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民风与侠的人格相互影响

二、地域民风的熏染

诚如上面所讨论的，侠的人格形成，从根本上说与这一社会人群自身所秉受的气质才性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如果要进一步追问，这种气质才性何以生成，在何种情况下得以显现，显然就应该将视野拓展到侠诞生于斯腾跃于斯的具体活动环境了。先让我们从侠生活的自然环境，以及在这种自然环境基础上形成的民俗民风来说吧。

黑格尔曾经在《历史哲学》中提出“历史的地理基础”问题，他说：“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假如把自然的联系同道德全体的普遍性和道德全体的个别行动的个体比较起来，那么，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联系，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作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密切的联系，这个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成以及采取的地位。”在这里黑格尔明确指出一个地域的自然基础，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形成的类型、性格，有着某种密切的内在联系，而这恰恰是一种助成大而言之是民族，小而言之是某一社会群体独特精神产生的必要条件。虽然黑格尔是就世界各民族范围而言，但我们考察侠的人格形成与地域民风的关系，仍可以从中获得启发。

对地理环境之于民风民俗的影响，中国古人早有论及。《礼记·王制》就曾指出：“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但就一般情形而言，川岳分区，风气间阻，让他们更多看到的是，自古以来汉民族在地理环境上明显存在着的南北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造成的南北方人气质才性的不同。如以为南方，即荆扬之南，“其地多阳，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刚猛，恒好斗争”^[33]，“江南土薄水浅，人心嚣浮轻巧；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强愎狠戾”^[34]。宋代庄绰据以总结道：“大抵人性类其风土。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清浅”^[35]。一直到清末，类似“北方风气刚劲，任死不屈，然得其正，为忠臣，为义士，否则必流而为盗”的论说^[36]，仍不时可以听到。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往往很自然地会将北地与游侠作某种联想。不是吗？“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似乎侠就应该北产，侠的人格就应该是北方汉子的人格，北地秀出的英雄烈士的人格。这样的看法，作为一种艺术想象本无可厚非，也有一定的史实依据，然要据以解释侠的历史成因的全部，则未免失之过简。且不说南方也产游侠，即如北方之出侠士，原因恐亦非一个水土可以说尽。由此，其人格的成因，也不能由此水土涵盖。

其实，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司马迁已经尝试就地域的角度来解说社会风习的形成原因了，其中也有对游侠成因的个案分析。他的论述不死扣地域上的南北之限，而将眼光推向更广阔的生活场景，那被生活的多种因素纠合而成的场景。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他通过对具体地理状貌的分析，指出一定的地域能养成有一定稳定性的社会习俗，而这习俗因不仅具有纯自然的品性，还为生活在其间的人所习得，所执行，由此，他们的行为举止风格作派必然会带上这种地域风俗的鲜明印记。侠挺生其间，自然也会与该地特殊的地域氛围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三河之地，“在天下之中，若鼎足，土地狭小，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北贾之种、代，“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又中山，“地薄人众，民俗▌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比如野王，因秦拔卫濮阳，徙其君于此地，故“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如燕，“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又如齐之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在这里他所提到的，用以分析该地方所以滋生游侠的原因，大致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即地理形势、地貌结构上的原因，民族构成方面的原因，还有人口比例及迁徙方面的原因。他的这一解说，无疑提供给人一个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经典样板。

