《栾书缶》是栾书祭祀祖先时盛酒的用器，高48．8厘米，口径16．5厘米。器身及盖各有四环钮，钮作斜角云纹。自颈、肩及于上腹有错金铭文5行40字，盖内铸铭2行10字，由左而右，字皆嵌金，为栾书子孙祭祀祖先而作，但多年来习称栾书缶。栾书又称“栾武子”或“栾伯”，是春秋时晋国大夫，执政14年，于鲁成公四年（公元前587年）将中军，卒于公元前573年。

栾书缶

错金相嵌铭文，始于春秋中期。错金铭文多见于兵器，铭文往往数字。像《栾书缶》这样长篇错金铭文，十分罕见。也是传世最早的错金铭文铜器。《栾书缶》铭文十分精美，铭在器物显著的位置上，具有装饰作用，文字异体较多，字呈纵势，线条圆润婉转，显得婀娜多姿。此缶无论从器形还是字体看，都属楚国作风，故可能是后来入于楚国的栾书子孙的遗物。

七、秦公簋

此器为秦景公时器物，在秦汉时曾被当作容器使用。出土于甘肃天水西南乡，为西县官物。铭文均由印模打就，青铜器的此种制作方法，仅见此例。

秦公簋

铭文字体整饬严谨，微曲中求劲健，表现出强悍雄风，也是春秋时期秦国的传神写照。

秦公簋铭

八、陈曼簠

《陈曼簠》高11厘米，口纵19．4厘米，口横31厘米，“簠”是祭祀和宴飨时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此器直口平唇、折壁、浅腹、腹两侧有耳，高足外撇，作放射式持撑。口沿下及腹部各饰不同形式的卷龙纹。腹内底铭文4行22字，记述齐国的陈曼不敢逸乐自安，兢兢业业做好职事，并为其考献叔作器。此器自铭为廐簠，铭文最后一字应是第三行的连续，廐簠是郑簠的别名。铭文字记述了陈曼为其皇考献叔作器的情况。《陈曼簠》书法规整秀丽、优美典雅，迹精劲谨严。用笔纵锐横方，结体多变，同雄重庄严的西周金文相比已有很大不同，为战国早期古文之又一体势。

陈曼簠

从文字的造型和书法的风格看，都已显示出了向小篆过渡的迹象。它为研究金文向小篆的过渡提供了实物资料。陈曼簠现藏上海博物馆。

陈曼簠铭

九、不期女簋

第二节　刻石文字

一、刻石文字概述

中国古代刻石文字始于何时，尚待考证。虽然夏、商、周三代都有刻石传世，但都系后代伪造，如《岣嵝碑》《坛山刻石》等。目前可信者唯有商代《小臣系簋》断耳铭文、《妇好墓石磬刻文》。著名的石鼓文的年代，仍有很多争议，现在一般倾向于是战国时物。此外在河北平山发现的战国刻石《公乘得守丘刻石》有两行19字，是研究战国刻石书法的珍贵资料。石鼓文是秦国的石刻文字，内容主要是歌颂田原之美和游猎之盛的四言诗，分别刻在10个鼓形碣石上。石鼓文的字体被认为是属于籀书系统，是周代金文向秦代小篆过渡的形体。

二、公乘得守丘刻石

1935年平山县发现的《公乘得守丘刻石》（简称《守丘刻石》），说明了石刻文字从战国前期到秦统一时期的发展变化，不仅石料由自然天成（守丘刻石系一块天然的河光石）发展到人为加工，而且内容也由简单的纪事发展到被统治者正式用作宣传的手段，甚至留作告谕后人的遗言。这充分证明了我国的石刻文字，已由商周的萌芽阶段进入到发生时期。此物现藏河北省博物馆。

守丘刻石

三、石鼓文

吴昌硕《临石鼓文》

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原物为形状类似鼓形的十块石头，共十只，高二尺，直径一尺多，上细下粗顶微圆（实为碣状），每件石鼓上以籀文刻四言诗一首，共十首，字迹磨损很多，唐人不识，看它长得像圆鼓，便给它起了石鼓文这样一个名字。石鼓名称取所刻诗篇的前两个字，即《吾车》《汧殹》《田车》《銮车》《灵雨》《作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每首诗十八九句不等，为四言诗。其文字内容多为君王臣公们的征旅渔猎之事，故石鼓又称为猎碣。《石鼓文》从发现至今叫法很多，除曰《猎碣》外，还有《岐阳石鼓》《陈仓十碣》《雍邑刻石》等。

石上无年月，因此《石鼓文》的刻石年代成为学术届争论不休的问题，唐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宋人欧阳修的《石鼓跋尾》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宋人郑樵《通志略》则认为《石鼓》是先秦之物，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近人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石鼓文疏记》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与韦、韩说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据郭沫若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总之，它是继承西周书法特点的先秦文字。(www.xing528.com)

