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迹工程
万里长城绵延起伏,横亘在祖国北方辽阔的土地上,被誉为世界上一大奇迹,宇宙航行员从月球上回观地球的时候,所见到的人工建筑物以长城最为明显。它是我国古代的一项伟大的建筑工程,体现了人民高度的智慧和无穷的创造力。
一.悠久的历史
提起长城,人们总认为是秦始皇开始修筑的。其实,秦始皇筑的是万里长城。至于长城,早在秦始皇前400年的春秋时期就开始修筑了。楚国在今河南、湖北等地筑的“方城”,长达几百里,就是最早的长城。《左传》曾记载了这样的故事:在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众诸侯的兵马进攻楚国,原以为兵力强大,可以攻无不克,可是看到“方城”那样坚固的城防,就只好罢兵言和。从这里可以看出长城在防御方面的作用,后来齐国也筑了长城。到了战国,各国间战争频繁,为了防御,秦、韩、赵、魏、燕连中山小国也都在边界筑起了长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怕再度出现地方割据的局面,将这些长城拆掉。
至于万里长城,那的确是秦代开始建筑的。原来在战国时,秦、赵、燕由于他们北面与以游牧为主的匈奴族为邻,为了防止匈奴奴隶主贵族南下侵扰,又各自在北方边界上筑了长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进一步防止匈奴和东胡的侵扰,派了大将蒙恬率领30万大军,花了10年的功夫,把燕、赵、秦的北方边界的长城连接起来,并把它延长,成为西起临洮(今甘肃萧岷县)东达辽东,长达万余里的万里长城。从此,它便巍然雄峙在祖国土地上。
秦代以后,汉、北魏、北齐、隋几个王朝都先后对长城进行修补和增筑,其中以汉代的规模最大,除了修葺秦长城外,又增筑了朔方长城和河西长城,西端一直越过玉门关,进入新疆。总长远远超过万里。
从唐代到元代,由于唐、元两个王朝都是幅员广袤的大国,长城已成为内城,没有修筑。唐以后在我国北方建国的辽与西夏,也没有对长城进行修筑。只有金代为了防御蒙古族的侵扰,曾增筑了两道长城。一道是明昌旧城,今在黑龙江省兴安岭北黑龙江沿岸,长达千余里,另一道是明昌新城,西从陕西西北部东达松花江,从而把长城筑到黑龙江。
到了明代,为了防御北方蒙古族和东北女真族南下的侵扰,又大规模修筑长城。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起,先后经过100年的时间,完成了万里长城的修筑工程。它西起嘉峪关,经过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辽宁,一直到鸭绿江。全长12700里。清王朝也是幅员广大的国家,长城是内城,没有进行修补和增筑。
明代以前修筑的长城现已废坏。明代所筑山海关到鸭绿江1900里那一段由于用土石垒成,工程比较简单,现也大部分被毁坏。仅嘉峪关到山海关这一段因修得非常坚固,至今仍保存得很好。这就是现在的“万里长城”。至于明代以前所筑的长城虽已废坏,遗址尚存。现在黄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以北的省市加上湖南、湖北2省,共16个省市都有长城的遗迹,可以想象当时的规模。
二.伟大的建筑工程
长城以长闻名于世。的确,长城是目前世界上惟一长达万里的建筑物。如果把我国历代修建的长城加起来,大约有10万里以上,其中内蒙古长城就达3万里。不过,长城被列为世界最伟大工程之一,不仅因为它长,还因为长城的城墙、敌楼、关隘和长城附近烽火台都是雄伟高大的建筑物,十分壮观。而且这些建筑物又很多建在高山峻岭上面,城墙沿着山脊蜿蜒起伏,通过无数悬岩深谷,显得雄奇险峻。现在让我们从明代长城的概貌看看这个伟大工程。
长城的主体是城墙。拿山西以东到山海关一段的城墙为例,它的断面呈梯形,下宽上狭,平均底宽6米,顶宽5米,高达6.6米,内筑夯土,外砌整齐条石和特大城砖。城墙的顶部由于宽达5米,可容5马并骑10人并进,地面用三四层砖铺砌,而上面这层砖是方砖,并用石灰砌缝,所以砌得十分平整坚实,连野草都难以生根。在城顶两侧还砌有砖墙。内侧砌成高约1米的女墙(矮墙),外侧砌成1.6米高的垛口。每一垛口上面有一望洞,下面有一射击孔。城墙上还有排水沟和吐水嘴等设施。在关口和险要的地方,设有一重重城墙,有的还设了凸出在前面的罗城。
敌楼和墙台都是凸在城墙外面的高台。墙台上只建有普通房屋,是巡逻放哨避风雨的地方。敌楼则是高出城墙的高大建筑,一般高达12米以上,有上下两层,下层住人,上层有供射击和瞭望的垛口,还有燃火的设备。
烽火台是古代传递军事情报的建筑物。汉代叫做帮烽燧,明代叫烟。遇到敌情,它利用白天燃烟(即燧),夜间放火的办法报道敌军进犯消息。点烽时,用硫磺硝石助燃。放烟时,还同时鸣炮,并且可从燃烟和炮声多少传递军情。这是当时迅速而准确的军事情报。为了遥望敌人,烽火台一般总设在长城附近的山顶上。它本身也是一个高大建筑物,一般高达15米,它的外观也有点像敌楼。
此外,长城沿线还有不少雄关和隘口,整个长城就是由上万里的高大城墙、成百座的雄关险隘、成千上万的敌楼、烽火台组成的。工程极为浩大。据计算,如果拿筑长城的土方用来筑1道厚1米高5米的墙,可绕地球1周有余。
长城不仅工程量大,而且由于它翻山越岭,经高原,过草地,通过无数悬崖深谷,施工十分艰难。可是古代工匠巧妙地采取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办法,用了简单的工具,成功地创造了这一世界奇迹。
首先,循导自然地形,巧为因借。凡是遇到陡峭山岗的地方,城墙就利用山脊作为基础,外面包砌石块,依山而筑。还有把崖壁劈削而成的,明代称为山险墙、劈山墙,在山岗陡峭处,城墙比较低一些;平坦处,城墙比较高一些。内侧比较低,外侧比较高,使城墙居高临下,控制险要,即便于施工,又节约了大量建筑材料。在河岸、谷边,也是利用原来的陡坡、山崖,内侧并没有多高,可是从外面看去,却非常险峻。遇到湖泊以及低洼多水的地方,就利用湖面作为天然屏障,以水面代替这一段长城。