下面，就从上述三个方面构成的自然环境因素，来解析它对中国历史上侠这一社会群体生成的具体影响。

首先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地理环境，它包括地理形势、地貌结构以及其他相关的自然条件。人的气质才性的生成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在世界另一个文明发祥地希腊，就曾有一位名叫希波克拉底的，从人相学上将人类分为树木茂密水源充分的山岳型、土地贫瘠的缺水型、草地沼泽型以及开阔而排水良好的低地型。其所作《大气、水和环境的影响》认为其中如“在多山多石而雨量充足的高山区，气候季节的变化很大，这里的居民易于有巨大的身躯，生来适于勇敢和坚忍”；“在布满潮湿草原的闷热的低洼地区，居民习惯于热风而不习惯于寒风，习惯于饮温水，因此他们的身体既不巨大又不瘦长，而是很结实，多肉而且黑发，面容黧黑而不白，在生理组织上多胆汁质而少黏液质。在他们天赋的性格里勇敢和坚忍的成分不一，但由于其组织特征，也可以产生出来”；而“在起伏多风而雨量充分的高原区的居民，一定是身材粗大而彼此都很类似，在性格上有些懦弱而驯良”。他得出的结论是：“你会发现人的身体和性格大部分都随着自然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以后，法国的丹纳在《艺术哲学》中，也论及自然环境与民族心理、性格的关系，认为如日耳曼民族在高山森林和风浪多变的海岸之间，寒冷潮湿，所以忧郁并倾向于强悍好斗；希腊民族的生活环境气候宜人，大海风平浪静，所以其人性格温和。让·博丹《论国家》更直接地指出：“某个民族的心理特点决定于这个民族赖以发展的自然条件的总和”。尽管上述论说有过多的经验色彩，要将之推展为普遍性原则颇难成立，特别是它把人的心理行为与自然界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简单化、绝对化，并不能为现代学者完全赞同。但是，不管怎么说，它那些并非出于臆断的结论，它思考的方向和方式，对人们仍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即地理位置的边鄙，地理形势的阻绝，地貌结构的险峻，往往是该地民风果劲轻急的重要的外部条件。如《隋书·地理志》载益州“其地四塞，山川重阻，其人敏慧轻急”；雍州之平凉郡及河西诸郡，“地接边荒，多尚武节”。《通典·州郡典》载古南越“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其性轻悍，易兴迷节”；“并州近狄，俗尚武艺，左右山河，古称重镇”，这与前及西人所述颇有相似之处。其他类似的还有，《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载：“丹阳山险，民多果劲，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之腾木也”；明何乔远《闽书》载“永安▌岩峭壁，俗视他邑为轻剽”。《晋书·华谭传》载“吴阻长江，旧俗轻焊”。而冯梦龙在所作《寿宁府志》卷上《风俗》中，更有如下的论说：“寿邑山险而逼，水狭而迅，人感其气以生，故强悍而量窄，虽锥刀之细，骨肉至戚死不相让。不知法律，以气相食，凌弱蔑寡，习为固然。”

当然，他们所列举的有些是与其他因素混杂在一起的，如下面还要提到的民族、政教等因素。但不可否认，这种自然地理环境确实制约了人们体质、气质的构成，并最终能使一种任强尚力，乃至轻急果侠的风气得以广泛风行。而相对而言，如扬州之地“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很自然地造成了其人“不暇先争”的谦让风习^[37]。衡之以常情，这种说法是可以信从的。在衍展坦荡的沿海平原，农业大多发达，鱼盐之利，商业之繁，都使得人愿意依托土地，过稳定的生活，由此造成人知足安分宁静内敛的个性。有的人不甘原位，进而坐商行贾，求什佰之利。加以交通发达，主导文化和普遍性习俗因易于流布而得深入人心，所有这些，都使尚力任强或强蛮不遵法度，较少获得人们的认同。由此，与之相关的果劲轻急的习性也就不易形成。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在地理环境诸因素中，古人对土地丰瘠之于民风的关系特别重视和强调，《国语·鲁语下》就有所谓“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一说。《淮南子·地形训》结合水土论“土地各以其类生”之理，也指出“轻土少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是故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土人丑”。他们认为一般地说，土地涩重必瘠，与此相带连的是水之湍急必浊，这些都会影响及于人的形貌与言行，并对其性格、心理产生某种深刻的规定。《隋书·地理志》结合具体的地域区划，进而指出：“前代称冀幽之土钝如椎，盖取此焉（指其人性伤于迟重）。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生死，亦出于仁义”；又谓冀之河东郡“土地沃少瘠多，以是伤于俭啬。其俗刚强，亦风气使然”。何乔远《闽书》亦说：“尤溪万山之中，土瘠收薄，民多负气剽悍……”。联系前及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谓“地薄”、“地重”，也即土地贫瘠和土地厚涩之说，则自然地理环境，特别是土地贫瘠形势阻绝的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同时构成人的行为环境、心理环境，实属显而易见。因此，这些地区成为侠者辈出之地，是自然而然之事。