《石鼓》唐代初出土发现后，经杜甫、韩愈写诗颂扬之后，才为世人所知。但书体尚古，极为难解，历经学者考订之后大体可读，十鼓原应有700字左右，到了北宋欧阳修，录取了原碑仅存的465字，其他的均模糊不可辨，其中第九鼓连一个字都没保存下来。唐时即有《石鼓文》拓本，但未见流传。目前可见最早拓本是北宋安国“十鼓斋”藏的3本宋拓，即“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其中天一阁藏北宋拓存422字本为最。

故宫博物院所藏为明代拓本，孙克弘旧藏，后归朱翼盦，朱氏去世后，家属遵其遗嘱捐献故宫博物院。近年来北京文物出版社、台湾大众书局均有影印本。

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1984年第三期，也刊有石鼓文的宋拓影印本。

《石鼓文》为书家第一法则，当奉为石刻之祖，其笔力之强劲在石刻中极为突出，《石鼓文》书体介于金文与秦篆之间，或认为大篆向小篆过渡时期的文字。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传说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了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称“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

由于石鼓文是在相对平整的鼓形石面上书写，然后再刻，避免了钟鼎器形多面弧度的局限性，更能真实地保存书写笔意，故《石鼓文》显得分布均匀，结体严谨，用笔舒展大方，笔力遒劲。字体大小如一，字型或长或方，随字而异，有疏朗之趣。加之刻石完成以后长期置于荒野，风吹日晒，部分剥落，更使《石鼓文》显得古朴淳厚。历代书家、名人赞誉和临摹者甚多。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赞美《石鼓文》为：“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玉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苏轼在他的《石鼓歌》中说：“上追轩（轩辕黄帝）颉（仓颉）相唯诺，下揖冰（李阳冰）斯（李斯）同筘鞧”。意思就是，黄帝时期造字的仓颉对它也得表示称赞、尊敬。篆书名家，秦朝的李斯，唐朝的李阳冰，就是从石鼓文中培育出来的小学生。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说：“若《石鼓文》则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彩。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即为中华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

《石鼓文》对中国书法影响不可估量。唐宋以来，凡擅长篆书的书法家，无不崇尚《石鼓文》书体，特别是清代后期“碑学”兴盛，《石鼓文》书法影响更为空前广泛，篆书大师们莫不对它顶礼膜拜。善学者如吴昌硕、杨沂孙、邓散木、王福庵等，特别是吴昌硕学习石鼓文，获益良多，把石鼓文圆劲笔法，灵活地运用在他的书画篆刻之中，终成为了一代大师。

《石鼓》命运多舛，从先秦时被刻制好后，就在荒郊野岭一睡千年，饱受风雨浸蚀之苦。唐代初发现于天兴三畴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中，石鼓散失于民间，几经周折，直到宋代司马池到凤翔做官，才在民间找回来，放置于凤翔学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欢《石鼓》，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将其迁到汴京国学，用金符字嵌起来。后因宋金战争，《石鼓》复迁于临安（今杭州），金兵进入汴京后，见到石鼓以为是“奇物”，将其运回燕京（今北京）。此后，石鼓又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为更好地保护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现仿鼓在北京国子监。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别。抗日战争爆发，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迁到江南，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安下了家。

石鼓（吾车）

四、诅楚文

诅楚文为战国前期秦国刻石，是秦王诅咒楚文之文。详细年代及书刻、人物尚无定论。传诅楚文共三石，其一为“巫咸文”，初得于凤翔，326字。其二为“大沈厥湫文”，初得于甘肃平凉，318字。其三为“亚驼文”，为洛阳刘氏所藏。

现所见的诅楚三文均非原石，而是经后人整理摹写的。三文文体相近，向以“巫咸”为精，其笔迹超凡入妙，字法精工入微，实可与石鼓文相媲美。

诅楚文

第三节　墨　迹

一、墨迹概述

墨迹是研究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春秋、战国之际的盟书是目前发现最为丰富和完整的墨迹，如《沁阳玉简》即是盟书。1966年在山西侯马，1979年在河南温县又发现了大量的盟书。

盟誓是春秋时盛行的一种政治活动，是诸侯或卿大夫通过盟誓仪式，来缔结具有一定制约作用的联盟。盟书是用朱色或墨色写在玉片和石片上的，玉石片多呈圭形。盟书上的字，笔画起笔见方，中肥末锐，笔锋显露，用笔粗细有致，率意自然。这些盟书上的字，与《魏正始三体石经》上的古文、宋代郭忠恕《□简》一书集录的字体十分相近。