筑城的建筑材料一般都就地解决。大型城砖和石灰就地烧制;在高山峻岭,则在山上开取石料,用石砌筑;沙漠中用当地所产的红柳枝条和芦苇与砂石层层相间铺砌,可砌到6.7米高;在平原黄土地区,大都就地取土垒筑。明代手工业发展很快,能生产大量高质量的砖、石材料,使明代长城在重要地段都采用砖砌和条石镶砌的砖石城墙。
把建筑材料运输到山上筑城地区,也是施工中一项艰巨的任务。古代没有先进的交通工具,不是用毛驴搬运,就是靠人力背抬或采取排队传递的办法,一筐筐,一块块地搬上去;大石搬不动,还利用斜面、滚木等办法来运输。
三.雄关三胜
长城沿线雄关,不能一一列举,其中山海关、居庸关(包括关的北口—八达岭)和嘉峪关是现存的三座雄关,已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山海关在河北省秦皇岛市东北,与辽宁省接界,是长城东段的一个重要关口。自古以来一直是军事上的重要关隘,关城倚山临海,非常险要,北面万山重迭,气势雄伟,长城从山上蜿蜒而下,与关城相接。关城东面的长城一直伸入渤海之中。登上城楼东望大海,北看长城,险要形势尽收眼底。山海关,明以前称作榆关。明洪武十四年(1383年)徐达把山海关建成完备的军事工程,因关城北枕群峰,南襟浩海,故改名为山海关。关城东西南北,分设“镇东”、“迎恩”、“望泽”、“威远”4门。城楼正面,高悬着“天下第一关”巨匾,雄浑遒劲,峻拔端庄。解放后,修缮了长城和“天下第一关”的城楼以及许多文物古迹,山海关也建设成为新的生产性城市,古代雄关展现出崭新的面貌。
居庸关在北京西北100多里,建在一条长40多里的“关沟”内,两旁重峦叠嶂,树木葱茏,景色优美,相传秦始皇修筑长城时,“徙居庸徒(奴隶)于此”而得名。秦汉至隋唐之际,“常宿重兵,以谨管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北交通要道。居庸关有南北两个外围关口,南面的叫南口,是关沟的入口,旧关城早已残破,北面的叫北口,就是现在的八达岭口。
在八达岭上远望,万里长城犹如巨龙,翻山越岭,游向远方。一个堡垒连着一个堡垒,古人云:“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它居高临下,地势险峻。岭口是一个小小的关城,万里长城连接着关城伸展开去,隔不远就有一座墙台和敌楼,城墙上有女墙、垛口和望洞、射孔等防御工事。城墙都用整齐的条石和大城砖砌筑,非常坚固。由于关的两崖绝峻,层峦叠翠,金章宗明昌年间,始以“居庸叠翠”之名,列为燕京八景之一。
明长城最西端是嘉峪关,它座落在祁连山脉西南的嘉峪山岗之上;长城从祁连山上迤逦而来,直抵关下;又从关北折向东去,伸展在茫茫的戈壁滩上。关城台呈梯形,西城墙166米,东城墙154米,南北宽160米,城台高约3丈。在城台上矗立着3 层5丈多高的城楼,关城4角有砖砌的城堡式的角楼。关城西面有凸出的罗城,作为关门的双重防线。除城台、敌楼、烽火台、垛口等关键建筑用大砖包砌之外,其余皆为黄土夯筑,夯打坚实,不亚于砖石。明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由于原土城一度废弃,兵备道李端登主持重建关城,高悬巨匾,命名“天下第一雄关”,从而使它同山海关东西对峙,遥相呼应。现今关城,仍保留着明嘉靖年间的规模和概貌。登上关城,相目四顾,只见南面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北面是嘉峪山和蜿蜒的万里长城,东面是河西走廓的名城酒泉市,西面是绵延起伏、一望无际的沙漠瀚海,关前潺潺的泉水,给古塞带来无限生机。作为肃州八景之一的“嘉峪晴烟”的壮丽风光,历历在目。
万里长城,已有2000余年的悠久历史,这个举世无双的伟大建筑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它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发图强、创造更多的奇迹。
巧夺天工的石窟工程
石窟,又称石窟寺,是佛教建筑的一种。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西自新疆,东至江浙,南自云贵,北至辽东,至今仍保存着数百处石窟群。其中尤以甘肃敦煌的莫高窟、永靖的炳灵寺石窟,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最为著名。佛教起源于印度,自东汉传入我国中原地区,作为佛教活动场所的石窟寺也逐渐开凿建成。石窟建筑自东汉至明清,有着近2000年的历史。它是我国古代洞窟体系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石窟中除主要有庄严高大的佛像、筋络发达的力士、凌空飞舞的飞天等塑像和壁画艺术珍品外,还有世俗人物风土的塑像和壁画,为我们提供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实物资料。
佛教寺院是佛教徒念经修行的场所,它需要有一个清净的环境,以摆脱世俗生活的干扰,所以寺院的选址除了为便于佛教徒的顶礼膜拜,少数建在城市中外,一般是建在高山密林、风景秀丽的地方。我国的很多名山都为寺院所占据,成为名胜古迹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号称佛教四大名山的山西五台山、四川峨嵋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等,都是风景各有特色的地方。唐代诗人杜牧所描绘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也说明寺院大多数是深藏在烟雨苍茫的山林中。而石窟必定在山地开凿,不像木构建筑的寺院,任何地方都可建造。所以它本身的性质就决定它不在城市。一般为了取得优美的景色,石窟选址还要注意能依山面水。