其次，来看民族生存环境与游侠及其所禀性格习气之间的联系。我们知道，以河谷和草原为天然界线，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对峙，北方游牧文化在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可以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北方游牧少数民族与汉文化圈冲突、融合的历史。这种冲突与融合在文化上的积极意义，就在那些晚进的北方少数民族，如先后兴起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以其健旺强悍的原始生命力，在为中华民族混入新血统的同时，刺激了汉民族自身在文化上的更新与发展。其实，我们在举述司马迁关于游侠成因的个案分析时，就已经涉及这一点。司马迁所论述的种种情况当中，所谓“边胡”、“被寇”、“迫近北夷”，实际上正道出了在各少数民族环伺下，汉民族的生存环境与游侠挺生的关系问题。以后，《汉书·地理志》论秦地“迫近戎狄”，所以“高上气力”，也正有见于此。联系《诗经·秦风》多言战备，均可见秦人尚武精神之由来。据此，我们可以说，早在游侠的诞生期，那种华夏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直接对峙的张力，对此一特殊社会人群的影响已经存在，这影响并进而对游侠人格的确立，有根本性的铸范作用。

位于山西高原上的晋地，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它的北部边境与蒙古高原相连，又多纵向谷地，春秋之世可以说一直与戎狄相对峙，所谓“晋居深山之中，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38]。在这种情况下，正如范燮所言：“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39]，因而晋国是一个全民尚武的国家。《荀子·议兵》就曾详细记载了该国贵族魏氏如何拔武士的情况，其测试的要求十分严格，“以度取。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而一旦入选，“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即免除徭役和赋税，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与其说这是其人生性好战，不如说是受到好战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刺激或挑战，不自强无以自存。以后，三卿分晋，与中山对峙的赵武灵王干脆“举朝实行胡服，得地改为骑邑”，以振厉尚武的精神。他用一整套战备在国内进行改革，实际上也是想在抗衡中吸收游牧民族的文化以自强自新。因此，作为产生游侠的摇篮，说这里的民风剽悍骁勇，固然有其地理环境上的因素，但作为与北方少数民族对峙冲突的前沿，该地最先最强烈地感受到游牧文化那粗狂强悍的原始生命力的震荡渗透，这对游侠的崛起并代代无绝，显然也构成了重要的影响。或者说，这种民族对抗本身，就是侠之崛起的一个主要动力。

公元304年，匈奴部落领袖刘渊在山西起兵，建国汉，后其子刘曜灭西晋，五胡之乱肇始。公元398年，北魏拓跋氏迁都平城（今大同），据此统一了北方。公元607年，被认为多少混有异族血统的李渊，以山西留守起兵反隋，就此建立起强大的唐王朝。所以，山西高原是汉民族与匈奴、鲜卑、羯、突厥、契胡等少数民族交往冲突最剧烈的地方，又是各割据政权的中心。民族间的战争，给这里的剽悍风气以极大的激发，以至“人性劲悍，习于戎马”^[40]。而由此往东，直至古幽州之地，因为都与北方少数民族直接毗连，其风习也莫不如此，“离石、雁门、马邑、定襄、楼烦、涿郡、上谷、北平、安定、辽西，皆连结边郡，习尚与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41]。相同的意思班固表述得更为明白：(www.xing528.com)

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42]。

这就是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一说的由来，也是历代文人吟咏不止的“幽并游侠儿”的真正来历。

“五胡”内迁分布

总之，经历了“五胡乱夏”之后，从南北朝一直到隋唐，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实际上是汉文化圈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愈演愈烈的南侵，而最终内侵的北方民族与汉族实现大融合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无论在各统治集团的上层，还是广大的底层社会，都弥漫或盛行着一股任侠之风。并且，因为是与整个社会好尚武力的背景，乃至所谓的边塞情结相关，这种风气的弥漫盛行还给中原本土悠久的任侠传统，注入了一种新的内涵。当然，相比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纯粹的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弱，而且总是与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而所谓种族问题虽然偏属人的自然属性，又与社会属性密不可分，但晚进少数民族突入汉文化圈，使最终成形的新汉族溶入异族血统，并涵盖及于从皇室到下层老百姓等所有社会人群，最终给汉民族文化精神的变异带来大刺激，这一点还是显然存在的。它多少能够说明民族的冲突、融合与任侠风气之再兴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以此我们考察北朝人的好尚游侠，便可发现，这与他们朴野刚烈的性格以及统治集团的好尚武力大有关系。如《洛阳伽蓝记》载当时北魏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一股清新并郁勃的朴野之气跃然纸上。而北魏薛修义“轻财重气”，“招召豪猾”，卫操“少通侠”，刘仁库“少豪侠”，郭琰“以通侠被知”，沓龙超“性尚义侠”，也都粗朴劲质，不涉轻敏。至若北魏李显甫、李元忠父子，北齐高翼、高乾、高昂父子，北周卢文伟、卢怀道、卢宗道父子，或为州郡冠族，或为在朝显宦，两代行义为游侠，都与他们受特定的生存环境的激发有关。而当时北魏孝明帝有诏，“能募得三千人为别将”^[43]，则可证明朝廷对这种豪放、勇武和侠义风气的重视和提倡。