早在原始社会晚期仰韶文化的彩陶上，就见到了用类似毛笔描绘出的图案。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从“聿”的字，聿是手执笔的形象。商代甲骨、玉石和陶片上留下的笔写字迹，都表明中国很早就有了毛笔。然而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毛笔实物是战国中期在河南信阳、湖南长沙的楚墓中出土的。长沙左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是用上好的兔箭毛制成。商、周时人们日常书写应该是用毛笔的。毛笔的弹性能够表现出线条轻重顿曳的变化，提供了汉字无比丰富的造型，是汉字书写转化为艺术的重要因素。

二、侯马盟书

1965年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大量盟誓辞文玉石片，称为“侯马盟书”，又称“载书”，共有5000余件，每件玉片大小不一，磨琢精致，用毛笔书写，字迹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相似，大部分是朱红色，也有小部分是黑色的，比较清晰。因为玉片大小不一，字数也有多有少，多的达200左右，少的只有十余字。侯马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国赵鞅与卿大夫订立的文字条约，要求参加盟誓的人都效忠盟主，一致诛讨已被驱逐在外的敌对势力，不再扩充奴隶、土地、财产，不与敌人来往。

盟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和文字，研究晋国历史，以及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情况有重大意义。

盟书笔锋清丽，其书法犀利简率，提按有致，舒展而有韵律。

侯马盟书（一）

侯马盟书（二）

第四节　战国文字

战国时期，随着七国割据、各自为政，文字的地方色彩更为浓厚，自春秋晚期就已出现文字异形的现象。一个字的写法，往往齐楚有异，秦燕不同，地域性差别十分明显。尤其是在竹帛、金石、货币、玺印、陶器等上面出现了形式多样，纷繁复杂的字体。王国维在《史籀篇疏证序》中说：“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指出秦与东方六国文字上的差异。这时东方六国民间通行的文字中却别有一种简略急就的字体，如竹简、帛书、货币、玺印等上的文字，因简化、讹变而造成的歧异现象空前增加。字形奇诡，写法草率，严谨厚重的书风已不多见了，但东方六国的文字并没有超越商、西周以来的文字体系，而是一脉相承。东方六国的文字被称作六国古文，因容易与商、西周文字混淆，一般称为战国文字。东方六国文字品式多样，风格不一，有很高的艺术性。

第五节　简　册

一、简册概述

据文献记载商代就已经有了简册。《尚书·多士篇》说周公曾对殷人讲过：“唯殷先人，有册有典。”西周和春秋时期也应有竹木简上记事的方式，因竹木简易于腐朽，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简册目前尚未发现，而战国时期的竹简发现很多。据记载在汉、晋时期就有简牍的发现。1941年以后在湖北随县和江陵、湖南长沙、河南信阳等地的楚墓中出土了不少战国中晚期的竹简，内容为遣册、古书和卜筮记录。近年来在四川青川县郝家坪和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秦木牍和秦简，使得小篆产生前的秦人书写的隶书墨迹展现于世。

青川木牍和云梦秦简上的隶书字形正方、长方、扁方不拘，笔画肥、瘦、刚、柔，极尽变化。点面有明显的起伏和波势，用笔有轻、重、疾、徐的区别，是考证隶书发展的极为珍贵的资料。除了这些秦木牍和秦简之外，在战国文字中那些草率急就的字体和秦《高奴禾石权》〔铜质，是秦昭王十三年（公元前294年）或三十三年（公元前274年）铸发给高奴（今陕西省延安县东北）的。1964年出土于西安阿房宫遗址，现藏陕西省博物馆〕中也已蕴含着隶书的因素。可见早在秦始皇推行小篆之前已有初期的隶书在流行。篆书从线条转化为隶书的点画，不仅丰富了书法的用笔，而且这种新的体势和风格对以后的汉字和书法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青川木牍

1980年四川省出土的秦地《青川郝家坪木牍》，牍上三行墨书定为战国晚期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的手迹，被视为目前年代最早的古隶标本。此牍纵有行、横无格，字距大、行距小，字形方扁，取横势。用笔的动势和笔迹清晰地表现出起止时回锋和出锋的变化，向右方向的末笔已显露波挑之势。作为大篆快写趋向隶书的过渡期作品，《青川木牍》还夹杂着许多篆体字，显示了与其隶变母体———同时代金文的一致性和延续性。这些都是早期隶书明显的特征。从书体角度而言，牍中那种简率的用笔意识和参差不齐的天然美感与金文所具有的严整、匀衡、对称、凝重的美感已大相径庭，也就是说，它已展现了一种与金文系统完全不同的书法语言和审美模式。