选择天然峭壁开凿,务求与大自然溶合成一体,如莫高窟有大泉,云岗石窟有武州川,龙门石窟有伊水,麦积山石窟有渭水。四川的东山大佛,位于青衣江、岷江、大渡河三水交汇的地方,佛高71米,它面对激流拍岸的三江口,兀立摩崖,格外巍峨挺拔。四川广元千佛崖,面临嘉陵江,窟龛密集,叠至13层,高达40米,气势磅礴。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开凿在海拔1200米的山上,这里泉水潺潺,云雾缭绕,真是高山流水如仙境一般。麦积山石窟整个石窟群选在孤峰突起的山崖上。登麦积山,正如五代时《玉堂闲话》中所记:“其间千屋万室,缘空蹑虚,登之者不敢回首”。再如炳灵寺石窟滨临黄河,峭壁千丈。这里的水面幽深,山石纵横,奇峰绝壁,千奇百怪,当你乘坐牛皮筏子,停泊于大佛前登岸时,使你更感石窟工程的艰巨和佛像的庄严雄伟。石窟寺往往选择在山势险峻、前有流水、景色秀丽的地方,借助于壮观的自然景色,衬托出佛和菩萨的尊严。
地质条件对石窟的开凿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四川地区多为红砂岩,戈壁滩的敦煌为烁岩,洛阳龙门为召灰岩,大同云岗为砂岩。这些岩石各有特点,古代匠师针对不同岩石的特点进行不同的加工与处理,把它们开凿出来。石窟的崖面选择更为重要,如云岗的主要石窟占据了好的崖面,窟洞都比较完好,但自从北魏从大同迁都洛阳后,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后期开的西部石窟,因财力物力的限制,窟洞规模不大,多接近山石表面,现已大部风化。在莫高窟发展过程中,比较好的崖面,首先被利用。唐宋以后,只好在原崖面上见缝插针或向岩石的深处发展。炳灵寺与麦积山都建在完整的崖石上。四川大足宝顶石窟选在一个山沟里,这里虽然是红砂岩,但有着大面积纯洁而坚硬的崖石,造像雕刻至今保持完好。
在石窟选址中,朝向也普遍受到重视。根据我国的地理气候条件,最好为南向和南偏东,西向和北向容易受到冬季风雨的侵袭,使用与保护都不方便。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据唐圣历元年(198年)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记,有沙门乐僧选址在这里,开始修石窟。从现状看,这里大泉河自南向北流去,大河两侧都为连绵起伏的沙丘,东面名三危山,西面名鸣沙山。莫高窟选择在河西鸣沙山的峭壁上,为大规模的石窟群奠定了座西朝东的基础。大同云岗石窟前临武州川。武州川两岸皆山,云岗石窟选择了东西向河床的北侧山崖上,座北向南。又如洛阳龙门石窟,伊水自南而北流去,两侧有西山和东山对峙。龙门的主要石窟在西山的崖面上,从西朝东。至唐代,西山的主要崖面被石窟占满,才去东山的山坳中开凿。
这些石窟既要远离繁华的城市,又要与城市联系方便,因此往往位于重要的交通线上。如云岗石窟在当时的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通往故都盛乐的要道上。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广元的千佛崖位于川陕栈道线上,山前是古代中原通往四川的必经之路。北魏皇家开凿的云岗石窟离平城仅30里,龙门石窟在洛阳南25里。云岗、龙门都是北魏皇家的崇佛圣地,皇室曾多次临幸。
石窟开始时可能是利用天然洞穴再进一步开凿而成的,如炳灵寺169窟就是利用高出地面30米的天然山洞开凿的。从窟壁面上题有“建弘元年(420年)三月二十四日选”的字样,说明早期开凿石窟是在十六国西秦时期。利用天然洞穴开凿石窟最为简便,此后也一直在采用。如在杭州,尚保留有五代、宋元的石窟,也多利用天然洞穴,它与杭州自然山水相融合,形成杭州石窟艺术的一大特色。其他如龙门石窟的古阴洞、火烧洞、莲花洞和老龙洞等都有利用天然洞穴的痕迹。
适合作石窟的天然洞穴不多,所以石窟主要靠人工开凿。悬崖峭壁是开凿石窟最理想的地方。这是因为不仅开凿的石方量少,而且具有形势险要风景秀丽的环境。但天然峭壁不可多得,一般山都有一个自然的坡面,必须先行开山,以建造人为的峭壁,为了减少开山的石方,总是选择陡坡。但即使这样,工程量还是相当大的。洛阳龙门宾阳三洞的开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约在北魏宣武帝景明初年(500年)开始在“洛阳伊阙山,为高祖文照皇后营石窟二所”,原来预定“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可是从景明初到正始二年(505年),花了6年的功夫才“斩山二十三丈”,由于“斩山太高,费功难就”,才改为“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后来又为世宗造一个石窟,一共3所。从景明初(500年)开始开凿,到正光四年(523年)一共24年,用工802366。这里所说的斩山,就是为建成人工崖面的开山工程。宾阳洞前广场南北宽33米,东西深13米,峭壁高30米。开山的石方量在1万方以上。再如洛阳龙门唐代开凿的奉先寺,还特地选择了一个需要开山较少的微带凹形山坡,可是为凿成东西深41米,南北宽36米,容纳坐像高17.14米的本尊卢舍那佛的石窟,自唐咸亨三年(672年)至上元二年(1675年)花了3年9个月的时间,开山的石方在3万方以上。云岗石窟群东西长达1公里,山前的峭壁全部是开凿出来的,工程之艰巨可以想见。
在峭壁上开凿洞窟与开山工程相比,在技术上要复杂得多。天然岩石是个坚硬的实体,容重大。人在岩石下面施工,既吃力又不安全。因此窟洞的开凿根据传统经验必须遵照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顺序,即在岩石上施工,逐步向内推进。为了确保窟洞的完整,不偏移走样,必须首先在峭壁上放样,开凿洞窟时,从门洞的上部开始,沿门洞引进水平线与另线。进入门洞后,再自上而下大面积开凿,直到要求的水平。