再拿前已提及的大诗人李白来说，他那鲜明的任侠个性，似也与他禀异域之气而生有关。尽管，没有可靠史实证明是独特的地域民风养成他恣意任侠的性情，但联系他出蜀后集中绝无思亲之句，且鲜有念及兄弟姐妹之辞；一生四娶，并未见有多少室家之顾，后世研究者如日人笕久美子在《李白结婚考》中因此以为他“是一个对家庭不负责任，与家庭不相称的人”。他仗剑周游，结天下英豪，效法游侠行事，“东游淮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遭友猝死，“猛虎前临，坚守不动”，“白雪泣赤刀，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44]。如此轻财好施，存交重义，并敢于托身白刃，杀人红尘，或许真是自小浸润边鄙尚武侠风熏染的缘故。人有以其“眸子炯然，哆如饿虎”之相，指实他本西域胡人，如陈寅恪也如此认定^[45]。其实，撇开这样的是与非是，但其生于异域这层背景，便足以让人对他的侠烈有一份特别的联想。

当然，要特别说明的是，如上论列并不表明只有北边地域及那里的少数民族，才对中原尚武风习和游侠崛起有影响。事实是，中原其他周边地区少数民族，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汉民族尚武精神的发扬和豪侠义士的崛起起过推动作用。如《隋书·地理志》所载梁州汉阳郡以下，“皆连东氐、羌，人尤劲悍，性多质直”，其情形一如幽并。而《通典·州郡典》所载如古雍州，“其安定、彭原之北，汧阳、天水之西，接近胡戎，多尚武节”；古荆州，“杂以蛮僚，率多劲悍……民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这些材料虽不足以证明尚武劲悍风气所催生的必定都是侠，但有一批任侠之士正受此环境习尚的激发，当是无疑问的。由此可知，在突出民族生存环境之与侠产生的对应关系时，除北地外，其他地区少数民族的影响力，也实在不容忽视。

再次，从人口地理学角度来看一下特定地域的人口分布对该地域民俗民风的影响。可以发现，无论是因地处荒远、文明程度较低的穷乡僻壤，还是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都市集镇，但凡人口密集四民聚居之地，也较容易孕育一种刚狠好斗争抢不让的习俗，并由此肇致尚力任强恃气任侠风尚的弥漫。

在中国古代，至迟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感受到人口密集的压力了，正是这种压力，使此后封建社会中，游民成了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因为地少人多，生计发生困难，一些人不得不离开桑梓，或异乡安身，耕稼活口，或进入城市，为商为工。战国以前，城市规模一般不太大，地无过三百丈，“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46]。但以后因游民及其他流动人口的涌入，其数量及规模急速膨胀。中国古代这第一度城镇膨胀带来的结果是，一批规模超过此前许多的大城市开始出现，如赵之邯郸，魏之温、轵，燕之涿、蓟，楚之宛、陈，等等。齐都临淄，居民达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更极一时之繁华，为当时翘楚。