三、云梦睡虎地秦简

在纸张发明以前，中国古代书写材料除少数纺织品外，主要是简牍。一般为竹、木片。1975年发掘出土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成书于战国晚期至秦统一初期。从简中可以看出其脱胎于秦篆，形体中仍保存有大量的母体痕迹，篆隶混杂，秦隶在破坏、肢解秦篆的书写方式中，攲斜相依，肥瘦相间，节奏鲜明平稳，笔画饱满生动，气势连贯，形成质朴而秀朗的书风，尽管仍留有大量的篆书圆笔中锋的笔法，但比《青川木牍》隶化的特征更为明显。汉代隶书中的掠笔、波挑、不同形态点的笔法等在简中都已出现，部分简上还有明显的连笔意识。与石刻文字相比，此简更直接体现了毛笔运动的丰富性。《云梦睡虎地秦简》是研究隶书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资料。从《青川木牍》—《天水放马滩秦简》—《云梦睡虎地秦简》之间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秦篆至古隶的演变过程。

云梦睡虎地秦简

四、郭店楚墓竹简

1993年冬，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竹简七百多枚，经整理者的辛勤努力，已由文物出版社于1998年5月出版《郭店楚墓竹简》一书，内容包括《缁衣》《五行》《老子》《太一生水》等先秦儒、道两家的典籍与前所未见的古佚书共十八篇。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引起海内外研究中国古代思想的学者的极大关注。

有学者认为郭店竹简的字体使我们得以重睹所用书体或是先秦时代“蝌蚪文”与“古文篆书”。这些楚简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常见于楚国简帛，字形结构是楚国文字的本色，书法体势则带有“蝌蚪文”的特征，可以说是楚国简帛的标准字体；第二类出自齐、鲁儒家经典抄本，但已经被楚国所“驯化”，带有“鸟虫书”笔势所形成的“丰中首尾锐”的特征，为两汉以下《魏三体石经》《汉简》《古文四声韵》所载“古文”之所本；第三类用笔类似小篆，与服虔所见的“古文篆书”比较接近，应当就是战国时代齐、鲁儒家经典文字的原始面貌；第四类与齐国文字的特征最为吻合，是楚国学者新近自齐国传抄、引进的儒家典籍，保留较多齐国文字的形体结构与书法风格。

郭店楚墓竹简

第六节　帛　书

一、帛书概述

战国时期还有一种记事书写材料是帛书，帛是白色的丝织品，汉代总称丝织品为帛或缯，或合称缯帛，所以帛书也名缯书。20世纪30年代在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座楚墓中曾有人盗掘出一件帛书，年代约为战国中晚期，是中国目前最早的帛书。帛书上绘有神怪图和写有九百多字，是一种数术性质的书。春秋时期帛书就已经出现，《国语·越语》有“越王以册书帛”的话，可见帛书和简册在当时是并行使用的。

战国的竹简和帛书，都是手写。这些字的笔画具有弹性，起止处较尖锐，中间或偏前的部分略粗，充分表现了毛笔书写的特色。这与金文随形轻重和因接搭凝结的笔画形态不同，已由迟重变为流美，笔画和体式也较金文更为简略。竹简、帛书是研究战国楚文字和书法的重要资料。

二、楚帛书

楚帛书是中国战国时期楚国绘画，是我国出土最早的帛书，也是最完整的篇章。1942年被盗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横38．7厘米，纵47厘米。帛书的四周绘有12个神像，每边3个，均头部向内，足部向外，四角各绘有一种植物，神像及植物用墨线勾成。神像为彩绘，有青、棕、朱等颜色，植物的颜色分别为青、朱、白、黑四色。帛书中间部分是两大段墨书文字，四周的十二神旁边各有一小段文字，共900余字。十二神呈战国时期以楚为中心的南方美术典型的复合造型，即每个形象都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形象元素复合而成，具有动物合体或人兽合体的特征，如蛙蛇复合、吐舌长角、三首一身等状，为他处罕见，故难确定名称。帛书文字论述了天象与人间灾祸的关系、四时和昼夜形成的神话，并提及女娲、炎帝、祝融等南方信仰的主神，可认为十二神是楚国泛神观念和崇尚巫术风俗的产物。十二神和4种植物可能与四时（四季）顺序、四方位置的对应，它们表明某一时序相当于某一方位，每个形象可能深刻地蕴藏了广义楚文化的丰富内涵，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四时、四方观念的形象体现，显示了先秦美术通过形象位置体现含意与功能的一般特征。

楚帛书

郭沫若说，《楚帛书》“抄录和作书的人，无疑是当时民间的巫觋。字体虽是篆书，但和青铜器上的铭文字体有别。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它们和简书、陶文等比较接近，是所谓民间的‘俗书’”。

帛书又名缯书，质地为白色丝帛，现为美国私人收藏。1973年湖南省博物馆清理帛书出土的墓葬，判明其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帛书保存了丰富的绘画形象，它们单个的造型方式和整体的结构方式对汉代美术都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