大型石窟由于室内空间高大,一般窟中又有大佛,往往成了一个容有大佛的空井。如北魏早期的云岗昙曜五窟,窟内空间高达20米左右。这类容有大佛的空洞都在窟前的门楣上开有明窗。麦积山的天堂洞,在横向开了3个明窗。莫高窟第96窟上下明窗4层。这说明明窗不但是为了采光、通风,而且是石窟上部施工时最先打进去的缺口,为自上而下施工留下的痕迹。
石窟开凿不仅自上而下,由外及内,而且边开凿边加工。单项窟洞工程,往往在上部有一定空间,当形成一个施工台和施工面时,上部的细部加工就可以与向下的开凿同时进行。一个大型洞窟往往需要经过几年以至几十年的开凿时间,因此,上部与下部的雕刻与处理手法,会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特征,如龙门的古阳洞,在现在的莲花座以上部分开凿于孝文帝时期,以下的台座,狮子以及壁面上的造像则凿刻于宣武帝、孝明帝时期。这种从上而下的、自外而内的、边开凿边加工的施工方法,既符合石窟开凿与加工的一般规律,又避免为凿石搭大量脚手架,既方便又安全。
崩坍与风化对石窟危害最大。导致崩坍与风化的主要原因是岩性和水。含碳酸钙(CaCO3)的岩洞受水侵蚀能使岩石变成松散的粘土矿物,加速岩石解体,造成窟洞崩坍与风化。因此,必须解决好石窟的排水问题。唐代龙门奉先寺佛龛,曾在峭壁的上方与两侧修筑了一条长120米,宽1~2米,深1~2米的排水沟,把窟顶的水引开,减少水对裂隙渗透,有效地保护了佛龛。乐山大佛在佛头的发髻里筑建了3条排水系统,让雨水从佛背后排掉,不流向面部。
石窟的形式主要可分为平顶小窟、覆框形方窟、覆斗顶方窟、中心柱窟、穹窿顶椭圆窟、崖客以及大型佛龛、摩崖等。平顶小窟的特征是窟的空间小。敦煌莫高窟的267~271窟是其典型的代表。其中第268窟是主窟,宽仅1.2米,深3.2米,在两侧连267、269、270、271四个龛窟,龛窟仅容一人禅坐,所以是一组以坐禅为主体的窟。
覆框形方窟是一平面方形,四壁有收方的石窟,很像一个倒覆的罗框,顶部也是平面,但面积不大,整个结构与穹窿相近。这种窟型北魏时很普遍。尤其是云岗西部石窟最多。
在著名的敦煌莫高窟中,覆斗顶方窟占绝大多数,其规模可以从10米2~260米2。其特征是在方形平面上加上覆斗形的顶盖。在中央凹进部分塑造成斗四、斗八藻井。平面布置大多为正面开龛,凿造像,也有三面开龛的。
中心柱窟是北魏石窟的一个重要窟型。其特点是在窟洞的中央偏后有一方形石柱,上面与窟顶相连。其中有一种称塔柱,外观似一座楼阁式木塔,以云岗51窟最为完整,莫高窟的中心柱窟,在石柱前留有较大的活动面积,窟顶是模仿木结构建筑的人字坡顶,提高了石柱前空间的高度。
穹窿顶椭圆形窟,在以大佛为主体的窟洞中被普遍采用,其典型例子是云岗16~21窟,即昙曜5窟,窟内大佛高13.5~16.8米,充塞了整个空间。
崖阁以麦积山石窟最为典型。其特点是在佛龛外用柱廓构成宏伟的外观,麦积山石窟上七佛阁由七个方形佛龛组成,佛龛前石柱8根,高8米余,使七个佛龛联成一个壮观的整体。柱下雕刻的莲花柱基础,健劲饱满,柱廓顶部刻有栩栩如生的飞天图案,反映出北周的工程技术与艺术水平。
唐代各主要石窟都出现了大佛,或以大佛为中心的造像组群。是继北魏以后开凿佛像的又一个高潮。特别是唐代采用了露天大佛和佛龛的方式,使大佛突破了窟洞这个框框。大佛前有广场,让人们进行佛事活动,崖面上的大佛则便于远眺。现存大佛如麦积山隋代大佛高约13米,唐代的炳灵寺大佛高27米,龙门奉先寺大佛高17.4米,四川乐山大佛与凌云山的天然崖壁等,高达71米,成为世界上第一大佛。
大足宝顶石窟开凿于南宋。它以佛教故事为题材,出现了类似连环画的大型造像雕刻,是在摩崖造像基础上的一个发展。
在窟洞外加木构窟檐与木构楼阁的,也是普遍现象。木构窟檐、楼阁以及院落,对扩大石窟寺的活动空间起到很大的作用。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漯水》描写云岗石窟为:“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可见早在北魏时期,云岗已建立了石窟与木构殿堂相结合的大型建筑群。据《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记载:“右豁平陆,目极远山,前流长水,波映重阁”。说明在唐代窟前就建有楼阁,至今尚存唐宋窟檐6处,是重要的木构遗存。
对大规模的石窟群,窟洞之间的联系也很重要。在窟前结合开山工程开凿道路,利用踏跺与斜坡联系各窟洞是一般常见的方法。在陡峭的峭壁上则架设栈道。
栈道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上至春秋,下至明清,都有栈道。《史记·蔡泽传》记有:“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宋《舆地纪胜·石栏桥》记载四川绵谷县的栈道,桥阁共15360间。今天在四川、云南、陕西等偏僻山区还有古栈道的遗址和残迹。
在现有石窟中,麦积山石窟栈道最为突出,它是已知规模最大的一处,麦积山石窟崖面长200米,高约100米,栈道最高处距地面70米,上下梯级20段。共计栈道336间,全长800余米。现残存在崖壁上的孔眼10平方厘米以上的近2000个,大部分是栈道挑梁的遗迹,麦积山栈道工程的艰险就可想而知了。
悬挑式是栈道的主要形式之一。其断面、长度以及插入崖面的深度都不尽相同。麦积山崖面上的梁孔断面一般为40×50厘米,深50厘米,在七佛阁下的梁孔断面达60×70厘米,深1.2米,最深的达1.4米。各梁孔之间的水平距离为3~4米。通常在二悬壁之间搁梁,梁上铺木板。栈道宽一般为1~1.5米,其外侧装置栏杆,它与古代交通栈道以及山区的民居建筑相似。