由于一个地区人口过于密集，“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47]，人们不免“争于气力”，由此导致尚力任强蔚成风尚。司马迁在分析中山一地的情况时，就曾指出该地“土薄人众，……民俗▌急”，于是作奸犯科任侠使气者也多，就是一个例子。又《隋书·地理志》也载京兆郡以王都之地，五方杂处，人口繁滋，以致“豪强者纵横”，“盗贼不禁”。前此，我们曾一般地指出北人较之南人更多豪侠，其实，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判分。先秦以来，吴越之地百姓也皆好勇，擅用剑，轻死易发，不逊北人。以至唐景有“文为儒宗，武为将帅”之说^[48]，华谊有“吴有发剑之节，赵有挟色之客”之谈^[49]。《郡国志》并有“吴俗好用剑轻死，又六朝时多斗将战士”的记载。究其原因，恐怕也与其地人口密集供养不易有关。后来福建地区更多这样的例子。自南宋以来，这一地区人众地寡的矛盾十分突出。何乔远《闽书》尝谓“福清背山面海，多卤湿，有海舶之利，其人刚劲尚气”。由于民风果劲，为气任侠者众，又颇有为生计铤而走险者，福建因此被统治者认定是强盗特别是海盗出没的地方。

这是一层意义上的人口集中，即数量集中。还有一层意义的人口集中，即构成集中。豪强任侠之人因被迫迁徙等原因而相对集中，也会影响一地民俗的刚柔。如自秦惠文帝、秦始皇起，一直到汉高祖、武帝，他们或徙豪强于蜀，或徙奸猾于五陵，皆曾造成该地游侠之风的风行。南阳、颍川一带，秦末迁来大量“不规之民”，使原来“忠朴”、“敦愿”的民风大变，俗杂好事，任侠成为风气。著名大侠赵调及其党徒就活动于这一带。后来更有灌夫，宗族宾客同为豪侠，横行乡里。正因为其地“多豪侠”，号称“难治”，“国家常选良二千石”前往镇压^[50]。宣帝时，朝廷以赵广汉为太守，赵“为人强力，天性精于吏职”，到任后，即对原、褚二姓豪侠首领予以严惩，然后再令其他为侠者相互告发，遂使一郡震慑，其地风气稍变。而蜀地侠风，历汉唐不衰，也与“秦之迁民皆居蜀”^[51]，“辄徙其豪侠于蜀”有关^[52]，秦汉时大量豪侠、罪人迁蜀，自然对该地民俗土风产生影响，加以蜀道艰难，“其地四塞，山川重阻”^[53]，商人行贾多需交结侠客以自保，遂造成那里侠风盛行不衰，唐时陈子昂父子为侠，或正受此风习影响。此外，像战国时孟尝君在其封地齐之薛邑“招致天下任侠、奸人”“盖六万余家”，虽与被迫迁徙的性质有别，然其同样属于所谓的构成集中，司马迁在实地考察该地时，就指出“其闾里率多暴桀子弟”^[54]。

另外，还应注意到一种情况，那就是在始原文化得到较多保存的地区，或者文化开发较晚的地区，平民百姓为求生存，尚不能脱离与大自然和同类的较量，由此争于气力，也容易滋育出任侠之士和豪侠之辈。他们以强力相高尚，如前面司马迁提到的卫地百姓，不免“好气任侠”。还有，在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尚未完全转移到南方前，古为蛮楚之地的徐、扬两地，也盛行任侠风气。《隋书·地理志》载徐州，“考其旧俗，人颇劲悍轻剽，其士子则挟任气节，好尚宾游，此盖楚之风也”；扬州“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浮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三国志·魏书·刘晔传》也谓“扬士多轻侠狡杰”。至楚越之地风俗，则纯然“好勇，其俗赴死而不顾”^[55]。又“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其人性并轻悍，易兴逆节，椎结▌踞，乃其旧风”，想必也是侠风弥漫的。

综上所述，一定的地域习俗对人性情的养成有重要的影响。就地理条件而言，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所说的，它是人类历史发生的前提，“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这存在又必须有“自然基础”，包括“人们自身的生理特征”和“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而所谓基于一定的风土，人居其地，习以成性，又构成一定的社会习俗。习俗作为一种文化，对人性情养成的作用，相对风土而言无疑要更直接一些。古代幽并燕赵之地，基于土地贫瘠，形势阻绝，人民形成刚狠好斗尚力任强的习俗，这种习俗对侠的产生无疑具有催生作用。侠的存在既是这种地域民风集中典型的体现，又转而影响该地社会风尚更趋重气任侠。正是在这种双向通流的过程中，侠的队伍日渐壮大，侠的人格也日趋清晰、完整和饱满。