在数十米高的峭壁上架设栈道是十分艰巨的。据五代《玉堂闲话》记载:“自平地积薪,积至岩巅,从上镌刻其龛室神象。功毕,旋折薪而下,然后梯空架险而上”。在麦积山民间尚流传着:“砍完南山柴,修起麦积崖”、“积木成山,拆木成功”的说法。说明当时石窟施工采用了大规模的脚手架。麦积山连接东西崖面的天桥离地面70米,长50米,在唐代中部崖面崩坍以后建造,全靠脚手架是不可能的。根据传统经验,自下而上修建栈道,需要有攀临的条件,即一般在一个梯段的高度上建一平台,然后以这个平台为基础,再上一个梯段。这样逐层修建到需要的高度。栈道在不同方向延伸也是以平台为起点,采用悬臂出挑的方法,一间复一间地延伸过去。这都属于“缘空蹑虚”的高空作业,惊险程度是可以想象的。
窟洞与造像的加工,和岩石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在砂岩和石灰岩的岩壁上开凿石窟,由于石质比较均匀、细腻,硬度适中,可以制作出精细的石雕刻,所以造像与壁面的处理,以雕刻为主。像云岗、龙门等石窟,除石雕造像外,壁面雕满了佛像故事与装饰花纹,整个洞窟就成了一个大型的雕刻艺术空间。砾岩由卵石、砾石与砂泥等胶结而成,不利于雕刻。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砾岩石窟就借助于泥塑,把石窟的开凿与泥塑彩绘结合起来。在四川大足和洛阳龙门等石窟中,尚保留有没有完成的石雕作品,是研究古代雕刻的极好资料。(www.xing528.com)
石窟壁面的加工比较简单,一般在开凿的基础上,先用大钻子凿整齐、再用小钻子密凿修整,然后锤打和斧崭,使表面平整,因为壁面分为佛龛或雕刻图案,所以在斧崭的基础上,再用钻子凿佛龛或花边。造像首先得在崖面上勾勒出轮廓,然后用大钻子凿出毛坯,再用小钻子进行粗加工,这时粗看上去已能反映出设计意图,然后再用锤子敲去粗加工的痕迹,直至面部等重要部位用斧刃剁,用扁刀铲,用砂石磨光。石窟雕刻艺术中,综合运用了阴浅刻、线浮雕、浮雕、圆雕等各种表现手法,使主题突出,形象生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敦煌、麦积山石窟寺的窟洞表面像砖砌体一样进行粉刷,先用有麦楷的黄泥打底再用夹有棉花纤维的黄泥抹平,就成为壁画的底子。泥塑多用木架为骨,在木架上用草泥,分层塑造,一般至少两层,首层用黄泥加草筋,表层用黄泥加棉花、麻丝、纸筋之类。这种分层的方法既符合泥塑一层层加上去的特点,也能防止塑像开裂。在塑像中,也有不少为石胎泥塑的,即先将造像凿出粗轮廓的石胎,外面再加泥塑而成。在有的泥塑中还夹有麻布层,称为“夹泞像”,有点像木构造建筑油漆时的披麻作法;也有的在泥中加糯米与鸡蛋清,这种方法是和古代筑城、墓葬时,在灰浆中加糯米的方法相一致的。
塑像的表面进行彩绘,其方法与壁画相同。彩绘颜色多为矿物颜料,如石绿、石青、朱砂等,所以经久不变,至今仍鲜艳夺目。敦煌莫高窟第159窟中的唐中叶塑像,妆銮的颜料中加有蜡,上色之后用丝绸轻擦,至今仍保留油脂光泽的效果。五代以后又出现了沥粉贴金的方法,因此在壁画或塑像的表面出现了起突,增加了立体的高光效果。
罕见的祭天建筑
天坛位于北京南城正阳门外,永定门内东侧,隔着前门大街与西面的先农坛遥遥相对,是世界上罕见的祭天建筑。它东西长1700米,南北宽1600米,外层围墙5525米,占地4194亩,相当于4个紫禁城的面积。坛内主要建筑有圜丘、祈年殿、皇穹宇和斋宫等,里面空旷开阔,殿影巍峨,树木葱郁,在深远的天幕映照下,显得气势壮严,景色幽美。
一.沿革与布局
天坛是明清两代帝王祭天之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剥削制度,交替地采用软、硬两手。软的一手是崇尚迷信,对人民进行欺骗宣传,诸如把日月星辰,水旱灾害,人间祸福说成是天意,皇帝是“天子”,君权天授,使人们安分守己,忍受剥削和奴役。“天子祭天”是世代相袭的老规矩。明代统治者凭借农民起义的力量,登上了皇帝宝座,他们效法汉代以来天子赴南郊祭天之礼,开始营建天坛。
明朝的天坛最初建于南京郊外的钟山,在钟山南北分别建圜丘、方丘,以祀天地,后来皇帝认为:“人君事天地犹事父母”,“不宜分处”,就在圜丘上建殿,称为大祀殿,改为天地合祀。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于南郊正阳门外仿照南京的形制建造了天坛,上盖大祀殿,奉祀天地。永乐以后几乎历朝都有增修,甚至在皇朝财政困难,捉襟见肘时,仍以天坛建设为重。嘉靖时,京师大兴建筑,“土木祷祀之役月无虚日”,“帑藏匮竭”。工部尚书章极上书皇帝建议“兴工次第,莫先圜丘”,“请先事圜丘,余以次渐举行”。嘉靖帝自认皇帝“受命于天”,天子祭天应当虔诚隆重,觉得天地会祀不妥当,重新恢复分祀,将天地坛改称天坛,在南部筑圜丘,稍北建皇穹宇,并改名大祀殿为大亨殿,另在地安门建地坛。这是北京天地坛进行的一次重要改建。当时北京南郊一带商业发展,市容繁盛,为了城防又增建了外城,使天坛围入了城内。清乾隆时,天坛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修和扩建。圜丘坛直径开拓一倍,大亨殿整新后改为祈年殿。光绪40年(公元1888年),天坛祈年殿遭雷击起火,“一昼夜始熄”,殿全焚毁,次年修复。但现在所见的天坛形制基本上是明嘉靖时奠定的,清代未作大改。
历代皇朝都十分重视祭天之礼。皇帝“谨于事天,凡郊祀靡不亲行”,每年冬至和孟夏,皇帝由部臣簇拥,到天坛举行祭天祀谷典礼,正阳门大道悬灯结彩,禁军林立,戒备森严,祭前10日就已布置官员天天到坛演习,礼仪十分隆重。
清皇朝覆灭后,不再举行祭天大典,天坛一度冷落。民国初年,窃国大盗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曾以帝王之礼仪率领文武百官到天坛祭天,演出了一场闹剧。
天坛的总体布局和造型是按照“天圆地方”进行设计的。外周有两重墙垣围绕,北墙为圆弧形,南墙成直角方形。正门设在西墙,在正门的南侧有斋宫,是皇帝“斋戒沐浴”之处。坛内主要建筑成南北向轴线排列,轴线偏向东西,这样就伸长了入口与中轴线上建筑的距离,显得天体遥远。轴线上主体建筑分南北两部分,南部以圜丘为中心,是皇帝冬至祭天的地方,北部以祈年殿为主,是孟夏祈神求谷之处。两者之间以一条宽30米,高4米,长360米的砖砌大道连结,以前称丹陛桥,也叫海墁大道。自正门到海墁大道长1000米,道旁以及建筑周围都密植松柏,枝叶参天,形成森严、肃穆、神秘的气氛。登上海墁大道,顿觉视野开阔,万木低垂,远处松涛起伏,建筑魁伟,人行其间,宛若天上,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二.圜丘与皇穹宇
圜丘是一座高大的圆形石台,高3层,以圆形象征天。祭天须露祭,台上不能建屋。整座圜丘全以青石砌成。古代认为天属阳性为单数,尺寸数目要用1、3、5、7、9等单数表示。按当时尺度丈量,石台上层坛面直径9丈,中层15丈,下层21丈,石台用石都以9和它的倍数表示,因九是数字之冠,数值最大,数以九计最为崇高。坛面铺石先在上层中心定一圆石,然后在周围用9块青石环砌成第一圈,以18块青石砌成第2圈,以下每圈递增9块,共砌9圈。中层与下层也各砌9圈,3层共砌29圈,底层最外圈用石243块,总计用石3403块。每层石台各设四个门,门前各有台阶9级,栏杆阑板也以9数递增,上层每面9块,4面36块,中层每面18块,4面72块,下层每面27块,4 面108块,总共216块,整座圜丘比例匀称,造型优美,结构精巧,完全满足了以阳性单数为特征的祭天功能要求。
在布局上为了突出象征天体的圜丘,使用了一系列对比衬托手法。在它四周仅筑1米高的矮墙围护,墙有两道,外方内圆,4面各设汉白玉的灵星门,使主体圜丘显得神圣庄严,至高无上。石台层层,舒展向上,浑然稳重,似与天接,在色调上,洁白如玉的石台和灵星门与青石琉璃矮墙相配,给人以十分鲜明开朗的感觉。圜丘的工程质量极好,自乾隆扩建至今200余年中,历经烈日严冬,风雨雪沙的分割,坛面仍平整如镜,石板接缝严密,不见下沉翘起现象。坛上有奇妙的声学现象,一个人若站在坛中心轻轻发声,会听到很响的回声,离开中心回声现象消失。这是因为声音由周围石阑板反射回来同时到达圆心,增强了原来的声音,而不在中心地方,反射声波就不能同时到达。回声现象反映了石坛建筑的坚固、匀称和尺寸的精确,可见明清时石建筑技术的高超。
圜丘北面是它的附属建筑皇穹宇。皇穹宇专为供奉“皇天上帝”牌位而建。每次祭天时,皇帝从里面请出天帝神牌到圜丘坛演礼,礼毕后奉还原处。皇穹宇是一座青色琉璃瓦攒尖顶圆形大殿,高19.8米,直径15.6米,远望犹如一把张开的大宝石伞。它以8根檐柱支撑屋檐,4根金柱支撑屋顶。金柱上满饰彩画,颜色鲜明。柱顶七踩溜金斗模栱承托上部额枋。额枋之上就是天花板,仰望为细致工整的三层藻井。木柱基部采用转枝莲缠绕,四周设置朱红门墙,下配洁白的石基。整座大殿构造精致,外貌瑰丽,殿前建有小巧玲珑的蓝色琉璃瓦白牌楼,殿外围有圆形矮墙。墙身用磨砖对缝砌筑,表面平整光滑,形成举世闻名的回音壁。游人若分别站在东西配殿两边顺着墙面轻轻讲话,双方可以很清晰地听到。这是由于声波沿着平滑的弧形墙面作多次反射、传递,技术之高,令人惊叹。
三.精美的祈年殿
由皇穹宇向北,出成贞门,经海墁大道,至北端入祈年门,就到了祈年殿。祈年殿周围是一片宽广轩敞的庭院。高出地平约4米,四面建有方形围墙。从祈年门观祈年殿,构图完整,比例匀称,色彩鲜艳。既有强烈的对比,又十分和谐统一。院中心有以汉白玉砌成的三层圆形高台,每层石台栏分别刻着龙、凤、云等图案。石台中央耸立着一座圆形三重檐大殿,平面直径26米,高达38米,高耸魁伟。三层圆顶用青色琉璃铺墁,以象征青天,逐层向上收缩,形成一条柔和的抛物线。顶尖饰鎏金宝顶。大殿以12根檐柱支托下层屋檐表示12个时辰;12根外金柱支托中层圆顶表示12个月份;檐柱和外金柱共24根,又表示一年24个节气;4根盘龙金柱支托上层圆顶表示一年4季。柱子层层向上,一组高于一组。柱上全用朱红髹饰,额枋上布满绚丽彩画,庄严富丽。斗栱部分,下檐额枋上安装五踩斗栱,中檐为七踩斗栱,上檐为九踩斗栱。斗栱出跳随檐的升高而逐层加高,层次明朗突出。上层圆顶部分,先在4根盘龙金柱上作四方形梁架,再在抹角梁处架童柱和梁架,然后在上面安上弯曲的檩枋垫板,铺上椽板简瓦,形成一个圆形殿顶。藻井正中呈一圆井,里面刻满龙凤图案。大殿周围设置格扇门,中间放一个长案、一把皇座和一架围屏,内放神祗牌位。东面设两套屏风,大椅、长桌、供奉帝王先祖。西面的围屏前设硬木宝座,上刻精致山水人物、亭台楼阁,供皇帝祭礼时憩坐。
明朝祈年殿初建时为三重檐,使用蓝、黄、绿三种不同颜色,清乾隆重修时,为突出天的象征,一律改为青色琉璃,在色调和气氛上显得更为肃穆俊雅。祈年殿如中国传统建筑一样善于利用结构部分作装饰,兼与某些歌颂性的象征意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并在大跨度圆形建筑的梁架处理上做出了成功的创造。无论在造型和结构上它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是中外罕见的古建筑杰作。
祈年殿后部有供放神牌用的附属建筑叫皇乾殿,为5间7架庑殿,地势较低下,四面用围墙封闭成小院,显得严肃神秘,东门外建有72间长廓,是祈谷典礼时的通道,专为遮蔽风雨而设,形状曲折宛转,高低起伏,与两旁松柏相配得体。
天坛内还零星分布着神乐署、神橱、宰牲亭,牺牲所、钟楼等小型建筑群,都是为祭天祈谷而设的。
北京天坛,自明永乐年间创建以来,至今已有600年的历史。其规模之大,形式之妙,结构之精,都是世界上所罕见的,在中外建筑史上占重要的地位。光绪年间祈年殿焚毁后,“议重建而会典无图,且不载其崇卑之制,工部无凭勘作搜之于明会典亦不得”,最后“乃集工师询之,有曾与小修之役者,知其约略,以其言绘图进呈,制始定,至丙申乃毕工”。的确,建筑技艺的高超,非同一般。
规模宏大的明十三陵
封建社会中,以帝王为首的官僚地主阶级生前不仅大兴土木修建宫殿、苑囿,供自己享用,还费尽心力经营“葬身之地”。秦始皇刚登位,就“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又征发刑徒70余万人修建骊山陵,“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徒藏满之”。汉承秦制,皇帝登位次年就筹建陵墓,并在陵墓附近设陵邑,徙天下豪民居之,宛然像一个城市。唐宋以来,封建帝王相继效法,陵墓建筑豪侈奢丽,厚葬成风。明代帝陵堪称典型,保存得也最完整。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都南京,死后葬于钟山,名为“孝陵”。朱棣登位,迁都北京。自此以后,从成祖朱棣(永乐)起至思宗朱由检(崇祯)止,共有13个皇帝葬于北京西北郊的天寿山下,称为“十三陵”。它们是:成祖长陵;仁宗献陵;宣宗景陵;英宗裕陵;宪宗茂陵;孝宗泰陵;武宗康陵;世宗永陵;穆宗昭陵;神宗定陵;光宗庆陵;熹宗德陵;思宗悼陵。
一.陵园环境
天寿山诸岭为太行支脉一部分,自居庸、军都朝东蜿蜒伸展,至此陵区折回南方。极目望去,山谷嵯峨,畦陇纵横。北面峰恋起伏,犹如天然屏障,远处蟒山虎峪把口,好似双阙恭立。中间有一条温榆河,南面平原辽阔,真有“北依山势,南控平原”之势。
明永乐五年(1407年)成祖朱棣的皇后徐氏死去,为了寻找皇后和日后自己的墓陵,朱棣会同礼部、工部人员以及通晓阴阳的“术士”踏遍京郊名胜地区,选择“吉地”,结果都不中意,后来有个江西籍的“术士”叫瘳均卿的进言朱棣,说昌平北面黄土山有一块“吉壤”可作“万年寿域”,朱棣亲自勘察,感到满意,决定用作陵地,并把黄土山改名为“天寿山。”永乐七年,长陵正式开工,朱棣征调了好几个省的民夫、工匠、劳士进行营建。长陵建成,徐皇后入葬。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病死在出征途中,归葬长陵。之后明朝历代皇帝都在万寿山经营墓地,形成著名的十三陵。
明十三陵在继承了古代墓葬制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创造。汉唐陵墓都是每一个陵作为一个独立单元,彼此没有联系。北宋八陵都集中在河南巩县境内嵩山北麓岗地上,形成一个陵区。明代继承宋代的做法,十三个陵墓也同在一个陵区,而规模和气魄远远超过宋代,可以说是空前的。十三陵在总体规划中以长陵为主,踞天寿山中峰,其余诸陵依山势分建于长陵两翼,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宗法观念。陵区外筑有围墙,戒备森严。诸陵中也以长陵的规模为最大,永陵、定陵次之,景陵、献陵又次之,悼陵为亡国之君崇祯的陵墓,最为简陋。
二.神 道
十三陵的地面建筑共有1个神道和13个陵寝。
神道起点处是一座巍峨高大的石牌坊,矗立于陵区之南,具有纪念意义和鲜明的标志作用。它建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面阔29米,采取“五间六柱十一楼”的形式。全部选用大型汉白玉石料建成。表面饰以云龙、卧兽,雕刻精美,形貌雄健,是古石碑坊中的佳作。
石牌坊以北是大红门,门三洞,红墙黄瓦,单檐歇山顶。大红门是陵区门户,门两边原筑有墙垣,北包天寿诸陵,周围80里,门两侧各有石碑一座,上刻“官员人等至此下马”。途中原有石桥三孔,辇道左右松柏成行,造成庄严肃穆的气氛。
大红门北面有牌亭一座,平面方形,重檐歇山顶,亭内石碑,龙头龟趺,高约6米,正面刻“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碑亭四角立有白石花表,再向前有两座石柱,分立陵道两侧。
石柱北面是石兽12对(狮、獬豸、骆驼、象、麒麟、马各2对),石人6对(武臣、文臣、勋臣各2对),分别排列在神道两边。这些石像都用整块白石雕琢而成,体积最大的达30立方米。每隔44米余设置1对。石像都雕成静态,1对坐1对立,交替变化,形成安谧、严谨的气氛。
过了石像,前面是“龙凤门”,也叫“棂星门”,门三洞并列,南向,以短垣相联。龙凤门向北,原有石桥五孔,稍北又有石桥七孔,横跨河上。七孔桥东北,临河留有明代工部厂和内监公署遗址。传说这里当时是河运码头,建陵用材都运到此处堆集。从七孔桥向北,地势渐隆,遥望天寿南麓,群山拱抱,一座座金黄色的殿顶星罗棋布掩映在山坡密林之中,景色诱人,顺神道北行,乃直指长陵。
十三陵神道全长约7公里。它最初是长陵的神道,但自永乐以后,一直到嘉靖,各代陆续增修完善,实际上已是通往各陵的总神道,其特点是利用了视线的封闭和开放,组成一个个景区,使人不能一眼望尽陵域,显得景物神秘幽深,引人入胜。但在布局上,建筑物与石像多设置在神道的南段,北半段除一二小桥处,显得过于空旷,神道与陵寝的衔接不如南京明孝陵紧凑。这也许是与天寿山的地形及雨季洪水的破坏有关。
长陵的陵寝
十三陵的每一个陵寝基本上都有棱恩门、棱恩殿,明楼和宝顶几个部分,其中以长陵的规模为最大。
长陵陵门辟三门洞,红墙黄瓦,单檐歇山顶,入门为广场,中为御道,东侧是一座碑亭,内树丰碑,传说原无刻字,现在刻着的是清顺治上渝和乾隆、嘉庆两帝御制诗。
长陵广场北端是棱恩门,进入棱恩门,是供祭祀的亭殿,大殿巍峨高大,名棱恩殿,建在三层汉白玉台基上,前有月台,每层台基都围绕石栏杆。殿台前后设石阶三道,左右两道,中间“御路”上浮雕双龙,刀法流利。大殿面阔9间,约67米,进深5间,约29米,重檐庑殿顶,是国内罕见的巨型木构建筑。其形制参照北京明代宫殿奉天殿(即故宫的太和殿),但台基较低,殿前月台较小,广场也比较紧凑,在建筑空间处理上收到了宁静肃穆的效果。这说明,同样规格的建筑,在空间处理上稍有变化,就可以得到不同的效果。棱恩殿的最大特点,是梁柱等木构件全部用优质楠木制成,殿内有60根金丝楠木大柱,中央4根高达14.3米,直径1.17米。梁柱都未施油漆彩面,以显示楠木的本色,通称楠木殿。
棱恩殿后为内红门,在御道正中设白石坊一间,其北有石制香炉、花瓶和烛台,正对方城明楼。
方城也叫宝城,平面正方形,边长约35米,高15米,城壁砖砌,中辟甬路,宽约3米,上覆拱券顶。循道而升至北端,左右有踏道,可登明楼。明楼方18米,重檐四出,上覆歇山顶,每面各辟一门,内贯十字形穹隆,楼中央耸立丰碑,色浅红,温润如玉,俗称“朱石碑”,碑首刻蛟龙,下承矩形石座,碑面上刻“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9字,每字径尺,明代时镏以赤金,金碧炫目。方城明楼为全陵最高点,登上城楼,可远眺四方,山岭、田野、河川尽收眼帘,景物优美。
明楼背后,土阜隆起处就是宝顶,内藏帝后梓宫。宝顶周围全用砖墙包砌,直径约300米,远望犹如一座小城堡。
四.定陵的地下宫殿
定陵是明神宗朱翊钧(万历)的陵墓,位于长陵西南的大峪山下。朱翊钧10岁就登上帝位,做了42年皇帝,明朝自他开始,以皇室为中心的统治集团日趋腐朽,疯狂兼并、掠夺土地,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万历十一年,朱翊钧刚21岁,就带领文武官员、阴阳术士、钦天监趁祭陵之便在山陵中寻找“吉壤”。他跑遍了天寿山,确定在大峪山下建造陵墓,可陵地正处在1块高90丈的巨大山石上,建陵必须首先除去这块大石。一些大臣为此上表“谏止”,朱翊钧根本不听,他亲择“莹地”,亲定陵墓规则,一心要仿照他祖父嘉靖的陵墓——永陵来建造。浩大的建陵工程,每天役使人数达3万余,经6年,花了白银800余万两,方才建成。定陵不仅在形制、规模上和永陵相同,而且在石雕、用材硕大和做工精细上远远超过了永陵。为使明楼更加坚固,还浇灌了铁汁。定陵建成后,朱翊钧带领侍从来到地宫开怀畅饮,得意非凡。30年后,朱翊钧病死,入葬于此。
定陵的地面建筑,主要有棱恩门、棱恩殿、明楼、宝顶等,其布局和其他陵墓相同。在宝顶下是地宫。1956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对定陵地宫进行了发掘,使埋葬了数世纪的帝王宫殿又重新露了面。
定陵地宫以隧道与外界相通。隧道口是砖砌的券门,两侧为极厚的墙,隧道中间像一条狭长而弯曲的坑道,接着是一条花斑石砌成的石隧道,它呈斜坡状,深入地下20多米。砖、石隧道是进葬时的通道,上面没有顶盖,葬后以黄土填实。石隧道尽端横立着一堵“金刚墙”,墙的顶部有黄色琉璃瓦檐,中央是“金刚门”,以墙砖封砌,与它相联的又是一券门,也用砖封砌,入内便是隧道券,为隧道最后部分,也是地宫外第一室,平面方形,边长约8米,地面和墙都用石条铺砌,上用砖起拱,由地面至拱顶高7米多。隧道券北面赫然高耸着一座大门,是定陵地宫的门户。
地宫大门全用汉白玉砌筑,门楼檐瓦、橡枋、脊兽雕刻精美。每扇石门高3.3米,宽1.7米,重约4吨。门上刻有纵横9排门钉,还雕刻兽首衔环,望去洁白光润,庄严华丽。石门制作不仅工整细微,而且十分合理。门轴一面较厚,无形中加粗了门轴,使其能承受更大的重量;铺首一边较薄,既减轻石门重量又降低了门轴负荷,使沉重的石门开启轻便容易。石门内侧与铺首相对的地方,有凸起部分,门内正中的地面上有凹进的石槽,是为承托顶门用的“自来石”而设置的。当入葬完毕封墓时,先将“自来石”下端立于地面石槽内,上端紧靠正在关闭的大门内侧,待大门关上,自来石即自动下落,顶住石门内侧凸起部分,大门就再也推不开了。地下宫殿距离地面27米,总面积1195平方米,它是由5个高大宽敞的殿堂联结组成,全部采用筒形石拱结构。前殿和中殿联结而成一个长方形的通道,后殿则横于顶端。3殿之间各有1道石门,结构用材都与地宫入口大门相同。前、中殿由地面至券顶,各高7.2米,宽6米,共长58米。地面以“金砖”铺砌,“金砖”又叫澄浆砖。据史书记载;“金砖”所用泥土需长时间浆洗、浸泡、筛箩,质地特别细腻,烧制也十分烦琐。一窑“金砖”要用几种枝柴烧130多天,出窑后还要浸以桐油,因而铺在地上,光润耐磨,越擦越亮。中殿放置3个汉白玉宝座,中间1个满雕云龙花纹,是万历帝朱翊钧的,两旁2个刻着凤纹,是孝端、孝靖两皇后的。宝座前面摆有3个作为长明灯使用的大龙缸。此外有1个香炉,2个花瓶和2个烛台,都是黄色琉璃制品,称之为“五供”。
中殿两侧,有甬道两条通向左右配殿。左右配殿和其他殿堂一样也都高大宽敞,全用石头起券,高7.1米,宽6米,长26米。配殿一端各有一道石门,外面用砖封砌。配殿中间各垒有汉白玉棺床一座,可是并没有安放棺椁。
后殿是地宫的主要部分,也是最大的一个殿,高9.5米,长30.1米,宽9.1米,地面上铺的是磨光花斑石,迎面棺床上放置着朱翊钧和两后的棺椁,还有26只装满许多精美手工艺品等殉葬物的红漆木箱。
定陵地宫采用纵间大殿三重,左右列配殿的布局,与面上的宫殿坛庙相同。所不同的是由于在地下,建筑结构受到限制。定陵地宫用筒形石拱结构,承受土压力是合理的。像定陵地宫这么大规模的石拱券,历经400年,无一处石块塌陷;地宫四周虽无较完善的排水设备,可里面很少出现积水现象。这些都是极不容易的。地宫内藏有遗物3000多件,不少是极其珍贵的艺术品,人们称它为“地下宫殿”。
明十三陵建筑既是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也是统治阶级专制的罪证。建陵伊始,原来住在天寿山下康家庄的农民被赶走而流离失所。建陵过程中,大量建筑材料的采运更是十分艰难。修陵用的高级木材大多生长在我国西南山区,木材采伐后,要赶山洪浮冲出山,再经江河转运到北京。大型汉白玉、艾叶青等石料取自百里外的房山,花斑石采自河南、河北等地。沉重的石块无法启运,要等到冬季,沿运输路线,边开路边凿井汲水泼在路面上,建成冰道,再由千百人挽绳拖移,滑至陵区。修陵所用砖大都来自山东临清。官吏对陵砖的尺码,重量都有严格规定,并需经官员检验,要“敲之有声,断之无孔,方准发运”。明十三陵200余年的修建过程中,耗费的资财难以估量,给劳苦大众带来了沉重灾难,无数人为此葬送了生命。
解放后,十三陵这块皇室“禁地”,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6年,定陵经发掘后正式建立了定陵博物馆。1958年,在这里修建了著名的十三陵水库,于是红墙黄瓦,碧波涟漪,青山绿水,甘泉畅流。每当春暖花开,苍松翠柏,桃杏如绵;秋天柿子成熟,漫山遍红,古老的十三陵吸引着络绎不绝的中外游客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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